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4日訊】【編者的話】《延安日記》作者彼得•巴菲諾維奇•弗拉基米洛夫，蘇聯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兼塔斯社記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記形式，根據他的觀點，記述了延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各方面的問題。全書以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與蘇共的關系為背景，記述了中共的整風運動、中共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共與當時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織的接觸以及中共與國民黨的關系等問題，均有評述。
《延安日記》
1945年2月26日
召開黨的七大的決定，使人們的感情激動起來了。大家又圍著王明、楊尚昆、王稼祥和洛甫鬧騰開了。照例是在全上公開譴責一番，或在背地裡罵上一通。
王明被直截了當地稱為“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這種看法已成定論。大家都確信毛挽救了黨，使黨沒有採取王明的“投降國民黨”的路線。“王明是舔蔣介石的靴子的”，人們繞著彎用這樣的話來說他。
國際主義者（洛甫、博古、王明等人）的格言—“忠於民族統一戰線，就是忠於黨的利益”—橫遭誹謗，這個格言現在已被遺忘！毛澤東的領導階層逐漸使大家相信，王明“從1931-1934年以來，一直在黨內培植異己份子。”據說，遠在1931年王明出現在上海時，他就像個大官僚那樣，武斷地決定與黨的命運有關的問題。愚蠢而又可笑，但誰都不能反對，也不會反對！
整風有效地完成了它的任務。甚至王明過去的合作者也開始詆毀他了。例如，楊尚昆說，王明對蔣總司令“推行”了階級投降路線。這話竟出之於楊的口，而楊又豈只是王明過去的一個同志而已。
在上海時期，他們共同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們共同反對毛澤東和李立三的機會主義活動。
即將召開的代表大會，使從前的“莫斯科派”成員不得安寧。他們受到誹謗。黨員對他們毫不同情。整風“揭露了這些投降主義者—機會主義者”整風使人人都相信，“幸虧有中共中央主席的英明領導，才使延安的一切都充滿了生機 ”。
在黨的會議上，發言的人沒完沒了地說，“毛澤東同志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他是解放戰爭取得勝利的保證！”
不論是口頭的，還是文字宣傳，都要大家記住：“至於對待馬克思主義，我們必須考慮從中國的現實出發，而不能像西方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
最可悲的一點是，民族主義被當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富有創造力的表現。這是毛澤東的政治綱領的基礎。我跟陳伯達談過話後，對這一點就確信不疑了。陳是毛的思想傳聲筒。
我確信，代表大會採取同民族主義思想完全一致的路線！
上次，我和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與往常不同的談話。沒喝威士忌，沒喝燒酒，也沒有客人們的喧鬧聲。我們正談到一些瑣事時，毛不知不覺地轉了話題，談到了死亡的問題，談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人無法抗拒的無情的命運。在這樣的情況下，最好是聽他一個人講。如果你不聽，他全記在心裡，可是還和和氣氣地，一直等到你走。他喜歡人家聽著。誰有反對意見，他就會很生氣，雖然他不表現出來。他還會客氣地跟你分手，但會把什麼都記住！
他在考慮和談話著人生易逝和流芳百世的問題。想到死亡，他便消沈了。他引述了孔夫子、古代作家和詩人的話，並朗讀了幾段他自己寫的詩，他完全沉浸在這些思想中了。
他變得溫和，同時又很激動。他那雕像似的莊嚴樣子一點痕跡都沒有了。他講話講得很快，用嘶啞的聲音吐出他要強調的話。他揮手叫所有想進屋的人都走開。
他還問我問題，但不等我回答，就提出自己的看法。他有時好像已經忘記我在旁邊了。
他不耐煩地把手伸到棉襖兜裡摸著，取出一支烟來，點上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心不在焉地笑著。一支抽完了，又取出一支。他的棉襖掉下一個鈕扣，他氣衝衝地把它踢到一邊。
這以後，他又問問題。很遺憾，我沒聽懂他說的一句古話。他看著我，等我回答。他那雙閃閃發統一編號的濕潤的眼睛，顯露出激動的神情。他不想揭露我的無知。不，他只是自個兒陷入沉思而已。
我能說什麼呢？我聳聳肩膀，承認我不懂，但是，我會懂的，因為我還年輕，還有時間讀點東西。
“但是”，我說，“革命前，我在鄉村學校裡學《聖經》，《聖經》上說，死就是：生於土……歸於土。
毛咧咧嘴，把烟頭扔到地上。
分手時，他突然問我：“你在這裡看中了哪個單身漂亮姑娘了嗎？別害臊。……”我對這問題一笑就過去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