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02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3月15日
中共领导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继续发生变化。最近所发生的事件，更进一步地使他们的看法和估计明朗了，具体了。苏联报纸刊登出毛泽东和朱德给斯大林的电报，然后斯大林的覆电又被准许在延安报纸上刊登—对中共领导人来说，这首先是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的迹象。
3月4日，斯大林的电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电台反复广播了电报全文。
《消息报》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领导的看法。
中共领导自己作了两大结论：
1.苏联势必会发动对日战争。
2.莫斯科对特区的命运是关心的。
3月1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电报。当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举行了会议。
会议一直开到凌晨四点。不知道他们讨论了些什么。他们都守口如瓶，但是会议与电报有关，这是无疑的。
第二天，毛泽东宣布，现在召开代表大会不困难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几个小时毫无表情地坐在扶手椅里。他装得像个古代的专心致志的政治家，“关心重大的问题，不为任何琐碎的俗务分心”。
我想毛泽东一开始从事活动，就有意识地培养这种本领，而他的本性并不是这样的。不过，经过多年苦练，这已成为他的一种性格了，也就是说，那种使人民看来俨然是伟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泽东对我越来越不摆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鲁的态度，那邋遢的样子（他的穿着是很简便的），也越来越表现出来了。他开起玩笑来很粗俗，他的嘱咐中间也常常夹着粗话。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里（而且不仅仅在家里），是江青作主。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从不邀请任何人到他们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么做这个例外的人。
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残忍是由于正义而产生的行为严格地说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残忍！有的只是正义—只有正义！他从不怀疑他自己的决定是正义的，他对残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为暴力。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风。
我从未听见过他对什么人表示过同情，也许他同外国人或者从其他根据地来的代表这样的客人进行谈话时例外。那时，他会谈到他对被压迫人民的深切关怀，诉说日本人的残暴，说出几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话来。
毛泽东有好几种形象。报刊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他带着中共中央主席的灵光。他出席大会、积极分子会、全会。他表现聪明，机智，殷勤。
另一种，是当地政府、军队和党的工作者所看到的，这些人或多或少经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触。这时，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统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过由于称人“同志”，跟人握手显得有点民主化而已。
也还有个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这不是说他的闲话。他采取这种独特的政治上的变形术，显然既考虑到了民族传统，又照顾到了时代精神。毛泽东经常摆出最适合当时场面的姿态而出现在人们面前。要么既坦率又友好—一个真正的“党内同志”—，要么是纪念碑似的一动也不动，装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于沉思的思想家，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哲学家。
他，坐在扶手椅里，要么听着，把他的谈话者淹没在香烟的烟雾中，要么自己谈着。假如他心情舒畅愉快，谈话声是单调的，对要加强的字，他就稍稍加强语气；假如他激动了，那就带着演说家的惊人耐力，侃侃而谈。他可以一气不停地讲上三四个小时！而这是私人谈话！
他也可能坐着想他自己的心事，对谈话者连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尔客气地点点头。(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