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2月26日
召开党的七大的决定，使人们的感情激动起来了。大家又围着王明、杨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闹腾开了。照例是在全上公开谴责一番，或在背地里骂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当地称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这种看法已成定论。大家都确信毛挽救了党，使党没有采取王明的“投降国民党”的路线。“王明是舔蒋介石的靴子的”，人们绕着弯用这样的话来说他。
国际主义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于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忠于党的利益”—横遭诽谤，这个格言现在已被遗忘！毛泽东的领导阶层逐渐使大家相信，王明“从1931-1934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培植异己份子。”据说，远在1931年王明出现在上海时，他就像个大官僚那样，武断地决定与党的命运有关的问题。愚蠢而又可笑，但谁都不能反对，也不会反对！
整风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务。甚至王明过去的合作者也开始诋毁他了。例如，杨尚昆说，王明对蒋总司令“推行”了阶级投降路线。这话竟出之于杨的口，而杨又岂只是王明过去的一个同志而已。
在上海时期，他们共同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们共同反对毛泽东和李立三的机会主义活动。
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使从前的“莫斯科派”成员不得安宁。他们受到诽谤。党员对他们毫不同情。整风“揭露了这些投降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整风使人人都相信，“幸亏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领导，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 ”。
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人没完没了地说，“毛泽东同志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他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宣传，都要大家记住：“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考虑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而不能像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
最可悲的一点是，民族主义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富有创造力的表现。这是毛泽东的政治纲领的基础。我跟陈伯达谈过话后，对这一点就确信不疑了。陈是毛的思想传声筒。
我确信，代表大会采取同民族主义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线！
上次，我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同的谈话。没喝威士忌，没喝烧酒，也没有客人们的喧闹声。我们正谈到一些琐事时，毛不知不觉地转了话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谈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无法抗拒的无情的命运。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听他一个人讲。如果你不听，他全记在心里，可是还和和气气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欢人家听着。谁有反对意见，他就会很生气，虽然他不表现出来。他还会客气地跟你分手，但会把什么都记住！
他在考虑和谈话着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问题。想到死亡，他便消沈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诗人的话，并朗读了几段他自己写的诗，他完全沉浸在这些思想中了。
他变得温和，同时又很激动。他那雕像似的庄严样子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他讲话讲得很快，用嘶哑的声音吐出他要强调的话。他挥手叫所有想进屋的人都走开。
他还问我问题，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时好像已经忘记我在旁边了。
他不耐烦地把手伸到棉袄兜里摸着，取出一支烟来，点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着。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袄掉下一个钮扣，他气冲冲地把它踢到一边。
这以后，他又问问题。很遗憾，我没听懂他说的一句古话。他看着我，等我回答。他那双闪闪发统一编号的湿润的眼睛，显露出激动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无知。不，他只是自个儿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说什么呢？我耸耸肩膀，承认我不懂，但是，我会懂的，因为我还年轻，还有时间读点东西。
“但是”，我说，“革命前，我在乡村学校里学《圣经》，《圣经》上说，死就是：生于土……归于土。
毛咧咧嘴，把烟头扔到地上。
分手时，他突然问我：“你在这里看中了哪个单身漂亮姑娘了吗？别害臊。……”我对这问题一笑就过去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