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1日訊】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獎總會牽動中國人從高官到百姓的神經，除了文學獎與和平獎，人人都希望中國本土科學家出現在諾貝爾獎的名單之中。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號稱擁有4200萬科技人才的經濟科技大國，離諾貝爾獎似乎越來越遠，反而是衰落的歐美年年成了諾貝爾獎的得獎大戶。特別是美國這個國家，人口占世界人口總數的比例不到5%，獲得諾貝爾科技獎的人數卻占了全球獲得該獎人數的70%以上。這種強烈的反差對比，除了所謂政治因素之外，難道沒有什麼值得中國反思的地方嗎？
儘管「諾貝爾獎與中國」常常是一個敏感的話題，但是對於中國科研領域來說，仍然是一個無法回避令人深思的問題。如果不算文學獎、和平獎，其他的諾貝爾獎包括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經濟學獎等與政治無關的獎項，中國大概可以與人家比試比試一下，奇怪的是，每到這個季節，科技界都變得鴉雀無聲，甚至越來越心虛膽怯！
據統計，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人口大國，在建國30年後都會湧現出一位元科學家摘得諾貝爾獎。唯有新中國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沒有一位中國本土科學家戴上這頂科學皇冠。
回歸中國的諾獎得主楊振寧曾經說，假如中國經濟增長的更快，中國人會摘得更多的諾貝爾獎。因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快了，中國領導人對科技發展就會有很殷切的要求，對科研工作的投資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長。
楊振寧甚至認為，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落後。他說，剛回國時，中國10所最好的大學正教授的年薪，算下來人均還不到2000美元。後來他看到政府不斷的給科研人員加工資加投入，如果發展下去，中國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夠得到諾貝爾獎的成就。
然而令楊振寧老先生尷尬的是，中國經濟持續的高速增長，中國科研經費的超常規增長，中國許多科研人員包括教授的收入已經接近甚至超過歐美的一流教授學者，中國仍然沒有一項科研成果能夠拿出來在國際上炫一炫的，看來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原因遠不是經濟落後，而是體制和創新的缺失。
中國的教育缺乏創新精神。正如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佑壽所言：制約我們獲諾貝爾獎的關鍵因素在於缺乏創新精神，特別是決策者缺乏創新精神。而這種創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是由中國的教育體制決定的。
中國在物理、化學、生物與醫學、經濟學等基礎研究上，與國際先進水準相比實際差距是越來越遠，舉國之力搞出來的「神八、神九」即使再輝煌，也掩蓋不了中國在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落後。200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大衛.格羅斯教授曾給中國澆了一盆涼水：他認為中國遲遲不能問鼎諾貝爾獎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國只注重對科學技術方面的投資，而忽略了對基礎科學的研究。」
科學的生命在於不同觀點的公開爭論，然而中國科學界的一言堂以及論資排輩和政治優先，實質上早己抹殺了科學的創新性。由於體制的影響，中國科學界開放度不高，評聘制度不完善，競爭機制不健全，導致科技創新流於形式。即使是得到實踐檢驗的科學理論，也無人過問，令其自生自滅。理論權威有權力，沒責任，不能對當前專業學科的發展給與定期評述，僅僅靠單方向的文章評審和項目評審控制學術發展，缺乏公平的競爭性。
事實上，無論是學術權威，還是初出茅廬的學子，都應具有平等學術爭論的權力，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權壓人，這是科學不斷發展的根本動力。證明一種觀點要有理有據，反對一種觀點也要有理有據。「我不相信你，你就通不過」，是當今學術界科技界司空見慣的一種惡習，對於不同的學術觀點採取打擊報復，壓制封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扼殺了中國所謂的創新精神和科研團隊。
人類對自然的認識總是不完整的，認識真理的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沒有新理論、新假說、新發明、新技術，人類就不能發展，社會就不能進步。但是，錯誤的認識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新思想新觀念的確立，需要與舊思想舊觀念作長期的比較鑒別，才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標新立異，開拓創新，力排眾議，舌戰群儒，逆潮流而擁護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艱難可想而知。如果沒有社會的寬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爭論的公開，評判的公正，新的科學觀點是無法生存和發展的，甚至無立足之地。長期壟斷中國科學界的「官本位」就是將科學的立異性演變為趨同性，只有傳播科學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學的本能。科學的本質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質是求「利」。道不同難以相謀，有誰會為真理丟官丟利呢？
如果中國的教育、科技體制維持現有的格局，即使僥倖拿下諾獎也沒有任何正面意義，勢必會繼續掩蓋中國教育、科技等領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矛盾，如果中國經濟增長拖延了中國體制變革的進程一樣。諾獎從某種意義上說，提供了對中國教育和科學現狀的反思，提供了對中國教育以及相關科學發展的思維、行動和前瞻性決策的啟示。這一反思和啟示的本身，超出了諾獎的實際價值和潛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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