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3日讯】
作者自序
（一）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于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这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为“作家”。当作家是我童年的梦，这个梦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潜意识里，没有用语言表达。在我成长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书和笔是危险的东西。文革初期，全国到处燃起烧书的火焰，人们家中的书籍大半化为灰烬。身为中共官员的我父亲，在文革中备受折磨，逼着烧掉心爱的藏书。这是他精神崩溃的开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六岁生日那天写在纸上的第一首诗，就是在造反派闯进家里抄家时，撕碎了冲下马桶的。
可是一支无形的笔，仍然不停地在脑子里划来划去。在下乡进厂的日子里，它伴随我在稻田里撒粪，在电杆上接线，默默地刻着长文和短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岁的我来到英国。毛泽东去世两年了，中国开始变化。中共自掌权以来第一次用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选拔留学生。我有幸通过统考，成为四川省九千万人中大概第一个到英国留学的人。
有这样不可思议的运气，可以自由地写作了－－但就在这时，我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对我来说，写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顾往事，要在内心重返中国。而我只想忘掉中国，忘掉那些伤心的日子。我来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满目都是崭新奇异的东西。我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试一试，只想活在新世界里。
伦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从机场入城后沿街窗台上的盆花与住宅前的花园。记得我到后的第一封家信，几乎都在描述它们。那时中国人的家中没有花草。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发话说：“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减掉”。房屋里的花消失了，学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时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感情，还不断责备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当时中国的孩子们，都得不停地做这类“思想斗争”。虽然在我离开中国时，种花养草已不再是罪过，但苗圃花市还没有“卷土重来”，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无色，公园也满目疮痍。
到伦敦后，我们住在大使馆指定的住处，第一次获准外出时，我和几个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园。在一排排栗树的华盖下，在一望无涯的柔软草坪上，我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够，胸中充满狂喜。我直想张开双臂，扑在草地上，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
（二）
那时留学生在海外受到严格管束，每个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学习”。这类在中国早就让我烦透了的活动，在伦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我斗胆向政治辅导员建议，何不把会搬到伦敦植物园去开？年轻的辅导员想来也向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气，他居然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同意了。于是，我们这组人身着的清一色“毛制服”，便与五彩缤纷的花朵们相映成趣。
“政治学习”仅是无数捆绑我们的绳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纪律包括不许一人出门，起码得“二人同行”。事无巨细必须请示汇报，违反纪律会被马上送回国去，后果不言自明。这些绳索每时每刻都折磨着我。初到英国时，我总在盘算怎样“破坏纪律”。
在大陆留学生中，我也许是第一个涉足酒吧的人。那年头，“酒吧”二字意味着裸女狂舞，灯红酒绿，是使馆明令禁止的去处，也让我好奇心大发。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推门进去，什么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没看到，只有几个老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当时心里颇有点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陆留学生中第一个独自出门的。我所在的学院有位职员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 “二人同行”的纪律规定，个人受到邀请时必须“带朋友”。我便问他：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一块儿去？职员误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情。”我很不好意思，但又无法向他说明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得到的指示是，这条纪律不准公开，只能自己找借口。我讨厌编造借口，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出去。我于是去请求使馆管教育的官员，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声誉。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话，官员最后松了口，只叫我不要张扬。
