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7日讯】 五
跛脚的改革开放不但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同样也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诚然，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民众，拥有了一些毛时代所不曾拥有过的权利，一些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但敢想，而且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比如，毛时代大陆人没有穿衣的自由，统一着毛式中山装，一律灰色或绿色。改革开放后国人穿衣着装则越来越开放，尤其是今天，穿奇装异服非但不会被禁止，而且成了被鼓励的消费新潮。
又如，毛时代百姓连谈恋爱都要向“组织”请示汇报，恋人在公众场合公开拉手，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腐朽意识和生活作风，改革开放后对于这种事“组织”上一般就不管了，年轻人高兴怎么谈就怎么谈，别说在公众场合手拉手，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拥抱，党今天也不会干预。在许多城市，甚至连色情行业都成了被官方默许的经济增长点。
再如，毛时代只允许公有制存在，私有财产被视为“万恶之源”，商品经济被当作“投机倒把”遭到严禁。改革开放后整个倒了个个，商品经济成了“香馍馍”，不但私营经济受到官方的青睐，连私有财产最终也修成“正果”，写入了宪法。
显然，类似的变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有人甚至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不自由的，几乎没有什么是想干而不能干的。面对国际舆论，中共更是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宣称，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人权发展的最好时期”，大陆人民如今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充分自由”。但是，如果深究一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自由其实既不是人们期盼获得和理应属于他们的自由的全部，更不是这些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充其量只不过是谋取财富和享受财富的自由，说得通俗些，也就是挣钱花钱的自由。
那么，什么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呢？那就是联合国通过并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所明确规定的，“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的，也就是人人都应该享有的言论自由、思想（包括信仰在内）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它们之所以构成人类自由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是因为人区别于动物最根本的标志在于人是有思想和精神的高级生命，拥有、表达和传播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精神不但是“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也是维系人类尊严的根本所在。
《世界人权宣言》并且分别对这些自由的具体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指出“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第十八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第二十条）。”与此相关的自由权利还包括“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五条）。”“人人完全平等地有权由一个独立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以确定他的权利和义务并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第十条）。”
不幸的是，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0多年，但中国人民理应拥有的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由权利却依然与他们无缘。如果说在毛时代，大陆公民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集会结社自由，理应属于他们的这些权利始终为中共所扼杀和践踏的话，那么到今天为止这种状况不但没有改观，在某些方面和某些时段甚至还有过之而不及。
不错，今天的中国人是有了挣钱花钱的自由，但他们有以信仰自由为标志的思想自由吗？依然没有！法轮功和家庭教会在大陆的遭遇就是两个最典型也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虽然不是宗教，但与传统正教相似，也是一种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精神信仰。他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努力做一个好人，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不但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道德水准不断提高，精神风貌焕然一新。他们在社会上恪守公德，助人为乐；在单位里，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不仅如此，法轮功修炼者在做好本职工作外，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但不参与政治，而且把对政治和权力的执著看作是横在修炼道路上的一大障碍。大量事实表明，法轮功在大陆的迅速传播，既使修炼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得到了明显提高，也有力的稳定了社会，带动了整个民族精神文明的回升，完全称得上是与国与民与己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这么好的功法，小鸡肚肠的独裁者江泽民却容不得他的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1999年，他公然逆天而行，颠倒黑白，捏造罪名，将法轮功打成所谓“邪教” 予以取缔，并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大肆进行非法镇压和迫害。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以来，大陆至少有1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数千人被迫害致死。
被中共当做邪教镇压的还有家庭教会。据中国宗教迫害真相调查委员会前些年的调查，在大陆50万家庭教会信徒中有23，686人曾被拘捕过，4014人被判劳改劳教，129人残害致死，208人致残，997人被监视，1545人至今被迫逃亡，两万多人挨过打，一万多人被罚款（最少的是罚5角，最多的罚80多万），而终日惶恐不安，聚会像做小偷似的是全部的50万信徒。
同样，今天的中国人有言论自由了吗？也没有！改革开放后，中共不但相继发起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政治运动，用行政手段打压不同政见，更采取法律和暴力手段，将众多公开批评当局，传播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和普通民众非法判刑劳教，关进监狱，百般摧残。
近年来，中共对言论自由的压制还出现了一种引人关注的新现象：跨省追捕。
随着大陆网路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线民在网上发帖，揭发时弊，批评政府，表达民意，但一些地方政府却对此恼羞成怒，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身处另一省份的发帖者公开跨省进行抓捕，严重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如身居上海的青年线民王帅在多次举报无果后，于2009年2月12日上网发帖，揭露河南灵宝市政府2008年5月违法“租”用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约3万余农民将因此失去土地。不料竟然因言获罪，3月6日灵宝市网警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与此类似的是，2011年8月16日，在上海工作的江苏睢甯人高国龙因在网上发帖批评睢宁法院的执行工作，被家乡的两个法官带队将他从上海抓回睢宁。此后，睢宁法院以诽谤他人的罪名对其处以拘留15日并罚款1万元。
