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1日讯】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总会牵动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的神经，除了文学奖与和平奖，人人都希望中国本土科学家出现在诺贝尔奖的名单之中。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号称拥有4200万科技人才的经济科技大国，离诺贝尔奖似乎越来越远，反而是衰落的欧美年年成了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人数却占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除了所谓政治因素之外，难道没有什么值得中国反思的地方吗？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算文学奖、和平奖，其他的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与政治无关的奖项，中国大概可以与人家比试比试一下，奇怪的是，每到这个季节，科技界都变得鸦雀无声，甚至越来越心虚胆怯！
据统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建国30年后都会涌现出一位元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唯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皇冠。
回归中国的诺奖得主杨振宁曾经说，假如中国经济增长的更快，中国人会摘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了，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就会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科研工作的投资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长。
杨振宁甚至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他说，刚回国时，中国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后来他看到政府不断的给科研人员加工资加投入，如果发展下去，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
然而令杨振宁老先生尴尬的是，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科研经费的超常规增长，中国许多科研人员包括教授的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欧美的一流教授学者，中国仍然没有一项科研成果能够拿出来在国际上炫一炫的，看来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远不是经济落后，而是体制和创新的缺失。
中国的教育缺乏创新精神。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所言：制约我们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中国的教育体制决定的。
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上，与国际先进水准相比实际差距是越来越远，举国之力搞出来的“神八、神九”即使再辉煌，也掩盖不了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的落后。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教授曾给中国浇了一盆凉水：他认为中国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生命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然而中国科学界的一言堂以及论资排辈和政治优先，实质上早己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由于体制的影响，中国科学界开放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导致科技创新流于形式。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公平的竞争性。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应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我不相信你，你就通不过”，是当今学术界科技界司空见惯的一种恶习，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采取打击报复，压制封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扼杀了中国所谓的创新精神和科研团队。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作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的科学观点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
如果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维持现有的格局，即使侥幸拿下诺奖也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势必会继续掩盖中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拖延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一样。诺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提供了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对中国教育以及相关科学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策的启示。这一反思和启示的本身，超出了诺奖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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