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7日讯】生活在信息开放、新闻自由环境中的未成年人，一旦被要求把来自专制体制下的谬论和谎言，当作文化知识来接受，在自由文明的地方，接受培养奴隶意识的教育，预备接受和适应专制者企图在未来安排的“屁民”生存。这些未成年人和他们的父母会作何反应？什么样的人能够接受如此荒谬的“教育”？这就是为何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准备以生命为代价，坚决抵制中共企图借“国民教育”之名通过教科书进行“洗脑”。
在大陆网友声援港人的网帖中，“老荣成人”在新浪微博说：“香港人的‘不认同’，大陆几十年中坚持不懈的‘愚民教育’是根源之一。我会去检查一下邻居孩子的教科书，看看是否有愚民的问题。抵制愚民教育，我是支持的。”所以，彻底揭露大陆教科书中的毒素，是一个需要许多人参与的启蒙工程。
以史为鉴、以史为镜。但是任何专制者都不希望民众观看时，通过历史的镜子了解真相，审视现实。他们要把镜子变形，按他们的意志有隐有现，按照他们的需要任意捏造，为现实服务。如果说“欲灭其国，先毁其史。”那么“欲控其人，先控记忆。”中共对民众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操控记忆，包装和维护一党专制的所谓“历史合法性”。
由于后极权时代专制的衰退，大陆文化管制有所松动，因此形成一种转型期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一些本土和引进的学术性书籍，能部分披露历史真相，突破官方意识形态的禁锢；但另一方面，由于当局的管控和教材编辑的素养所限，教科书中对历史的瞒与骗以及各种谬误，与一些学术界的书籍形成鲜明的对立。可见教育界依然被“党”字招牌独霸着，历史教育仍在继续制造几代人蒙昧的历史观。
在此，我针对部分大陆教科书，选择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专题，根据史料进行简略辨析。
一、义和团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对义和团运动缺乏全面客观的介绍，对其迷信蒙昧、滥施暴力的史实没有提及，依然按官方观点称其为“反帝爱国运动”。大学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只是简单地批评：“义和团运动存在着笼统的排外主义的错误……还存在着许多迷信、落后的倾向。”近年来许多史书还原了义和团的历史真相，进行了新的评价，在此不赘，相信了解史料后，任何人都不会认同教科书简单片面的结论。
二、《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109页写道“《新青年》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1917年，每期的发行量已达一万六千多份。”实际上，陈独秀和该刊早期不仅无知名度，而且学者根据史料证明，《新青年》当时每期赔本印刷仅1000 本（在不支付编辑费的情况下，至少印2000份才有可能赚钱），“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后，因发行不广，销路不畅，群益书社感到是在难以为继，一度中止出版。后经陈独秀极力交涉，书社到年底才勉强应允续刊。”（《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王琦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在此之前，鲁迅在《自序》中称当时的《新青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周作人晚年回忆早期的《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我看了却觉得没有什么谬，虽然也并不怎么对。”（《知堂回想录》，周作人，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新青年》名声鹊起，是从将编辑部迁到北大并进行人为炒作开始的。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以官方观点称五四运动为“爱国”运动。虽然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外争主权”，但长期以来不同党派和人士对其意义的阐释各有不同。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公开声称“我是绝对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若说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孟真：《随感录滞留：中国狗与中国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另一位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说：“当‘五四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大家都在高叫‘爱国’、‘卖国’的声浪，我都以为我们‘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并不在此。”他认为，学生的牺牲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众自决的精神才是五四运动的实在价值。（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晨报》 1920年5月4日）当时的学者和运动亲历者都反对将“国家”偶像化。1917年胡适在《藏晖室札记》中说：“爱国是件大好事，惟当知国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团体在。”“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的文章中提出“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恽代英更激进地说：“国家是离间人与人的恶魔”。（《论社会主义》，《少年中国》第2卷第5 号，1920年11月）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许德珩回忆，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学生组织了一个团体，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因许多学生认为“爱国”是落后思想，于是更名为“学生救国会”。（《五四运动在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3月）
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文中就公开宣告：“工人无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1919年11月24日发出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邀请书》中，列宁明确提出：“共产国际要使所谓国家利益服从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相互支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中还宣称；“共产国际的目的在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红色恐怖或武装斗争），为建立一个作为完全废除国家的过渡阶段的国际苏维埃而进行斗争”。
专制者从来不是爱国者，他们心中只有权力。如今，中共把“爱国”当作五四运动的唯一标签，不过是用权力垄断历史的阐释权，把“国家”当作绑架、操控的偶像，煽动、利用民族主义，借“爱国”之名，遮蔽自由民主思想，维护一党专制，奴役、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真正“爱国者”。
三、关于“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李大钊之死、“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张作霖之死等事件及其关系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同上）135页在介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段落写道：“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没有交待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结果，似乎张作霖在呼应蒋。
事件复杂的背景是，列宁夺权后，希望在欧洲搞颠覆各国政权的世界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企图建立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帝国（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一方面与中华民国建交，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扶持国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同时利诱、扶植冯玉祥从内部对北洋集团进行瓦解。1926年，苏联在冯军的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孙中山“以俄为师”，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就公开宣称：“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一八”后，舆论界批评群众领袖，指责他们应当对惨案“负道义上的责任”。刚刚开过刀的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晨报》采访，痛责段祺瑞后说：“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像这样的奇迹。”当期的《清华周刊》有两篇文章，批评群众领袖把“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让年轻人为自己的政党主张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