那么，当今的中国人有集会和结社自由了吗？同样没有！改革开放30年多来，大陆当局对民间社团的扼杀，对民众集会游行示威的打压可以说从来就不曾间断过。上世纪末中国民主党的遭遇和刚刚发生的什邡事件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例。
1998年6月，借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之机，一些大陆民运人士开始筹建中国民主党。该党宣称主张多党宪政民主，主张自由公正普选，主张实现中国公平和自由，追求与主张用和平、渐进的方式改变政府，同时承认人民有选择暴力革命的手段来改变政府的权力。江泽民对此极为震怒，恶狠狠地说：“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于是，克林顿刚一离开中国，中共当局便立即对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人士进行打压，多名参与者被非法判刑，其党总部流亡到美国，活动也由公开转移到半地下。
今年7月1日，四川什邡市群众因不满宏达钼铜专案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纷纷集会游行，以示抗议。事件发生后，什邡市政府派出大量员警、武警、特警官兵前来“维稳”，向游行示威的群众发射震撼弹和催泪弹，甚至对抗议者挥舞大棒，大打出手，导致多人受伤。7月3日，什邡公安局又发出通告恐吓市民，“凡正在通过互联网、手机短资讯和其他方式煽动、策划或者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者，必须立即停止违法活动，并自行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否则，一经查实，将依法处理。”通告还勒令“凡煽动、策划、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示威活动或打砸抢的人员，三天内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此后，有27名游行示威者被当局作为“涉嫌违法犯罪人员”予以强制带离。
退一步说，即便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挣钱花钱的自由，也并不是中共恩赐给他们的，而是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但却被中共强行剥夺了许多年，直到今天才不得不归还给了他们而已。更重要的是，中共之所以把这些无碍其专制统治的自由权利暂时归还给人民，决不是真地为了让人民过上自由自在的有尊严的生活，而是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以此迷惑和麻醉人民，以便更好地扼杀那些对人民来说更为基本更为重要，同时又势必会动摇其专制统治的自由权利。
说得更明白些，生活在今日大陆的中国人，只要你不去触犯中共的独裁统治，乖乖地老老实实地听“党的话”，做一个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顺民，你有的是挣钱花钱的自由，想怎么挣怎么花都行；反之，谁要是触犯了中共的独裁统治（注意，触犯与否的标准完全是由中共一手制订的，而不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谁要是敢于公开批评和反对中共，谁要是不乖乖地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敢于公开坚持自己的独立选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谁要是不愿做一个中共眼中的良民或顺民，谁就必定要受到中共的残酷镇压和迫害，甚至连挣钱花钱的自由都会因此被剥夺。
试想，这种残缺的畸形的自由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吗？
六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不但无意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还政于民，引领中国迈向民主自由的新天地，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镇压中国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追求。
大体上说，这30多年中，中国大陆先后涌现过三波源自民间的民主运动浪潮，每波浪潮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中共的无情绞杀。
第一波浪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
1978年底，有人在北京西单东北角的墙上开始张贴大字报和小字报，“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和解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人权和法治”。民主墙前还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其他城市也出现了与其遥相呼应的声音。这样，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民主墙运动。
这期间，北京工人魏京生先后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了两张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他》和《要民主不要新的独裁》，明确提出：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没有这第五个现代化，一切现代化都不过是一个新的诺言。四个现代化都属于物质条件，如果政治不实行民主化，这些物质条件不可能顺利发展，或将畸形发展，就像德国、日本一样，并非百姓之福。他更直言不讳地指出，邓小平的行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维护的也不再是人民的权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条骗取人民信任后实行独裁的道路。而“任何形式的独裁和专制集权主义都是人民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魏京生的这些观点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共鸣。
民主墙运动兴起的初期，邓小平等人为了利用民意和社会舆论向党内保守派施压，为自己最终执掌最高决策权增加政治筹码，曾一度对其公开表示支持。但此后不久，当邓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上如愿以偿地执掌了最高权力之后，眼见民主墙运动的锋芒直指中共的专制制度和他自己，态度随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过去的支持迅速转为否定。在这种背景下，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很快便被中共镇压了下去，民主墙遭到取缔，魏京生等人被判刑。
第二波浪潮是兴起于1989年的89民主运动。
