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3日訊】
作者自序
（一）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於一九九一年首次出版。這本書改變了我的一生：它使我成為「作家」。當作家是我童年的夢，這個夢只是模糊的憧憬，待在潛意識裡，沒有用語言表達。在我成長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的作家大都遭到政治迫害，書和筆是危險的東西。文革初期，全國到處燃起燒書的火焰，人們家中的書籍大半化為灰燼。身為中共官員的我父親，在文革中備受折磨，逼著燒掉心愛的藏書。這是他精神崩潰的開端。我在一九六八年十六歲生日那天寫在紙上的第一首詩，就是在造反派闖進家裡抄家時，撕碎了衝下馬桶的。
可是一支無形的筆，仍然不停地在腦子裡划來划去。在下鄉進廠的日子里，它伴隨我在稻田裡撒糞，在電杆上接線，默默地刻著長文和短詩。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六歲的我來到英國。毛澤東去世兩年了，中國開始變化。中共自掌權以來第一次用全國統一考試的辦法，選拔留學生。我有幸通過統考，成為四川省九千萬人中大概第一個到英國留學的人。
有這樣不可思議的運氣，可以自由地寫作了－－但就在這時，我失去了寫作的興趣。對我來說，寫作不可避免地要回顧往事，要在內心重返中國。而我只想忘掉中國，忘掉那些傷心的日子。我來到的地方好似外星，滿目都是嶄新奇異的東西。我什麼都想看一看，什麼都想試一試，只想活在新世界里。
倫敦第一眼吸引我的，是從機場入城后沿街窗台上的盆花與住宅前的花園。記得我到后的第一封家信，幾乎都在描述它們。那時中國人的家中沒有花草。毛澤東在一九六四年發話說：「擺設盆花是舊社會留下來的東西，這是封建士大夫階級、資產階級公子哥兒提籠架鳥的人玩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工要減掉」。房屋裡的花消失了，學校草坪上的草也被拔去。拔草時我心裏非常難過，但掙扎著掩飾自己的感情，還不斷責備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當時中國的孩子們，都得不停地做這類「思想鬥爭」。雖然在我離開中國時，種花養草已不再是罪過，但苗圃花市還沒有「捲土重來」，一般人的住宅依然灰暗無色，公園也滿目瘡痍。
到倫敦后，我們住在大使館指定的住處，第一次獲准外出時，我和幾個同行者去了著名的海德公園。在一排排栗樹的華蓋下，在一望無涯的柔軟草坪上，我走啊走，怎麼也走不夠，胸中充滿狂喜。我直想張開雙臂，撲在草地上，緊緊摟住這塊綠土地。
（二）
那時留學生在海外受到嚴格管束，每個星期六有例行的「政治學習」。這類在中國早就讓我煩透了的活動，在倫敦更教我忍受不下去。我斗膽向政治輔導員建議，何不把會搬到倫敦植物園去開？年輕的輔導員想來也嚮往大好景色和清新空氣，他居然冒著被批評的風險同意了。於是，我們這組人身著的清一色「毛制服」，便與五彩繽紛的花朵們相映成趣。
「政治學習」僅是無數捆綁我們的繩索之一。其他的管囚犯似的紀律包括不許一人出門，起碼得「二人同行」。事無巨細必須請示彙報，違反紀律會被馬上送回國去，後果不言自明。這些繩索每時每刻都折磨著我。初到英國時，我總在盤算怎樣「破壞紀律」。
在大陸留學生中，我也許是第一個涉足酒吧的人。那年頭，「酒吧」二字意味著裸女狂舞，燈紅酒綠，是使館明令禁止的去處，也讓我好奇心大發。一天，我偷偷跑出去，直奔街對面一間酒吧。推門進去，什麼令人目瞪口呆的景象也沒看到，只有幾個老人安靜地坐在那裡。當時心裏頗有點失望。
我也可能是大陸留學生中第一個獨自出門的。我所在的學院有位職員邀我去格林威治天文台。 「二人同行」的紀律規定，個人受到邀請時必須「帶朋友」。我便問他：可不可以帶個朋友一塊兒去？職員誤解了我的意思，正色答道：「我不會做不規矩的事情。」我很不好意思，但又無法向他說明這是我們的紀律。我們得到的指示是，這條紀律不準公開，只能自己找借口。我討厭編造借口，更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出去。我於是去請求使館管教育的官員，說：你看，這位英國朋友認為我懷疑他動機不純，我要是不去，會影響中、英友好，影響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聲譽。如此等等一番漂亮話，官員最後鬆了口，只叫我不要張揚。