我猜这位官员也不喜欢制造这些纪律的专制制度。一天晚间，住地楼里只有我和他时，他对我讲了点个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与深爱的女朋友正要结婚，“反右派运动”来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结婚会毁掉他的前程，女友坚持要分手，极度痛苦的他再三考虑后同意了。后来，无论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风顺，他忘不了她，原谅不了自己。在讲这段往事时，他几乎是声泪俱下。
这位与我相交甚浅的使馆官员，敢说心里话，并不奇怪。那时的人们背负着毛泽东统治留下的创痛，一发现有个“心有灵犀”的人，会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中国在变，人们的恐惧少了——也使这位官员敢于开先例放我一人出门。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记忆犹新。这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旅游：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在子午线上照相，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踏在西半球。但从头到尾我的神经綳得紧紧的，紧得头晕。我的眼角不断四下扫射，看有没有华人，一旦发现便迅速从他们衣着上判断是否来自大陆，如果判断是，我就赶紧把脸别过去，躲开他们。当时大陆来英国的人寥寥无几，可我偏偏觉得这个人也是，那个人也像，心不时提到嗓子眼儿，一边勉强对主人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怕有人看见我，告发我，那样一来我就完了，使馆好心的官员也要跟着倒楣。坐在一大片绿茵茵的草地中间野餐，吃着异国情调十足的乳酪三明治，是我最害怕的时刻：我钉在那里，无处可藏。
可我还是继续干官方禁止的事。这并非出于天生喜好冒险刺激，而是实在忍耐不住。大祸没有临头：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式实行改革开放，捆绑我们的绳索越来越松。逐渐，我就大胆地“自由行动”了，一个人到处去，结识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称来自南韩。这不仅因为我的行动带点偷偷摸摸的性质，而且我不想显得太新奇。那时中国大陆多年与世隔绝，西方人好容易见到个“火星人”准抓住问个不休，都是我不愿谈的事。我想融入伦敦，过一过伦敦平常人的日子。
（三）
在伦敦人中混，我的强烈印象是在英国人人平等，没有阶级之分。在西方，英国以阶级的存在着称，后来我谈起这一最初印象，总令听众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国比。那里每人都有一个固定的阶级出身，对一生起着关键性作用。必填的各种表格上，在“出生年月”、“性别”之后，就是“家庭出身”一栏了。它决定你能上什么学校，能做什么工作，能过什么样的日子。我本人有幸出身“革命干部”，属于特权阶层。我亲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们，一辈子被打入另册。由于出身如此重要，我们这代人初次见面习惯问对方出身是什么，父母是干什么的。而在伦敦，我周围的人们对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
以后在英国住长了，我明白出身在这里也不是微不足道。可是新来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国的特点。英国尽管有阶级，但不管哪个阶级的人都享有尊严，下层的人不会受歧视虐待，老百姓不会有冤无处申。法律给所有人以同样的保护，公平、正义是英国社会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在这一理念下，社会日趋平等。这是中国人在毛时代——乃至今天——无法享受的。
我就是这样既带感情，又理智清醒地爱上了英国。第一年在拚命开眼界的旋风中度过。从毛的惨淡世界中走出来，对最不起眼的东西也感到离奇。头一回进电影院，暗暗灯影下深红的座椅帷幕，雕琢镀金的装饰，让我觉得好像进了“阿拉丁魔窟”，到处是宝藏与神秘。事无巨细，我都爱刨根问底，有的问题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在询问与体验中我学习英国，学习这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们的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秘密地交上了外国男朋友。这在当时是最严格的禁区。在中国时我曾听到警告：谁有外国男朋友，谁就会被用麻药麻醉后装在麻袋里，运回中国去。我对此深信不疑。一走到离大使馆不远的街道，我的两腿就发软，要是坐在汽车里，头就缩到车窗下不见了。我想出个法子：化妆，用浓浓的猩红紫黑的唇膏，大绿大金的眼帘膏，让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馆的人认不出来。我使用化妆品，就是这样开的头。现在想来，大使馆并没有对我们实行那样彻底的监视，但是来自毛的中国，恐惧是我的习惯。
（四）
英国古城约克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那里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墙（据说有点像中国的长城）和“红白玫瑰战争”遗迹。约克大学在我来英国第二年提出给我奖学金，让我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外国大学发奖学金都得通过中国政府，个人无权领取。幸亏有了改革开放，再加使馆那位好心官员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规矩，个人接受了奖学金。三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在英国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人。
