【新唐人2012年12月16日讯】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其中提出了“切实改进会风，力戒空话、套话”的要求。
其实，中共自建党以来，就自成一套独特的话语系统。只是建国后成了执政党，这套话语系统才演变成中共各级官员赖以“安身立命”的“官话体系”。而中共的“官话体系”内容，是随着时代而变的。不过，越往后，“官话”中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就越多，其公信力就越“式微”，相信的人就越少，最后，连官员们自已也不相信了。当然，“官话”中“假、大、空、套”比例的递增，是和官员们对自己的政治信仰口是心非、渐行渐远甚至背道而驰的程度成正比的。比如重庆那个“厅级官员”雷政富，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请看雷政富是怎样说的：“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行慎独、慎始慎终，认真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了这种信仰，才能正确对待个人名利，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脚踏实地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前进。”
至于雷政富是怎样做的，全国人民已经有目共睹，就不用再说了。
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提出力戒空话套话，自然可喜可贺，这不仅仅是改进文风会风的问题，而且可望改变官员们扭曲畸形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分裂的人格。然而，以笔者陋见，如果不把当今“官话体系”中的“假、大、空、套”的根子挖出来，放在阳光底下晒一晒，恐怕“力戒”，是很难奏效的。
不过，如要对共产党“官话体系”中的“假、大、空、套”四话追根溯源，恐怕要追踪到共产主义学说的老祖宗——马克思头上。
在德国的海格特公墓，一位伟人的墓碑上镌刻着两句话：石碑上方，用英文镌刻着《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碑下方，则是这位伟人在在其所着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句著名的结尾：“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正是这句寥寥25个字的“结尾”，决定了以这位伟人学说为理论基础和政治信念的各国共产党的历史宿命。
我们知道，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命题，最终落实到了他的政治学说上。在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大致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中，惟有最后一个还没有实现或只进行过局部尝试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自发“生成”的，而是要经过人类有意识的自觉努力，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等过渡环节最后实现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全部价值核心，就是为这场“解放全人类的最后斗争”提供理论基础。
马克思本人并不是一个制造“假、大、空、套”话的人，相反，他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勤奋研究使他成为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但再杰出的思想家发现的也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理，其中的谬误是不可避免的。而马克思的最大谬误，恰恰在于他对人类大同世界的共产主义构想，在于他关于如何抵达这个大同理想的具体路径的理论阐述。请看，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如何实现的推论有着如下几条极为虚妄的历史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最后的阶级斗争；二、无产阶级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统治和民主，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三、但是，无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而是由无产阶级掌握了社会科学的武器，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一步一步实现的；这是人类的最后斗争，整个人类社会将通过这场斗争获得最终解放。
马克思把人类最后解放的全部希望诉诸于无产阶级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了他的学生列宁那里，就演化为最为关键的两条：其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伟大、最成熟的科学社会主义真理，也是惟一能够引导人类走向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二，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并运用它指导无产阶级进行解放全人类斗争的，惟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及其领袖集团。
人类对自身社会的真相和规律探索了数千年，至今仍然处于十分粗浅、十分幼稚的状态，难道天下掉下了一个马克思，就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大体给发现了？而且还找到了“人类最后解放”的道路？这不是神仙是什么？与此同时，能够掌握这个科学理论的武器、带领人类全体“羔羊”走向他们天堂的人选也是特定的，那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这个党不是“救世主”、“大救星”是什么？