我猜這位官員也不喜歡製造這些紀律的專制制度。一天晚間，住地樓里只有我和他時，他對我講了點個人的身世。二十年前，他與深愛的女朋友正要結婚，「反右派運動」來了，女友被打成右派。結婚會毀掉他的前程，女友堅持要分手，極度痛苦的他再三考慮后同意了。後來，無論在外交界如何一帆風順，他忘不了她，原諒不了自己。在講這段往事時，他幾乎是聲淚俱下。
這位與我相交甚淺的使館官員，敢說心裡話，並不奇怪。那時的人們背負著毛澤東統治留下的創痛，一發現有個「心有靈犀」的人，會像開閘的洪水一樣傾瀉。中國在變，人們的恐懼少了——也使這位官員敢於開先例放我一人出門。
格林威治之行今天想起仍記憶猶新。這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旅遊：從一個景點到另一個，在子午線上照相，一隻腳踏在東半球，一隻踏在西半球。但從頭到尾我的神經綳得緊緊的，緊得頭暈。我的眼角不斷四下掃射，看有沒有華人，一旦發現便迅速從他們衣著上判斷是否來自大陸，如果判斷是，我就趕緊把臉別過去，躲開他們。當時大陸來英國的人寥寥無幾，可我偏偏覺得這個人也是，那個人也像，心不時提到嗓子眼兒，一邊勉強對主人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我怕有人看見我，告發我，那樣一來我就完了，使館好心的官員也要跟著倒楣。坐在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地中間野餐，吃著異國情調十足的乳酪三明治，是我最害怕的時刻：我釘在那裡，無處可藏。
可我還是繼續干官方禁止的事。這並非出於天生喜好冒險刺激，而是實在忍耐不住。大禍沒有臨頭：一九七八年底，中共正式實行改革開放，捆綁我們的繩索越來越松。逐漸，我就大胆地「自由行動」了，一個人到處去，結識三教九流的人。我自稱來自南韓。這不僅因為我的行動帶點偷偷摸摸的性質，而且我不想顯得太新奇。那時中國大陸多年與世隔絕，西方人好容易見到個「火星人」准抓住問個不休，都是我不願談的事。我想融入倫敦，過一過倫敦平常人的日子。
（三）
在倫敦人中混，我的強烈印象是在英國人人平等，沒有階級之分。在西方，英國以階級的存在著稱，後來我談起這一最初印象，總令聽眾捧腹。西方人有所不知的是，我是在跟毛的中國比。那裡每人都有一個固定的階級出身，對一生起著關鍵性作用。必填的各種表格上，在「出生年月」、「性別」之後，就是「家庭出身」一欄了。它決定你能上什麼學校，能做什麼工作，能過什麼樣的日子。我本人有幸出身「革命幹部」，屬於特權階層。我親眼看到，「出身不好」的人們，一輩子被打入另冊。由於出身如此重要，我們這代人初次見面習慣問對方出身是什麼，父母是幹什麼的。而在倫敦，我周圍的人們對他人的背景好像都毫不在意。
以後在英國住長了，我明白出身在這裏也不是微不足道。可是新來乍到的我，感悟到了英國的特點。英國儘管有階級，但不管哪個階級的人都享有尊嚴，下層的人不會受歧視虐待，老百姓不會有冤無處申。法律給所有人以同樣的保護，公平、正義是英國社會最引以自傲的基本理念。在這一理念下，社會日趨平等。這是中國人在毛時代——乃至今天——無法享受的。
我就是這樣既帶感情，又理智清醒地愛上了英國。第一年在拚命開眼界的旋風中度過。從毛的慘淡世界中走出來，對最不起眼的東西也感到離奇。頭一回進電影院，暗暗燈影下深紅的座椅帷幕，雕琢鍍金的裝飾，讓我覺得好像進了「阿拉丁魔窟」，到處是寶藏與神秘。事無巨細，我都愛刨根問底，有的問題教朋友忍俊不禁地瞪大眼睛。在詢問與體驗中我學習英國，學習這裏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民和他們的文化。
在這個過程中，我秘密地交上了外國男朋友。這在當時是最嚴格的禁區。在中國時我曾聽到警告：誰有外國男朋友，誰就會被用麻藥麻醉后裝在麻袋裡，運回中國去。我對此深信不疑。一走到離大使館不遠的街道，我的兩腿就發軟，要是坐在汽車裡，頭就縮到車窗下不見了。我想出個法子：化妝，用濃濃的猩紅紫黑的唇膏，大綠大金的眼帘膏，讓自己面目全非，大使館的人認不出來。我使用化妝品，就是這樣開的頭。現在想來，大使館並沒有對我們實行那樣徹底的監視，但是來自毛的中國，恐懼是我的習慣。