始于当年4月15日，终于6月4日，由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的这场民主运动，虽然发起者和主体是大学生，但参与者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堪称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也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全民运动，被当时西方媒体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生不但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反腐败、要民主”的口号，而且向中共当局提出了7点要求：“1、重新评价胡耀邦的作为，肯定其对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2、承认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错误，对于蒙受冤屈的知识份子给予平反。3、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讯息应向人民公开，借此表明政府反对贪腐的决心。4、解除报禁并允许民间创办报社，停止新闻检查制度并施行言论自由。5、增加教育经费并提高知识份子的待遇。6、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的限制示威游行的“十条”规定。7、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错误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并透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人展开改选。”对此，中共当局不但不予以回应，而且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出动坦克，使用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开花弹，在北京街头和天安门广场开枪射杀爱国学生和市民，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流血惨案。事后，当局更展开政治清洗，枪毙、逮捕和通缉运动参与者，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布全国。
七
中共对大陆民间民主运动的一次次无情绞杀，把一个专制独裁者的顽固本性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不过，谁今天要是批评和指责中共还死抱着专制的衣钵不放，继续与民主自由为敌的话，它必定会跳起来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显出一脸被人误解的无辜和愤怒。一些天真的人还真被这种架势给蒙住了，以至于开始疑惑是否应该重新定义今天的中共。
不错，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共对待民主自由的策略确实有明显变化。毕竟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人类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愈发强烈，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加入了民主自由的大家庭。不言而喻，谁要是再明目张胆地逆时代潮流而动，赤裸裸地与民主自由对抗，不但在国际社会上无法立足，而且势必会遭到本国人民的吐弃。为这种时势所迫，骨子里极端敌视民主自由的中共，也精明地摆出了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利用各种场合不停地上演民主秀、人权秀，试图以此改变其专制恶魔和人权打手的一贯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和海内外华人的好感。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无一不把民主挂在嘴上。邓小平的名言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江泽民承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我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胡锦涛说得也很动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于2005年首次发表了关于民主建设的白皮书——《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毫不脸红地为自己涂脂抹粉，谎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健全、完善和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人民充分行使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从毛时代的拒绝和批判人权转向在表面上公开承认和肯定人权。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党代会报告，2004年第十届中共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并声称这标志着自己已经明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了治国的根本理念和重要任务。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积极“与国际接轨”，调整人权外交战略，主动出击参加国际人权活动，包括与国际人权条约机制的合作、与联合国人权机构的合作、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和人权交流等。截止2011年，中国已先后加入了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在内的27项国际人权条约。
为了摆出一副积极推行民主自由的新姿态，中共还相继推出了一些无足轻重、不痛不痒的政改措施。比如，把所谓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结合起来，即“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在个别省份差额选举省委常委，以及在地市党政正职选任中实行“公推票决”等。再比如，实行城乡“同票同权”，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提高一线人大代表的比例；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在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下可以与选民见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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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这样的民主秀、人权秀不但层出不穷，而且也确实吸引了一些人的眼球。然而，中共的本性历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在民主自由的问题上也不例外。一些天真善良的人恐怕不会想到，当中共一边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表演着如何大力推进民主自由时，一边却在台下一如既往地扼杀和践踏着民主自由，其血腥残暴可以说一点也不逊于毛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时代再血腥，也不曾公开出动坦克，使用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开花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枪杀镇压争取民主自由的爱国群众。毛时代再残暴，也不曾将成千上万的修炼人投入监狱进行惨绝人寰的迫害，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将数千人折磨致死。
换一个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发展到什么程度，不在于它的政府说了什么，而在于它实际做了什么。有兴趣的人不妨查一查历史，把中共与以往的中国统治者做一番对比，那时你便会吃惊地发现，中国今天的民主自由现状不但远不如民国时代、北洋政府时期，甚至比一百多年前的晚清都差了一大截。这还不够讽刺吗？！
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带给中国人民的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自由，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场装点门面的民主秀、人权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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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引自《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3页。
注2：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
注3：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