可见，一个天大的“海口”，就这样在马克思到列宁之间那个特定的思维逻辑中不经意间被夸下了。我们知道，由一个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通过阶级斗争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这个历史运动模式，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梦呓。首先，“共产主义”这个大同世界，在预想中是通过人为地消灭人类延续数千年的私有制、建立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来实现的，实质上是从根本上违背人类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这一点，无须多说，二十世纪各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惨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次，由一个政治集团“带领”全体人民去实现所谓大同世界，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极其荒谬。人类社会中任何阶级、阶层和任何政治集团、任何政党，尤其是掌握政权的，都会被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左右，在没有民众严厉而全面的监督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做到“天下为公”。因此，谁也没有资格、能力担负这个“领导”责任。与此同时，当一群羔羊“必须”由几只至高无上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头羊”带领着奔向它们的天堂时，羔羊们得到的绝不会是“最后解放”，而只能是新的奴役。其三，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发现和掌握，为什么偏偏是一个特定人群的专利？而其他人群为什么就命中注定地要被挡在社会科学真理的大门之外？是因为“阶级”的局限性和阶级利益的掣肘吗？那么马克思列宁是什么阶级出身？共产党掌了权，它就不受权力的腐蚀和掣肘吗？
因此，当这个政党以“解放全人类”这个天大的海口为理论设计进行“改造世界”时，这种“政治实践”的真实性质和真相，往往和那个“天大的海口”截然不同，谬之千里，完全是两回事儿。而各国共产党各类大同小异的“假、大、空、套”四话的源头，正是出自于这种“天大海口”和“实践真相”之间的“谬之千里”之中。问题在于：关于由某些先知先觉、某些“大救星”、“救世主”之类的英雄人物出面拯救整个人类的苦难，并带领人类走向人人幸福的大同世界的幻想，在人类的愿望中层出不穷，不知凡几，然而像共产党这样以一个缜密的理论体系和组织系统进行的大规模真刀实枪的政治实践或社会实验的，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些政治实践和社会实验虽然和其指导理论——“夸下的海口”之间“谬之千里”，但在各国各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特殊情形中，呈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况。共产党有些政治实践，成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不可或缺的片断，或者成为国家、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正面因素，有些政治实践，则引发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有些社会实验，浪费巨大徒劳无功，陷于无休止的穷折腾之中。因此，“假大空套”四话出现的方式、性质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危害程度，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下面不妨例举一二。
第一种情况：在人类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领域里的一些知识、一些规则甚至一些规律并非一无所知，甚至有着相当的掌握。如中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天下大势，中能知人善任，还通晓权术政治、军事兵法。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和规律，也能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社会的发展，办出大事业。当然，他们最大的认识盲点，是身受历史的局限，不仅缺乏对世界、历史、社会总体性质的把握，而且缺乏对自身的认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在共产党中，也不缺诸葛亮式的人才。在特殊的民族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也能运用所掌握的社会知识和政治规律推动社会发展，干成大事业。问题在于，他们偏偏把自己掌握的那些知识和规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层面上的社会科学规律，说成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当下社会和历史性质的全面、总体把握，而把自己干成的那些事业，自然说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说成是“人类最后解放事业”中的一个步骤了。这样，至少“四话”中的大话假话便应运而生。比如，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抗击日军的确流了血、流了汗，做出了业绩，为民族解放作了贡献。但如果因此说，抗日战争完全是在中共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只是躲在峨嵋山上坐享抗战成果，胜利后就下山摘桃子，那就是吹牛不上税的大话、假话了。如果因共产党参加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就进一步断言，当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胜利，并必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是理论上的大言不惭和虚妄之言了。