（四）
英國古城約克是我一直嚮往的地方，那裡有著名的大教堂、老城牆（據說有點像中國的長城）和「紅白玫瑰戰爭」遺迹。約克大學在我來英國第二年提出給我獎學金，讓我攻讀博士學位。那時候，外國大學發獎學金都得通過中國政府，個人無權領取。幸虧有了改革開放，再加使館那位好心官員相助，我又一次破了規矩，個人接受了獎學金。三年後的一九八二年，我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在英國大學得到博士學位的人。
說來慚愧，在約克學到的語言學理論我差不多快忘光了。但我將永遠記住我的導師樂培基（Bob Le Page）教授。他是英國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典型「紳士」，富於公正意識，信奉個人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他輕鬆的幽默感和不形於色的力量感，就像英國本身一樣，一點點撫平我長年形成的緊張焦慮，與時時襲來的無由恐慌，隨時提醒著我，在這塊講求正義的國土上，不用害怕。
一天在導師面前，我無拘無束地報告博士論文大綱。我談到對各種語言學理論的見解，說我同意這種見解，不同意那種，等等。他靜靜地聽我說完，然後說：「好，把博士論文交給我吧。」我迷惑地說：「您知道我還沒動筆呀！」他說：「可你的結論都有了。」
這一句短短的話，解開了極權制度系在我思路上的一個死結。我從前受的教育不是先搜集事實，再研究，再做結論，而是先有決定（黨的決議等等），再來照章思想。不合意的事實被通通掩去，要麼篡改，要麼指鹿為馬，把黑的說成白的。那天見完導師后，我沿著校園湖畔的長廊走回寢室，久久地回味他的話。我的寢室在湖的一角，窗戶下是眾多水禽的家。它們每天清晨以歌聲喚醒我，此時正在天空翱翔，似乎代我抒發瞬間開竅的歡樂。這是我真正地解放思想，開始具備不帶偏見的思維方式的一刻。
就是在約克的某個晚上，我萌發了寫書的念頭。一位剛訪華歸來的教授放幻燈片演講旅程，請我去參加。幻燈片上一所學校的孩子們在顯然冰凍三尺的教室聽課，沒有暖氣，窗上的玻璃七零八碎。教授說他問學校校長：「孩子們難道不冷嗎？」回答是：「他們不感覺冷。」
講座後有個招待會，我正好站在一位女士身旁。可能是為了找個話題說說話，她對我說：「你一定覺得這裏熱得要命。」這句絕無惡意的話猛然讓我心裏翻騰，眼淚忍不住要流下來。我匆匆離開房間。這句話刺傷了我，因為它讓我聯想起西方不少人怎樣看待中國人。從前人們說中國人命賤。新的觀察家們呢，訪問文革中的中國后，紛紛讚賞中國人真是了不起，歡迎「批評與自我批評」，欣然在嚴酷的體力勞動中接受改造，對成年累月的夫妻兩地分居無所謂，對挨打挨斗也毫無怨言。對西方人，這一切都不堪忍受。中國人和他們就是不一樣。
對這些觀察已憋了許久的憤怒，此時化做到英國后的第一場淚水。我想起中國，想起我的家，我的朋友，我認識的男女老幼。我想告訴世界我們的真情實況。寫書的衝動涌了出來。
（五）
可是，書寫不出來。心理上無形的障礙，阻止我把回憶的大門敞開。文革中母親挨斗遊街、跪玻璃渣，父親被迫害致死，姥姥也悲慘地故去。這一切都不堪回首。筆下幾行缺乏細節的字，我自己也覺得膚淺蒼白。
一九八八年，母親來倫敦看我。這是她第一次出國，我想讓她玩得痛快。但過了不久，我發現她興緻並不高，倒像有心事。一天，她乾脆謝絕去逛商店，說有話要對我說。
那天她坐在飯桌旁，深黑的桌面上一把早春的黃水仙在怒放。手捧沏著茉莉花茶的杯子，母親生平第一次告訴我她和姥姥的身世。我姥姥十五歲時嫁給一個軍閥做妾，也是在這個年齡，母親參加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在戰爭與革命、外國入侵和極權專制下，她們的生活動蕩坎坷，充滿悲歡離合。母親特別想講給我聽的，是和父親的愛情生活。出門旅遊，她走一路，講一路，從蘇格蘭小島，到瑞士的大山，在飛機上，汽車裡，遊艇中。我出去工作時（我當時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她待在家裡對著錄音機講。母親有說不完的話。到她數月後離開英國時，她留下六十個小時的錄音帶。