说来惭愧，在约克学到的语言学理论我差不多快忘光了。但我将永远记住我的导师乐培基（Bob Le Page）教授。他是英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典型“绅士”，富于公正意识，信奉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他轻松的幽默感和不形于色的力量感，就像英国本身一样，一点点抚平我长年形成的紧张焦虑，与时时袭来的无由恐慌，随时提醒着我，在这块讲求正义的国土上，不用害怕。
一天在导师面前，我无拘无束地报告博士论文大纲。我谈到对各种语言学理论的见解，说我同意这种见解，不同意那种，等等。他静静地听我说完，然后说：“好，把博士论文交给我吧。”我迷惑地说：“您知道我还没动笔呀！”他说：“可你的结论都有了。”
这一句短短的话，解开了极权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个死结。我从前受的教育不是先搜集事实，再研究，再做结论，而是先有决定（党的决议等等），再来照章思想。不合意的事实被通通掩去，要么篡改，要么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那天见完导师后，我沿着校园湖畔的长廊走回寝室，久久地回味他的话。我的寝室在湖的一角，窗户下是众多水禽的家。它们每天清晨以歌声唤醒我，此时正在天空翱翔，似乎代我抒发瞬间开窍的欢乐。这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开始具备不带偏见的思维方式的一刻。
就是在约克的某个晚上，我萌发了写书的念头。一位刚访华归来的教授放幻灯片演讲旅程，请我去参加。幻灯片上一所学校的孩子们在显然冰冻三尺的教室听课，没有暖气，窗上的玻璃七零八碎。教授说他问学校校长：“孩子们难道不冷吗？”回答是：“他们不感觉冷。”
讲座后有个招待会，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可能是为了找个话题说说话，她对我说：“你一定觉得这里热得要命。”这句绝无恶意的话猛然让我心里翻腾，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我匆匆离开房间。这句话刺伤了我，因为它让我联想起西方不少人怎样看待中国人。从前人们说中国人命贱。新的观察家们呢，访问文革中的中国后，纷纷赞赏中国人真是了不起，欢迎“批评与自我批评”，欣然在严酷的体力劳动中接受改造，对成年累月的夫妻两地分居无所谓，对挨打挨斗也毫无怨言。对西方人，这一切都不堪忍受。中国人和他们就是不一样。
对这些观察已憋了许久的愤怒，此时化做到英国后的第一场泪水。我想起中国，想起我的家，我的朋友，我认识的男女老幼。我想告诉世界我们的真情实况。写书的冲动涌了出来。
（五）
可是，书写不出来。心理上无形的障碍，阻止我把回忆的大门敞开。文革中母亲挨斗游街、跪玻璃渣，父亲被迫害致死，姥姥也悲惨地故去。这一切都不堪回首。笔下几行缺乏细节的字，我自己也觉得肤浅苍白。
一九八八年，母亲来伦敦看我。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我想让她玩得痛快。但过了不久，我发现她兴致并不高，倒像有心事。一天，她干脆谢绝去逛商店，说有话要对我说。
那天她坐在饭桌旁，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黄水仙在怒放。手捧沏着茉莉花茶的杯子，母亲生平第一次告诉我她和姥姥的身世。我姥姥十五岁时嫁给一个军阀做妾，也是在这个年龄，母亲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战争与革命、外国入侵和极权专制下，她们的生活动荡坎坷，充满悲欢离合。母亲特别想讲给我听的，是和父亲的爱情生活。出门旅游，她走一路，讲一路，从苏格兰小岛，到瑞士的大山，在飞机上，汽车里，游艇中。我出去工作时（我当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她待在家里对着录音机讲。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到她数月后离开英国时，她留下六十个小时的录音带。
我看得出母亲多么急切地想要女儿了解她。我也感到，她希望我写作。就好像她知道我从小怀着个不言的梦，在鼓励我去实现它。她没有对我提要求——我母亲从来不提要求。她用她的故事为我创造条件，教我面对过去。虽然她大半生在磨难中度过，母亲没有渲染凄惨，她的坚强与智慧让她的故事最终使人振奋。
母亲就这样促我拿起了笔，写下了《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我姥姥、母亲和我在二十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写这本书花了不到两年。其中虽有痛苦和不眠之夜，但心理障碍已被母亲扫去，我能一鼓作气，一气呵成。
我之所以能够从容地回视噩梦，还在于我那时找到了爱情，内心充实安宁。我的白马王子叫乔‧哈利戴（Jon Halliday）。他是完美的骑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凭着藏在书生气质下的坚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实在是很幸运。
《鸿》能飞起来，没有乔不行。 《鸿》是用英文写的，而我在二十一岁时才开始学英文，学习环境是完全封闭的文革，教师大部分没见过外国人。到英国前，跟我交谈过的外国人仅限于海港湛江的几批海员，我和同学们曾被送去那里两星期练习英文。
（六）
到英国时，我虽然能看不少书－－最早看的书之一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看时惊叹书里描述的简直就是毛的中国──但是很多常识我都不懂。比如我在大学学的英文问候语是：“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这是中国人见面互相问“上哪儿去？”、“吃饭了吗？”的英文直译。刚到英国时这样跟人打招呼，朋友们都觉得有趣之极。
用英文写作，优美地写作，靠的是乔的帮助。他本人是历史学家，写过不少书。写《鸿》时，他提的问题，总令我深思；他提的建议，我一一采纳。他是我英文写作的老师。
就这样，两个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亲和丈夫，成了《鸿》的两根支柱。在书快要出版、我正担心读者反映时，母亲的信来了。信上说不管人们爱不爱看这本书，我都千万不要在意，写书让我更了解她了，她心满意足。这是典型的我的母亲：她并非真不在意，只是不要给孩子施加压力。我为母亲的苦心深深感动。
在母亲的呵护下，我把《鸿》放了出去，不去担忧它的遭遇。当然，我也不是没有信心。乔说：“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我信赖他的判断力。