再比如，毛泽东和蒋介石争夺天下，所运用的知识和政治规律大抵属于中国数千年皇权社会流传下来的极其丰厚和诡异的政治经验和传统权术，却偏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将其层层包装起来，而且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行动都要进行如此包装，每一名干部每一名战士都要按照这种理论包装的话语系统说话，如此，一打一打“戴帽穿靴”的官话、套话、大话就出来了。而毛泽东干成的“大事业”虽然在性质上具有“现代化”的诸多因素，但在历史本质上和以往“农民起义”争夺天下“坐江山当皇帝”没有什么两样，尤其是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作为无出朱元璋之类左右。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也同样存在。在几乎颠覆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系统、实质上在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课，却偏要作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解释，并仍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于是，“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接踵而来。而各级官员所干的那些既要市场经济、又要行政垄断；既要政绩、又要致力“民生”的面子、既要土地财政、权力寻租、又要“权为民所谋、心为民所系”美誉的诸多不伦不类的事儿，都必须用“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帽子、靴子、外套层层包裹起来。于是，现代中国大陆都有一种特别诡异、特别奇特的现象：官方的、最权威的话语系统往往全是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套话，光从字面上理解，你根本无法了解大陆真实的民情、社情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真实情况，只能凭经验猜测。而各级地方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都在重复同一套官话，从这些官话中你同样无法了解各地不同的社情民情及其他情况。这里不妨摘录一段中共地方“市委”的一次“全会”内容：“全会充分肯定了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常委会的工作。全会认为，市第六次党代会以来，市委常委会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新的跨越目标’，全力做好稳增长、转方式、抓创新、惠民生、促和谐各项工作，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巩固发展了政通人和、安定和谐的好局面。”请看，这些“总体解释”、“总体把握”的“套话”，基本上是从中央精神的全套话语中层层“套用”下来的。把这些套话通篇读下来，对这个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情况、主要问题、特殊情形，你依然是一头雾水。
可见，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对世界的解释”和“被解释的世界”之间严重不符，是共产党理论体系和宣传口号中“假、大、空、套”话泛滥成灾的根本原因。
第二种情况：我们知道，共产党理论体系中的所有“四话”，都不会停留在“解释世界”上，而产生于“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互动之中。因此，当“对世界的解释”和“被解释的世界”之间不是“严重不符”，而是完全相左时，即眼前这个世界被极其荒谬的“解释”强行“改造”时，就会引发巨大的社会祸害和民族灾难。尤其当这种“解释”化为“口号”推动“改造”、并衍化为各级官员口中最为恶劣的“假、大、空、套”话时，这时的“四话”就不仅仅是吹牛皮说大话了，而是成为制造人间灾难和悲剧的极残忍的语言利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三面红旗”运动，就是这种情形的典型。手头正好有《炎黄春秋》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民主柬埔寨”时期的日常生活》一文，其中的情形也非常典型，不妨摘录一段如下：“红色高棉宣称只有纯洁的人有资格来建造革命。刚一夺得政权，他们就逮捕和杀害了数千名朗诺将军领导的‘高棉共和国’政权的士兵、军官和文职官员。这些人被 视作‘不纯分子’。在随后的三年里，他们处决了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少数民族如占族、越南人和华人，还有大批他们自己的战士和党员——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在柬埔寨共产党的1976年‘四年计划’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国的每公顷土地上产出三吨大米。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一年的全部12个月里种植和收获水稻。大大多数地区，红色高棉强迫人们一天劳动12小时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够量的食品。”这里例举的还不到红色高棉统治的几年内柬埔寨人民所受苦难的百分之一。
第三种情况：在列宁的“过渡”模式中，共产党“改造世界”最神奇的杠杆或工具是什么？是权力。是“领导”普罗大众的“领导权”，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统治权”。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共产党必须是惟一掌握全部权力的政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其核心价值说穿了并不是解决无产阶级或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地位和民主问题，而是解决共产党的权力问题。因此，从夺取政权到巩固、维系政权，是共产党实现“改造世界”的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既然如此，“党”被政治权力的各种内在逻辑绑架，抑或最终沦为权力的奴仆，也就势在必然。这个问题要分政治道德和伦理道德两个层面讲。