我看得出母親多麼急切地想要女兒了解她。我也感到，她希望我寫作。就好像她知道我從小懷著個不言的夢，在鼓勵我去實現它。她沒有對我提要求——我母親從來不提要求。她用她的故事為我創造條件，教我面對過去。雖然她大半生在磨難中度過，母親沒有渲染凄慘，她的堅強與智慧讓她的故事最終使人振奮。
母親就這樣促我拿起了筆，寫下了《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我姥姥、母親和我在二十世紀經歷的風風雨雨。寫這本書花了不到兩年。其中雖有痛苦和不眠之夜，但心理障礙已被母親掃去，我能一鼓作氣，一氣呵成。
我之所以能夠從容地回視噩夢，還在於我那時找到了愛情，內心充實安寧。我的白馬王子叫喬‧哈利戴（Jon Halliday）。他是完美的騎士，只是不戴盔甲。他似乎不需要盔甲，憑著藏在書生氣質下的堅毅能力，就能所向披靡。有他在身旁，我實在是很幸運。
《鴻》能飛起來，沒有喬不行。 《鴻》是用英文寫的，而我在二十一歲時才開始學英文，學習環境是完全封閉的文革，教師大部分沒見過外國人。到英國前，跟我交談過的外國人僅限於海港湛江的幾批海員，我和同學們曾被送去那裡兩星期練習英文。
（六）
到英國時，我雖然能看不少書－－最早看的書之一是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年》，看時驚嘆書里描述的簡直就是毛的中國──但是很多常識我都不懂。比如我在大學學的英文問候語是：「Where are you going?」，「Have you eaten?」。這是中國人見面互相問「上哪兒去？」、「吃飯了嗎？」的英文直譯。剛到英國時這樣跟人打招呼，朋友們都覺得有趣之極。
用英文寫作，優美地寫作，靠的是喬的幫助。他本人是歷史學家，寫過不少書。寫《鴻》時，他提的問題，總令我深思；他提的建議，我一一採納。他是我英文寫作的老師。
就這樣，兩個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母親和丈夫，成了《鴻》的兩根支柱。在書快要出版、我正擔心讀者反映時，母親的信來了。信上說不管人們愛不愛看這本書，我都千萬不要在意，寫書讓我更了解她了，她心滿意足。這是典型的我的母親：她並非真不在意，只是不要給孩子施加壓力。我為母親的苦心深深感動。
在母親的呵護下，我把《鴻》放了出去，不去擔憂它的遭遇。當然，我也不是沒有信心。喬說：「這是一本非常好的書。」 我信賴他的判斷力。
結果，《鴻》真的成功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從世界各地寫來激情洋溢的信，不少人還到成都去看望母親，從衣冠楚楚的外交官，到肩背背包的留學生，從生意人到旅遊者。愛爾蘭、英國、荷蘭、匈牙利、泰國、巴西……她受邀造訪了一連串國家。在日本，櫻花樹下身著和服的婦女向她鞠躬致意；一間餐廳里的侍者用銀盤托來一方精緻的手絹，是鄰座進餐的夫婦請她簽名。飛機場上不乏仰慕者替她拿行李。我母親不僅得到了女兒更深切的愛，還得到了全球千百萬人的理解和尊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鴻》在中國大陸是禁書。這本書寫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但它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在中國，寫歷史得按官方定下的調子。 《鴻》沒有，也不可能，按這個調子跳舞。尤其是，《鴻》記載了毛澤東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災難。而今天，毛的像仍然高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的遺體仍然停放在天安門廣場中心，中共現領導自稱是毛的繼承者，竭力維持毛的神話。
在這樣的情況下，《鴻》自然不能在大陸出版。媒體受命封鎖《鴻》的消息，也不足為奇。若干年中曾不斷有大陸記者採訪我，說他們有辦法發表，但最後誰也沒辦法，文章都被編輯「槍斃」掉。當然，嚴禁也激起人們的好奇心，好幾個人告訴我，這是他們設法找書來看的起因。
（七）