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爆发。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奥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张作霖指责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收买大学生闹事”是指“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
获得证据后，张作霖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苏联间谍活动在8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国这一事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克格勃全史》第121 页）
本来，蒋介石1923年9月至11月对苏联考察后，就认清了苏俄的真相和对中国的野心（蒋中正：《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曾推崇苏联的蒋介石为何在访苏后改变一生政见？》，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1年1月11日；颜昌海：《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逐渐开始疏远苏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苏俄嫉恨。苏联顾问甚至开始策划干掉蒋介石；此后，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中指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国民党发现，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虽以个人身份加入，却秘密地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共组织严密，党员凝聚力强，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内部，不论是中央还是基层团体，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疑惧，”（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蒋介石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加上张作霖将苏联资助和操控国共两党的阴谋曝光，舆论哗然，一片反苏声浪，为了表示与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力清党。汪精卫由于对共产国际认识模糊，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在武汉另立政府。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在没向中共中央传达之前，居然把6月1日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密电副本给汪精卫看了，主要内容如下：一、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制造混乱。二、动员二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加上两湖五万革命工农，建立自己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团结，共产党员要尽可能多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四、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国民党右派军官。然而，罗易忽视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员，汪精卫如从恶梦中惊醒，于是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公开反共、清共。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第2页写道：“日本侵略者见张作霖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阴谋在东北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真相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后，自然和张作霖成了死对头。 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策划暗杀张作霖失败，苏联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于是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马上导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国民党。抗战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四、苏区的肃反运动
中共的本质决定了在解决内外矛盾时大都采取残酷斗争的非法手段。对于苏区的肃反运动，教科书大都隐而不谈。在江西苏区，毛泽东1928年9月搞“洗党”。 1929年至1932年以毛泽东为首发动“肃AB团”运动，消灭异己，杀害红军官兵和共产党员、普通群众超过一万人；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以开会为名集中一个院子，用机枪全部屠杀；张国焘则在湘西根据地同样以AB团为名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在贺龙的湘鄂边界根据地，1932到 1934年的清洗，贺龙后来说：“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只在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到才活下来的。”整个肃反运动的被害人数一共高达7万之巨。（刘秉荣：《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12月；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王列平：《血洒白雀园：张国焘肃反杀人纪实》）红军长征撤离苏区前，全盘审查干部，把“不可靠”的、动摇的统统处决。主持这项工作的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务，数千人在他手下命丧黄泉。死者中不少是在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的国民党俘虏。（[英]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五、遵义会议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20页在用较多的文字介绍周恩来、毛泽东的发言后，写道：“张闻天、王稼祥也相继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所犯的严重错误，拥护毛泽东的主张。”“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121页写道：“会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近年来，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研究遵义会议的成果之一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作者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何方（15岁参加革命，16岁入党，1938年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和工作，曾任张闻天的秘书）。以下是他根据大量史料研究还原真相后，得出的结论。
关于政治路线。“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变了中央领导，但却没有提出政治路线的错误问题。《遵义会议决议》反而确认‘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而且讲得有根有据，连路线错误的暗示都没有。”“由此可见，对于王明路线的提出，无论对全党还是对毛泽东本人来说，都有个过程，是随着情况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经过不断变化才逐渐明确起来的，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清、提得准。”“遵义会议上没有提出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还因为那时政治上的分歧不像军事上的分歧那样明显。”
关于对全党的领导。“会议推举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长时期里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这一时期实施对全党的组织领导的是张闻天”，“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代表党中央和以中央名义行事的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张闻天）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负总责）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毛泽东的性格虽然不愿听命于人，但那时还是遵守纪律的，并无明显僭越之举。他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从不自行召开中央会议，也从不自行代表中央发布政策性指示或谈话，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干部，对这类问题有意见也只是向张提出。”“西安事变”后来的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
