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31日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令世界注目，但是，GDP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生态环境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三十多年，也是污染大跃进的三十多年。而且，往往是哪里先发展，哪里就先污染。中国经济从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发迹，污染也从那里开始。珠三角、长三角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率先昂头，与此同时，污染“成效”也很显着。珠江污染了，长江污染了，太湖污染了……
为了保持GDP高增长，有的地方不惜大量消耗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在某些领导的心目中，只关注自己在任期间的GDP，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因为许多官员都明白，寻求大资本与大权力的“无缝隙链接”，以大项目为“抓手”，是瞬间推高GDP的“王道”。在他们看来，只要经济上去了，哪怕天上不飞鸟；只要赚到钱，哪管废了田；只要政绩秀，哪顾河水臭；只要元宝，不要环保。
这是因为对于地方政府而言，GDP是第一位的，这是上级考核政绩的核心指标。正如郎咸平所说：“地方政府会在乎污染吗？污染无所谓，来一个污染，GDP就上升，污染能创造GDP。如果污染搞坏了怎么办？就治理，这多好啊。所以，下任官员一上任就会发现GDP大幅度上升(治理污染也是GDP，所以，官员不怕污染)。我们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考核，基本上是以 GDP为纲，这是必然结果。”而对于不断涌现的很多污染事件，很多时候，只有等到群众使用暴力方式进行群体抗议，政府才不得不重视和处理，因为事件一旦闹大，很可能威胁到头上的“乌纱帽”。
现在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疯狂追求GDP，即使在一个又一个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爆发出来的情况下，即使社会舆论对带血的GDP不断围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都很难遏止片面追究经济发展效益而不顾资源环境的冲动。为什么？人家政绩考试里没有这一项，或者这环保一道题只是附加题而不是必答题。因为，政绩是靠上级来考核的，好坏是由上级来定的，“乌纱帽”当然也是上级给的。
他们考虑的是GDP的数字，而从不去算算牺牲环境和资源产生的GDP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对此，鲁迅先生若干年前就写过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在南京开煤矿的时候。因为那个煤矿的储量实在太少，开出来的煤，只够用来抽水。这样挖了煤抽水，抽了水挖煤，最后当然搞不下去了。如果挖出的煤价值一万元，抽水的费用也是一万元，那么这个煤矿的GDP就是二万元。可是实际上的效益呢？是零。同样，如果一个工厂年生产总值是一百万元，但是为了处该厂的三废排放，每年也要化掉一百万元，那么GDP是二百万元，但实际上社会所得是零。
中国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说政府一点儿都不关心环境，显然有违事实。从全国“两会”到地方大小会议，环保问题俨然是热门话题。这是政府屡表决心的一个地方，政府一再承诺要“转变增长方式”、要“节能减排”，但似乎也是政府言行不一的地方，往往说的比做的多，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因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污染企业的经济贡献已经在地方GDP和政府政绩中占有了相当的份量，如此一来，污染企业便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命脉绑缚在了一起。污染企业交出地税与GDP数字，政府则提供权力庇护。作为环保部门，则主要在环保监督方面提供扇扇畅通无阻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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