今日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比過去好了很多，但自由的程度遠不如共產黨掌權之前。在一九九四年對《鴻》的禁令發下以前，大陸的「友誼出版公司」曾準備出版大陸中文版。 「友誼」要求作一些刪節，主要是提到毛澤東的地方。因為這些地方畢竟很少，而且在我的堅持下，凡刪掉的地方，書中一一註明「此處刪去xx行」，我同意了。這種做法，在中共上台以前，出版界常用，可是現今的政府不允許。後來大陸出了盜版，但盜版也做了刪節。
據我所知，大陸有一個沒有刪節的繁體字盜版，可能盜的是台灣或香港版。在香港，大陸被禁的書能夠出版，一些幸運的《鴻》由此得以飛入大陸。我自己帶過書回去，但郵寄的中文版從來不曾寄到。
海外電影界對把《鴻》搬上銀幕做了一次次努力，一位我敬重的大陸導演有心執導。但是當局的答覆是：不準拍，就是在海外攝製，在海外放映，也不行。
儘管當局竭力鉗制，《鴻》在大陸仍有些名氣。腦瓜靈活的人有乘機撈點外快的。在我長大的成都市，二○○○年五月六日的報紙報道：一位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並略懂德、日、法語的男士，經常出入外國遊客居住、遊覽之地，與「老外」攀談，自稱與《鴻》的作者是要好朋友，然後帶「老外」去吃飯，由餐館敲「老外」的竹杠，他從中漁利。
《鴻》帶給我的也有欣慰。我和喬有次在北京一家小餐館吃飯，飯後喬正要付帳，店主告訴喬：帳已被一位年輕的本地顧客付了，那人說，他從「你夫人的書」里，了解了他的祖國的昨天。
通過寫《鴻》，中國重新回到我的心中。我不再想忘掉那生我的國土，時間長了不回去，會心神不寧。這塊土地，那樣古老，又那樣年輕，那樣傷痕纍纍，而又那樣毫不頹唐。但中國不是讓我放鬆的家。在那裡，我避免不了萬千思緒，心情老在興奮激動與氣憤絕望兩個極端中牽扯波盪，旅行后，總是精疲力盡地回到倫敦。
（八）
寫《鴻》之後回中國，為的也是搜集資料，和喬一道寫一部毛澤東傳記。毛澤東主宰了我早年的生活，使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國人飽受難以想像的苦難。他應與希特勒、史達林相提並論，然而，那兩位歐洲暴君早就是公眾譴責的對象，毛死去近三十年，卻還保持著「偉大領袖」的光環。真實的毛依然雲遮霧障，世人知之甚少。撥開環繞他的重重迷霧，是我和喬的心愿。
可以想像，我們的研究在大陸遇上了一道又一道難關。但障礙不是不可逾越，大多數反倒增添樂趣，弄得我們像一對「偵探」。有一年毛身邊的一些人受到警告，叫他們不要與我們合作。但這警告似乎沒有像對出版社、媒體的禁令那麼嚴峻，所以，儘管有人謝絕採訪，多數人還是開了口。長年鬱積，人們有滿肚子的話要講。中國人也有為歷史留下見證的傳統責任感。 「警告」本身不無小補，它等於宣告：這部傳記一不循官方口徑，二將是本重要著作。歸根結柢，《鴻》幫了大忙。許多受訪人是在看過，或者聽說過《鴻》之後接受採訪的。他們明白這是本實事求是的書，相信毛傳也會忠於事實。
《鴻》還是通向國際政要與塵封檔案的鑰匙，握著它，我和喬走遍世界搜尋資料。我們採訪了數百位同毛澤東有關的人士，查閱了各國檔案史料。通曉多種語言的喬，在俄羅斯檔案館內，在如山舊紙中挖掘出大量寶貝。我們具備的優越條件，使我們感到義不容辭，必須把毛澤東的真相揭示出來。在過去十年中，我們投入了能投入的每一分鐘，竭盡了能竭盡的每一滴心血。十年的工作，是十年辛苦－－也是十年莫大的樂趣。
除了奔波，我們就是在倫敦家中寫作。坐在書桌前，我能聽見喬在樓下的書房門偶爾打開，大概是他去廚房泡茶。聽到這聲音，一陣快意總湧上心頭：午餐時間快到了吧？那是他和我交換新發現的時候。書桌右前方，寬大的落地玻璃窗外，隔街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樹，茂盛的枝葉間透著窗外天。天空最美是半雨半晴時分，帶水的陽光無比柔和。樹下有柱黑漆街燈，在表現倫敦的電影外景中常能見到。街的終點，倫敦特有的雙層紅色巴士，一搖一擺地駛過。行人在傘下走著。這是倫敦最平常的景象，可是我百看不厭－－正如我永遠不會厭倦桌前一坐一天的作家生活。為伊消得人憔悴，就是快樂。
張戎 于倫敦
(二零零三年五月為英文紀念版而作，二零零六年八月譯為中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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