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16日訊】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出台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其中提出了「切實改進會風，力戒空話、套話」的要求。
其實，中共自建黨以來，就自成一套獨特的話語系統。只是建國後成了執政黨，這套話語系統才演變成中共各級官員賴以「安身立命」的「官話體系」。而中共的「官話體系」內容，是隨著時代而變的。不過，越往後，「官話」中的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就越多，其公信力就越「式微」，相信的人就越少，最後，連官員們自已也不相信了。當然，「官話」中「假、大、空、套」比例的遞增，是和官員們對自己的政治信仰口是心非、漸行漸遠甚至背道而馳的程度成正比的。比如重慶那個「廳級官員」雷政富，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請看雷政富是怎樣說的：「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從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時時處處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慎行慎獨、慎始慎終，認真算好利益賬、法紀賬、良心賬，自覺築牢拒腐防變的道德防線。要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有了這種信仰，才能正確對待個人名利，正確處理好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腳踏實地地帶領廣大人民群眾朝著既定的目標奮勇前進。」
至於雷政富是怎樣做的，全國人民已經有目共睹，就不用再說了。
新一屆中共領導人提出力戒空話套話，自然可喜可賀，這不僅僅是改進文風會風的問題，而且可望改變官員們扭曲畸形的價值觀、人生觀和分裂的人格。然而，以筆者陋見，如果不把當今「官話體系」中的「假、大、空、套」的根子挖出來，放在陽光底下曬一曬，恐怕「力戒」，是很難奏效的。
不過，如要對共產黨「官話體系」中的「假、大、空、套」四話追根溯源，恐怕要追蹤到共產主義學說的老祖宗——馬克思頭上。
在德國的海格特公墓，一位偉人的墓碑上鐫刻著兩句話：石碑上方，用英文鐫刻著《共產黨宣言》中的名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碑下方，則是這位偉人在在其所著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那句著名的結尾：「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造世界。」
正是這句寥寥25個字的「結尾」，決定了以這位偉人學說為理論基礎和政治信念的各國共產黨的歷史宿命。
我們知道，馬克思關於「改造世界」的哲學命題，最終落實到了他的政治學說上。在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發展大致劃分為五個歷史階段中，惟有最後一個還沒有實現或只進行過局部嘗試的歷史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不是自發「生成」的，而是要經過人類有意識的自覺努力，經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最後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等過渡環節最後實現的。而馬克思主義政治學說的全部價值核心，就是為這場「解放全人類的最後鬥爭」提供理論基礎。
馬克思本人並不是一個製造「假、大、空、套」話的人，相反，他極為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踏踏實實的勤奮研究使他成為人類最傑出的思想家之一。但再傑出的思想家發現的也不可能全部都是真理，其中的謬誤是不可避免的。而馬克思的最大謬誤，恰恰在於他對人類大同世界的共產主義構想，在於他關於如何抵達這個大同理想的具體路徑的理論闡述。請看，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如何實現的推論有著如下幾條極為虛妄的歷史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最後的階級鬥爭；二、無產階級通過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階級的統治和民主，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並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過渡；三、但是，無論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還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向共產主義過渡，這個過程決不是一個自發的歷史過程，而是由無產階級掌握了社會科學的武器，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通過對歷史規律的正確把握一步一步實現的；這是人類的最後鬥爭，整個人類社會將通過這場鬥爭獲得最終解放。
馬克思把人類最後解放的全部希望訴諸於無產階級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到了他的學生列寧那裡，就演化為最為關鍵的兩條：其一，馬克思主義是人類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偉大、最成熟的科學社會主義真理，也是惟一能夠引導人類走向共產主義世界大同的科學理論體系；其二，能夠掌握馬克思主義、並運用它指導無產階級進行解放全人類鬥爭的，惟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及其領袖集團。