结果，《鸿》真的成功了。千千万万的读者从世界各地写来激情洋溢的信，不少人还到成都去看望母亲，从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到肩背背包的留学生，从生意人到旅游者。爱尔兰、英国、荷兰、匈牙利、泰国、巴西……她受邀造访了一连串国家。在日本，樱花树下身着和服的妇女向她鞠躬致意；一间餐厅里的侍者用银盘托来一方精致的手绢，是邻座进餐的夫妇请她签名。飞机场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我母亲不仅得到了女儿更深切的爱，还得到了全球千百万人的理解和尊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鸿》在中国大陆是禁书。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在中国，写历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调子。 《鸿》没有，也不可能，按这个调子跳舞。尤其是，《鸿》记载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今天，毛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的遗体仍然停放在天安门广场中心，中共现领导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毛的神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鸿》自然不能在大陆出版。媒体受命封锁《鸿》的消息，也不足为奇。若干年中曾不断有大陆记者采访我，说他们有办法发表，但最后谁也没办法，文章都被编辑“枪毙”掉。当然，严禁也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好几个人告诉我，这是他们设法找书来看的起因。
（七）
今日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自由的程度远不如共产党掌权之前。在一九九四年对《鸿》的禁令发下以前，大陆的“友谊出版公司”曾准备出版大陆中文版。 “友谊”要求作一些删节，主要是提到毛泽东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毕竟很少，而且在我的坚持下，凡删掉的地方，书中一一注明“此处删去xx行”，我同意了。这种做法，在中共上台以前，出版界常用，可是现今的政府不允许。后来大陆出了盗版，但盗版也做了删节。
据我所知，大陆有一个没有删节的繁体字盗版，可能盗的是台湾或香港版。在香港，大陆被禁的书能够出版，一些幸运的《鸿》由此得以飞入大陆。我自己带过书回去，但邮寄的中文版从来不曾寄到。
海外电影界对把《鸿》搬上银幕做了一次次努力，一位我敬重的大陆导演有心执导。但是当局的答复是：不准拍，就是在海外摄制，在海外放映，也不行。
尽管当局竭力钳制，《鸿》在大陆仍有些名气。脑瓜灵活的人有乘机捞点外快的。在我长大的成都市，二○○○年五月六日的报纸报道：一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略懂德、日、法语的男士，经常出入外国游客居住、游览之地，与“老外”攀谈，自称与《鸿》的作者是要好朋友，然后带“老外”去吃饭，由餐馆敲“老外”的竹杠，他从中渔利。
《鸿》带给我的也有欣慰。我和乔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馆吃饭，饭后乔正要付账，店主告诉乔：帐已被一位年轻的本地顾客付了，那人说，他从“你夫人的书”里，了解了他的祖国的昨天。
通过写《鸿》，中国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国土，时间长了不回去，会心神不宁。这块土地，那样古老，又那样年轻，那样伤痕累累，而又那样毫不颓唐。但中国不是让我放松的家。在那里，我避免不了万千思绪，心情老在兴奋激动与气愤绝望两个极端中牵扯波荡，旅行后，总是精疲力尽地回到伦敦。
（八）
写《鸿》之后回中国，为的也是搜集资料，和乔一道写一部毛泽东传记。毛泽东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使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饱受难以想像的苦难。他应与希特勒、史达林相提并论，然而，那两位欧洲暴君早就是公众谴责的对象，毛死去近三十年，却还保持着“伟大领袖”的光环。真实的毛依然云遮雾障，世人知之甚少。拨开环绕他的重重迷雾，是我和乔的心愿。
可以想像，我们的研究在大陆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但障碍不是不可逾越，大多数反倒增添乐趣，弄得我们像一对“侦探”。有一年毛身边的一些人受到警告，叫他们不要与我们合作。但这警告似乎没有像对出版社、媒体的禁令那么严峻，所以，尽管有人谢绝采访，多数人还是开了口。长年郁积，人们有满肚子的话要讲。中国人也有为历史留下见证的传统责任感。 “警告”本身不无小补，它等于宣告：这部传记一不循官方口径，二将是本重要著作。归根结柢，《鸿》帮了大忙。许多受访人是在看过，或者听说过《鸿》之后接受采访的。他们明白这是本实事求是的书，相信毛传也会忠于事实。
《鸿》还是通向国际政要与尘封档案的钥匙，握着它，我和乔走遍世界搜寻资料。我们采访了数百位同毛泽东有关的人士，查阅了各国档案史料。通晓多种语言的乔，在俄罗斯档案馆内，在如山旧纸中挖掘出大量宝贝。我们具备的优越条件，使我们感到义不容辞，必须把毛泽东的真相揭示出来。在过去十年中，我们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钟，竭尽了能竭尽的每一滴心血。十年的工作，是十年辛苦－－也是十年莫大的乐趣。
除了奔波，我们就是在伦敦家中写作。坐在书桌前，我能听见乔在楼下的书房门偶尔打开，大概是他去厨房泡茶。听到这声音，一阵快意总涌上心头：午餐时间快到了吧？那是他和我交换新发现的时候。书桌右前方，宽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树，茂盛的枝叶间透着窗外天。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时分，带水的阳光无比柔和。树下有柱黑漆街灯，在表现伦敦的电影外景中常能见到。街的终点，伦敦特有的双层红色巴士，一摇一摆地驶过。行人在伞下走着。这是伦敦最平常的景象，可是我百看不厌－－正如我永远不会厌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快乐。
张戎 于伦敦
(二零零三年五月为英文纪念版而作，二零零六年八月译为中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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