关于军事指挥权，何方在书中提供的史料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不但职权同遵义会议前的三人团不同，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8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何方指出，遵义会议“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实际上，直到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又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但由于张国焘闹独立，尚未同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红军又失掉联系，所以还远谈不上对全军的领导。”
六、抗战和西安事变
日本侵略中国的背后，也有苏联损人利己的阴谋。“策划日本南侵中国，并拖垮日本”是苏联的最高机密。1930年初，共产国际开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东北的日本关东军驻地和日本本土活动，与军界、政界的好战分子接触。“九一八事变”就是从共产国际党员、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带人制造事端开始的；1936年，一批日共高级干部从苏联秘密回到满洲和日本，策划事变。“七七事变”现场最高指挥官、侵华日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大佐也是共产国际的日籍党员。日本高层在两次事变之前完全不知，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军事进展太过顺利，也就默认了下级军官的莽撞结果。（《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大陆教科书都说东北军“九一八事变”中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许多史料证明，张学良自己也一再声明是自己下令不抵抗，因为当时他没料到事态扩大，最初和蒋介石一样寄希望国际调停。
从2006年3月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的《蒋介石日记》陆续公开，可以看到，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以后，蒋介石每天在日记右上角一定写上“耻”或“雪耻”，48年未改。称日本为“倭”“日倭”。“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才得知消息。9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由于军阀割据、国贫民弱、军队落后，蒋介石只能打持久战（“持久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学家、西方美术史专家、国军上将蒋百里[钱学森的岳父]首先提出，而非毛泽东）。“不求战斗之胜负，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徒与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韧，与国无益，而反求速亡。”“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对于谈判蒋介石是有原则的：“坚持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完整、日方必须全面撤军，否则无法和谈。”蒋介石曾在一份批文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说与日本和谈的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原台湾总统府总统新闻秘书及英文秘书郭岱君教授谈蒋介石日记）
但是，中共抗战只是口头鼓动他人牺牲的文抗，中共在抗战时的方针是“七分发展、二分观望、一分抗日”。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2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不到两个月，中共趁国难之危，于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裂和颠覆国家，搞国中之国，令国民政府两面受敌。“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的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军队放过一枪一弹，他们所做的，就是用红军打击国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与别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动立即抗战，破坏国民政府的战争准备和战略决策。”（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 [香港]明镜出版社，2002年8月）“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蒋、日、我，三国志。’至于如何爱国，毛泽东又坦承：‘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国难当头，毛泽东却正好玩起了从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国演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从来没有糊涂过。为什么彭德怀打百团大战，会让毛泽东愤怒得拍桌子？因为彭德怀没有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李劼：《枭雄与士林——20世纪中国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香港]晨钟书屋，2010年4月）
中共攻击别人是汉奸，可看看它的行径又是什么？《中国秘密战》（郝在今：《中国秘密战》，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书披露：抗战时期以潘汉年为代表的中共密战系统与汪伪政府、日本之间的谍报系统形成了情报共享铁三角。苏德条约签订后，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条约。毛开始了同日本情报机关的合作，目的是打击蒋介石，保存、发展中共。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潘汉年，他联系的对象有日本驻上海的副总领事、高级情报官员岩井英一。潘汉年给岩井提供蒋介石的抗战能力、他与中共的矛盾冲突，以及他与列强的关系等情报，还有英美情报人员在香港、重庆的活动讯息。日本方面对这些情报评价很高，其中一份曾让日本驻华大使“高兴得发狂”。有个著名的“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由潘汉年参与组织，里面主要成员都是中共派去的。日本人的手被用来更直接地打击国民党。一位当时的中共情报人员回忆说：“据我直接知道的，上海两次破获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对忠义救国军的围剿，都是我们的党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杰作。”除了打击蒋介石以外，潘汉年的另一项任务是使日本人放过中共。潘汉年与日本方面(通过日本华中派遗军谋略科长都甲大佐)达成默契：新四军保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日本人对新四军在乡间发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数年来，日本火车通行无阻，新四军也成长壮大。日本始终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敌人。1940年春，华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里。3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全歼六千国民党部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
史料证明，“西安事变”是中共利用张学良的一场阴谋。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像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但令张学良和中共没料到的是，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斯大林也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于是“西安事变”三天之后，中共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甚至可以对蒋“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了：“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西安事变”的结果，也已违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文史精华》，2011年9月）同时，扣压蒋介石后，张学良读了蒋遗落的日记，才知道蒋已秘密做了抗战部署，同时只差一周即实施剿灭中共的计划。张学良深感懊悔，遂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领罪。由于张学良的鲁莽，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部署，他在日记里反复讲“汉卿坏我大事”、“汉卿误我一盘好棋”、“汉卿误我大局”。（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对中共而言，身为中共“特别党员”的张学良是功臣，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对民族来说他是千古罪人。张学良至死不回大陆，也许与之有关。需要补充的是，西安事变后发生二二兵变，张学良部下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凶逃离西安，由周恩来安排寻求庇护。全面抗战爆发后，三人全都投降日伪。孙铭九等人后来竟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东北军骑六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也相继成了汉奸。
（未完待续）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