人類對自身社會的真相和規律探索了數千年，至今仍然處於十分粗淺、十分幼稚的狀態，難道天下掉下了一個馬克思，就把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大體給發現了？而且還找到了「人類最後解放」的道路？這不是神仙是什麼？與此同時，能夠掌握這個科學理論的武器、帶領人類全體「羔羊」走向他們天堂的人選也是特定的，那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這個黨不是「救世主」、「大救星」是什麼？
可見，一個天大的「海口」，就這樣在馬克思到列寧之間那個特定的思維邏輯中不經意間被誇下了。我們知道，由一個政黨「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通過階級鬥爭實現共產主義的世界大同」這個歷史運動模式，在人類的歷史實踐中根本就是極其荒謬的夢囈。首先，「共產主義」這個大同世界，在預想中是通過人為地消滅人類延續數千年的私有制、建立所謂生產資料公有制來實現的，實質上是從根本上違背人類的歷史發展規律的。這一點，無須多說，二十世紀各國共產黨進行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慘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其次，由一個政治集團「帶領」全體人民去實現所謂大同世界，這樣的邏輯本身就極其荒謬。人類社會中任何階級、階層和任何政治集團、任何政黨，尤其是掌握政權的，都會被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左右，在沒有民眾嚴厲而全面的監督的情況下，他們不可能做到「天下為公」。因此，誰也沒有資格、能力擔負這個「領導」責任。與此同時，當一群羔羊「必須」由幾隻至高無上且神聖不可侵犯的「頭羊」帶領著奔向它們的天堂時，羔羊們得到的絕不會是「最後解放」，而只能是新的奴役。其三，有關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發現和掌握，為什麼偏偏是一個特定人群的專利？而其他人群為什麼就命中注定地要被擋在社會科學真理的大門之外？是因為「階級」的侷限性和階級利益的掣肘嗎？那麼馬克思列寧是什麼階級出身？共產黨掌了權，它就不受權力的腐蝕和掣肘嗎？
因此，當這個政黨以「解放全人類」這個天大的海口為理論設計進行「改造世界」時，這種「政治實踐」的真實性質和真相，往往和那個「天大的海口」截然不同，謬之千里，完全是兩回事兒。而各國共產黨各類大同小異的「假、大、空、套」四話的源頭，正是出自於這種「天大海口」和「實踐真相」之間的「謬之千里」之中。問題在於：關於由某些先知先覺、某些「大救星」、「救世主」之類的英雄人物出面拯救整個人類的苦難，並帶領人類走向人人幸福的大同世界的幻想，在人類的願望中層出不窮，不知凡幾，然而像共產黨這樣以一個縝密的理論體系和組織系統進行的大規模真刀實槍的政治實踐或社會實驗的，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些政治實踐和社會實驗雖然和其指導理論——「誇下的海口」之間「謬之千里」，但在各國各民族各個歷史階段的特殊情形中，呈現出極為複雜的情況。共產黨有些政治實踐，成為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不可或缺的片斷，或者成為國家、民族走向現代化的正面因素，有些政治實踐，則引發了人類社會巨大的災難和痛苦，有些社會實驗，浪費巨大徒勞無功，陷於無休止的窮折騰之中。因此，「假大空套」四話出現的方式、性質以及對社會進步的危害程度，也呈現出各種不同的複雜情況。下面不妨例舉一二。
第一種情況：在人類歷史的各個發展階段，人們對社會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領域裡的一些知識、一些規則甚至一些規律並非一無所知，甚至有著相當的掌握。如中國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就上知天文地理，下知天下大勢，中能知人善任，還通曉權術政治、軍事兵法。這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運用所掌握的知識和規律，也能能動地「改造世界」，推動社會的發展，辦出大事業。當然，他們最大的認識盲點，是身受歷史的侷限，不僅缺乏對世界、歷史、社會總體性質的把握，而且缺乏對自身的認識，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在共產黨中，也不缺諸葛亮式的人才。在特殊的民族國家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也能運用所掌握的社會知識和政治規律推動社會發展，幹成大事業。問題在於，他們偏偏把自己掌握的那些知識和規律，說成是馬克思主義層面上的社會科學規律，說成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當下社會和歷史性質的全面、總體把握，而把自己幹成的那些事業，自然說成是「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部分，說成是「人類最後解放事業」中的一個步驟了。這樣，至少「四話」中的大話假話便應運而生。比如，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為抗擊日軍的確流了血、流了汗，做出了業績，為民族解放作了貢獻。但如果因此說，抗日戰爭完全是在中共領導下取得勝利的，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只是躲在峨嵋山上坐享抗戰成果，勝利後就下山摘桃子，那就是吹牛不上稅的大話、假話了。