我们知道，在人类专制时代，政治权力是所有专制者、独裁者、野心家疯狂追逐和争夺的东西，因为谁只要独掌政治统治权，谁就不仅拥有对他人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拥有为所欲为、天马行空、穷奢极欲的大权。因此，对人类社会来说，权力是一个最为险恶的陷阱，而独裁者、专制者以及各类政客野心家们争夺权力的斗争，也最为自私、黑暗、冷酷、血腥、残暴。因而，共产党在掌握权力进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天堂般的好处。结果是什么呢？是“党”为实现理想的几乎所有努力，都会可悲地沦为围绕权力进行的各类争夺和斗争。十月革命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人血腥剿灭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所有俄国其他政党时是如此；斯大林为维护自己的独裁从肉体上残酷消灭党内所有“反对派”时也是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以“审干”“抢救”运动给延安几万干部洗脑时是如此；“民主柬埔寨”时期波尔布特在党内外进行大规模屠杀和清洗时也是如此。
因此，在政治道德层面，各国共产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双重人格。一方面，他们必须以人类最后解放的领导者和理论家身份出现，来组织任何一项“改造世界”的运动，另一方面，当这些运动演化为各类自私、血腥、残暴的权力斗争时，他们的实际身份则无一避免地沦为专制者、独裁者、政客、野心家。而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人格，决定了他们的政治道德面貌同样是双重的，两面的，其中真实、卑鄙、血腥的一面往往被正义、伪善、“伟大”的一面所掩盖。因此，他们“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说教和话语系统，必须具备下面三个条件：其一，必须以总体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出现，从而获得权力合法性来源和人类社会终极正义的代表性；其二，必须同时具有“棍子”、“帽子”、“刀子”的打击力和“战斗性”，给党内外的所有政敌以毁灭性的打击和消灭；其三，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必须具有无可置疑的神圣性，使他们像崇拜圣经一样对之顶礼膜拜，像信奉天条一样对之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将这套说教提炼成简洁的“经典”语言，以强力灌输的方式让老百姓入脑入心，念念不忘。这里不妨例举一段此类经典：“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中国大陆凡是六十岁左右的人，恐怕都领教过这段“经典”非凡的“战斗力”和社会功效吧！而当这类“经典”反复在全体官员、党员、老百姓中强力灌输时，它就会变成那个时代所有“大话、空话、假话、套话”的母本。
第四种情况：我们再来看看伦理道德层面。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马克思既然创立了共产主义学说，那么他和他的后继者自然会为一群信奉这个学说、并立志为实现“人类理想”而奋斗的人们奠定新的伦理道德基础。由于“共产主义理想”是实现“人类的最后解放”，作为奋斗者个人信奉的伦理道德，起点必然很高，也必然极其高尚，非常无私。至于这些伦理道德的内容，各国共产党都有类似的一套，诸如“我为人人”、“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勇于牺牲”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在各国共产党人中，有没有真心信奉党的伦理道德、并身体力行、为了理想的确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群体？有！特别是当“革命”之初、“改造世界”的历史本质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时侯。这的确是一个道德非常纯洁、高尚的群体。
然而很快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出现在什么时侯？出现在共产党掌权之后。既然整个党都被权力绑架了，那么权力的一条基本逻辑就会在党的掌权者身上无情地、不可逆转地“应验”。这条逻辑是什么？既“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事实证明，掌权后的各国共产党各级官员的腐败，往往不可逆转地恶化为全面的、深度的吏治腐败。这就产生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群党的官员们是以“伟大理想的殉道者”来展示他们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个人道德品德的，而且具有一套千篇一律的道德说词，而实际上，他们的精神追求已经群体性地背离了政治信仰，改为追奉升官发财了，与此同步进行的是他们个人道德品德的堕落和败坏。于是形成了一道极为奇特的社会景观，官员群体展示他们个人品德的众口一词、冠冕堂皇的道德说教和他们群体性的道德堕落形成的巨大反差，致使作为构建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内容——官方道德伦理话语，沦落为对整个社会道德状况的亵渎和反讽，同时也为风行于中国大陆的“假、大、空、套”话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呢？我想，当雷政富的道德说词诸如“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从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时时处处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行慎独、慎始慎终，认真算好利益账、法纪账、良心账，自觉筑牢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从任何一位其他官员口中千篇一律地说出时，恐怕每一位老百姓都会油然产生大跌眼镜的滑稽感。所谓“人类一开口，上帝就发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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