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02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3月15日
中共領導的政策和想法都在繼續發生變化。最近所發生的事件，更進一步地使他們的看法和估計明朗了，具體了。蘇聯報紙刊登出毛澤東和朱德給斯大林的電報，然後斯大林的覆電又被准許在延安報紙上刊登—對中共領導人來說，這首先是蘇聯即將參加對日作戰的跡象。
3月4日，斯大林的電報用大字標題發表了，電台反復廣播了電報全文。
《消息報》的文章支持了中共領導的看法。
中共領導自己作了兩大結論：
1.蘇聯勢必會發動對日戰爭。
2.莫斯科對特區的命運是關心的。
3月1日，收到斯大林同志的電報。當晚，中共中央主席同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和任弼時舉行了會議。
會議一直開到凌晨四點。不知道他們討論了些什麼。他們都守口如瓶，但是會議與電報有關，這是無疑的。
第二天，毛澤東宣布，現在召開代表大會不困難了—一切都明朗化了！
毛可以好幾個小時毫無表情地坐在扶手椅裡。他裝得像個古代的專心致志的政治家，“關心重大的問題，不為任何瑣碎的俗務分心”。
我想毛澤東一開始從事活動，就有意識地培養這種本領，而他的本性並不是這樣的。不過，經過多年苦練，這已成為他的一種性格了，也就是說，那種使人民看來儼然是偉大天朝的真正的政治家的性格。
毛澤東對我越來越不擺架子了。他那有些粗魯的態度，那邋遢的樣子（他的穿著是很簡便的），也越來越表現出來了。他開起玩笑來很粗俗，他的囑咐中間也常常夾著粗話。
在中共中央主席的家裡（而且不僅僅在家裡），是江青作主。毛澤東和他的妻子從不邀請任何人到他們的住所去。但是且慢—只有周！是呵，只有周是例外的。周知道怎麼做這個例外的人。
毛澤東給我的印象是，他深信殘忍是由於正義而產生的行為嚴格地說來，根本就沒有什麼殘忍！有的只是正義—只有正義！他從不懷疑他自己的決定是正義的，他對殘忍的深信不疑就化成為暴力。這是他特殊的工作作風。
我從未聽見過他對什麼人表示過同情，也許他同外國人或者從其他根據地來的代表這樣的客人進行談話時例外。那時，他會談到他對被壓迫人民的深切關懷，訴說日本人的殘暴，說出幾句鼓舞“普通老百姓”的話來。
毛澤東有好幾種形象。報刊反映出來的是一種。他帶著中共中央主席的靈光。他出席大會、積極份子會、全會。他表現聰明，機智，殷勤。
另一種，是當地政府、軍隊和黨的工作者所看到的，這些人或多或少經常在工作中同他有接觸。這時，中共中央主席是古代統治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不過由於稱人“同志”，跟人握手顯得有點民主化而已。
也還有個真正的毛，是我在私人交往中常常看到的。
這不是說他的閒話。他採取這種獨特的政治上的變形術，顯然既考慮到了民族傳統，又照顧到了時代精神。毛澤東經常擺出最適合當時場面的姿態而出現在人們面前。要麼既坦率又友好—一個真正的“黨內同志”—，要麼是紀念碑似的一動也不動，裝得若有所思，是一位耽於沉思的思想家，是一個超凡入聖的哲學家。
他，坐在扶手椅裡，要麼聽著，把他的談話者淹沒在香烟的煙霧中，要麼自己談著。假如他心情舒暢愉快，談話聲是單調的，對要加強的字，他就稍稍加強語氣；假如他激動了，那就帶著演說家的驚人耐力，侃侃而談。他可以一氣不停地講上三四個小時！而這是私人談話！
他也可能坐著想他自己的心事，對談話者連瞧都不瞧一眼，只是偶爾客氣地點點頭。(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