如果因共產黨參加領導民族解放鬥爭就進一步斷言，當今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鬥爭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勝利，並必然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那就是理論上的大言不慚和虛妄之言了。再比如，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天下，所運用的知識和政治規律大抵屬於中國數千年皇權社會流傳下來的極其豐厚和詭異的政治經驗和傳統權術，卻偏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將其層層包裝起來，而且每一個步驟每一個行動都要進行如此包裝，每一名幹部每一名戰士都要按照這種理論包裝的話語系統說話，如此，一打一打「戴帽穿靴」的官話、套話、大話就出來了。而毛澤東幹成的「大事業」雖然在性質上具有「現代化」的諸多因素，但在歷史本質上和以往「農民起義」爭奪天下「坐江山當皇帝」沒有什麼兩樣，尤其是建國後的一系列政治作為無出朱元璋之類左右。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也同樣存在。在幾乎顛覆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話語系統、實質上在補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課，卻偏要作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解釋，並仍然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創造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於是，「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接踵而來。而各級官員所幹的那些既要市場經濟、又要行政壟斷；既要政績、又要致力「民生」的面子、既要土地財政、權力尋租、又要「權為民所謀、心為民所繫」美譽的諸多不倫不類的事兒，都必須用「特色社會主義」、「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的帽子、靴子、外套層層包裹起來。於是，現代中國大陸都有一種特別詭異、特別奇特的現象：官方的、最權威的話語系統往往全是不著邊際的大話、空話、套話，光從字面上理解，你根本無法瞭解大陸真實的民情、社情以及社會各個領域的真實情況，只能憑經驗猜測。而各級地方黨政機構和黨政官員都在重複同一套官話，從這些官話中你同樣無法瞭解各地不同的社情民情及其他情況。這裡不妨摘錄一段中共地方「市委」的一次「全會」內容：「全會充分肯定了市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市委常委會的工作。全會認為，市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市委常委會團結帶領全市人民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緊圍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新的跨越目標』，全力做好穩增長、轉方式、抓創新、惠民生、促和諧各項工作，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好勢頭，鞏固發展了政通人和、安定和諧的好局面。」請看，這些「總體解釋」、「總體把握」的「套話」，基本上是從中央精神的全套話語中層層「套用」下來的。把這些套話通篇讀下來，對這個市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具體情況、主要問題、特殊情形，你依然是一頭霧水。
可見，至少在哲學層面上，「對世界的解釋」和「被解釋的世界」之間嚴重不符，是共產黨理論體系和宣傳口號中「假、大、空、套」話氾濫成災的根本原因。
第二種情況：我們知道，共產黨理論體系中的所有「四話」，都不會停留在「解釋世界」上，而產生於「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互動之中。因此，當「對世界的解釋」和「被解釋的世界」之間不是「嚴重不符」，而是完全相左時，即眼前這個世界被極其荒謬的「解釋」強行「改造」時，就會引發巨大的社會禍害和民族災難。尤其當這種「解釋」化為「口號」推動「改造」、並衍化為各級官員口中最為惡劣的「假、大、空、套」話時，這時的「四話」就不僅僅是吹牛皮說大話了，而是成為製造人間災難和悲劇的極殘忍的語言利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三面紅旗」運動，就是這種情形的典型。手頭正好有《炎黃春秋》第十二期上刊登的《「民主柬埔寨」時期的日常生活》一文，其中的情形也非常典型，不妨摘錄一段如下：「紅色高棉宣稱只有純潔的人有資格來建造革命。剛一奪得政權，他們就逮捕和殺害了數千名朗諾將軍領導的『高棉共和國』政權的士兵、軍官和文職官員。這些人被 視作『不純分子』。在隨後的三年裡，他們處決了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城市居民、少數民族如佔族、越南人和華人，還有大批他們自己的戰士和黨員——這些人被指控是『叛徒』。在柬埔寨共產黨的1976年『四年計劃』中，柬埔寨人被要求在全國的每公頃土地上產出三噸大米。這意味著人們必須在一年的全部12個月裡種植和收穫水稻。大大多數地區，紅色高棉強迫人們一天勞動12小時以上，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夠量的食品。」這裡例舉的還不到紅色高棉統治的幾年內柬埔寨人民所受苦難的百分之一。
第三種情況：在列寧的「過渡」模式中，共產黨「改造世界」最神奇的槓桿或工具是什麼？是權力。是「領導」普羅大眾的「領導權」，或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統治權」。因此，在整個過渡時期，共產黨必須是惟一掌握全部權力的政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其核心價值說穿了並不是解決無產階級或大多數人民的統治地位和民主問題，而是解決共產黨的權力問題。因此，從奪取政權到鞏固、維繫政權，是共產黨實現「改造世界」的核心中的核心，關鍵中的關鍵。既然如此，「黨」被政治權力的各種內在邏輯綁架，抑或最終淪為權力的奴僕，也就勢在必然。這個問題要分政治道德和倫理道德兩個層面講。我們知道，在人類專制時代，政治權力是所有專制者、獨裁者、野心家瘋狂追逐和爭奪的東西，因為誰只要獨掌政治統治權，誰就不僅擁有對他人生殺予奪的大權，而且擁有為所欲為、天馬行空、窮奢極欲的大權。因此，對人類社會來說，權力是一個最為險惡的陷阱，而獨裁者、專制者以及各類政客野心家們爭奪權力的鬥爭，也最為自私、黑暗、冷酷、血腥、殘暴。因而，共產黨在掌握權力進行「改造世界」的同時，也嘗到了權力帶來的天堂般的好處。結果是什麼呢？是「黨」為實現理想的幾乎所有努力，都會可悲地淪為圍繞權力進行的各類爭奪和鬥爭。十月革命後列寧等布爾什維克人血腥剿滅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等所有俄國其他政黨時是如此；斯大林為維護自己的獨裁從肉體上殘酷消滅黨內所有「反對派」時也是如此；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以「審干」「搶救」運動給延安幾萬幹部洗腦時是如此；「民主柬埔寨」時期波爾布特在黨內外進行大規模屠殺和清洗時也是如此。
因此，在政治道德層面，各國共產黨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雙重人格。一方面，他們必須以人類最後解放的領導者和理論家身份出現，來組織任何一項「改造世界」的運動，另一方面，當這些運動演化為各類自私、血腥、殘暴的權力鬥爭時，他們的實際身份則無一避免地淪為專制者、獨裁者、政客、野心家。而這種雙重身份和雙重人格，決定了他們的政治道德面貌同樣是雙重的，兩面的，其中真實、卑鄙、血腥的一面往往被正義、偽善、「偉大」的一面所掩蓋。因此，他們「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論說教和話語系統，必須具備下面三個條件：其一，必須以總體把握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和解放全人類的歷史使命出現，從而獲得權力合法性來源和人類社會終極正義的代表性；其二，必須同時具有「棍子」、「帽子」、「刀子」的打擊力和「戰鬥性」，給黨內外的所有政敵以毀滅性的打擊和消滅；其三，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必須具有無可置疑的神聖性，使他們像崇拜聖經一樣對之頂禮膜拜，像信奉天條一樣對之不敢越雷池一步。為了做到這一點，必須將這套說教提煉成簡潔的「經典」語言，以強力灌輸的方式讓老百姓入腦入心，唸唸不忘。這裡不妨例舉一段此類經典：「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中國大陸凡是六十歲左右的人，恐怕都領教過這段「經典」非凡的「戰鬥力」和社會功效吧！而當這類「經典」反覆在全體官員、黨員、老百姓中強力灌輸時，它就會變成那個時代所有「大話、空話、假話、套話」的母本。
第四種情況：我們再來看看倫理道德層面。我想這個問題可能比較簡單。馬克思既然創立了共產主義學說，那麼他和他的後繼者自然會為一群信奉這個學說、並立志為實現「人類理想」而奮鬥的人們奠定新的倫理道德基礎。由於「共產主義理想」是實現「人類的最後解放」，作為奮鬥者個人信奉的倫理道德，起點必然很高，也必然極其高尚，非常無私。至於這些倫理道德的內容，各國共產黨都有類似的一套，諸如「我為人人」、「公而忘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勇於犧牲」等等，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在各國共產黨人中，有沒有真心信奉黨的倫理道德、並身體力行、為了理想的確甘願犧牲自己一切的群體？有！特別是當「革命」之初、「改造世界」的歷史本質還沒有顯現出來的時侯。這的確是一個道德非常純潔、高尚的群體。
然而很快就會發生變化。變化出現在什麼時侯？出現在共產黨掌權之後。既然整個黨都被權力綁架了，那麼權力的一條基本邏輯就會在黨的掌權者身上無情地、不可逆轉地「應驗」。這條邏輯是什麼？既「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事實證明，掌權後的各國共產黨各級官員的腐敗，往往不可逆轉地惡化為全面的、深度的吏治腐敗。這就產生一個普遍的現象，這群黨的官員們是以「偉大理想的殉道者」來展示他們崇高的精神追求和個人道德品德的，而且具有一套千篇一律的道德說詞，而實際上，他們的精神追求已經群體性地背離了政治信仰，改為追奉陞官發財了，與此同步進行的是他們個人道德品德的墮落和敗壞。於是形成了一道極為奇特的社會景觀，官員群體展示他們個人品德的眾口一詞、冠冕堂皇的道德說教和他們群體性的道德墮落形成的巨大反差，致使作為構建整個社會倫理道德體系的核心內容——官方道德倫理話語，淪落為對整個社會道德狀況的褻瀆和反諷，同時也為風行於中國大陸的「假、大、空、套」話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這是一道怎樣的風景呢？我想，當雷政富的道德說詞諸如「要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從政先修德，做官先做人，律人先律己，時時處處自重自省、自警自勵，慎行慎獨、慎始慎終，認真算好利益賬、法紀賬、良心賬，自覺築牢拒腐防變的道德防線」從任何一位其他官員口中千篇一律地說出時，恐怕每一位老百姓都會油然產生大跌眼鏡的滑稽感。所謂「人類一開口，上帝就發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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