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7日訊】生活在信息開放、新聞自由環境中的未成年人，一旦被要求把來自專制體制下的謬論和謊言，當作文化知識來接受，在自由文明的地方，接受培養奴隸意識的教育，預備接受和適應專制者企圖在未來安排的「屁民」生存。這些未成年人和他們的父母會作何反應？什麼樣的人能夠接受如此荒謬的「教育」？這就是為何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準備以生命為代價，堅決抵制中共企圖借「國民教育」之名通過教科書進行「洗腦」。
在大陸網友聲援港人的網帖中，「老榮成人」在新浪微博說：「香港人的『不認同』，大陸幾十年中堅持不懈的『愚民教育』是根源之一。我會去檢查一下鄰居孩子的教科書，看看是否有愚民的問題。抵制愚民教育，我是支持的。」所以，徹底揭露大陸教科書中的毒素，是一個需要許多人參與的啟蒙工程。
以史為鑑、以史為鏡。但是任何專制者都不希望民眾觀看時，通過歷史的鏡子瞭解真相，審視現實。他們要把鏡子變形，按他們的意志有隱有現，按照他們的需要任意捏造，為現實服務。如果說「欲滅其國，先毀其史。」那麼「欲控其人，先控記憶。」中共對民眾精神控制的手段之一，就是通過歷史教科書篡改歷史，操控記憶，包裝和維護一黨專制的所謂「歷史合法性」。
由於後極權時代專制的衰退，大陸文化管制有所鬆動，因此形成一種轉型期的矛盾現象：一方面，一些本土和引進的學術性書籍，能部分披露歷史真相，突破官方意識形態的禁錮；但另一方面，由於當局的管控和教材編輯的素養所限，教科書中對歷史的瞞與騙以及各種謬誤，與一些學術界的書籍形成鮮明的對立。可見教育界依然被「黨」字招牌獨霸著，歷史教育仍在繼續製造幾代人矇昧的歷史觀。
在此，我針對部分大陸教科書，選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專題，根據史料進行簡略辨析。
一、義和團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對義和團運動缺乏全面客觀的介紹，對其迷信矇昧、濫施暴力的史實沒有提及，依然按官方觀點稱其為「反帝愛國運動」。大學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只是簡單地批評：「義和團運動存在著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錯誤……還存在著許多迷信、落後的傾向。」近年來許多史書還原了義和團的歷史真相，進行了新的評價，在此不贅，相信瞭解史料後，任何人都不會認同教科書簡單片面的結論。
二、《新青年》和五四運動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同上）109頁寫道「《新青年》受到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1917年，每期的發行量已達一萬六千多份。」實際上，陳獨秀和該刊早期不僅無知名度，而且學者根據史料證明，《新青年》當時每期賠本印刷僅1000 本（在不支付編輯費的情況下，至少印2000份才有可能賺錢），「1917年8月，《新青年》出完第三卷後，因發行不廣，銷路不暢，群益書社感到是在難以為繼，一度中止出版。後經陳獨秀極力交涉，書社到年底才勉強應允續刊。」（《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王琦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1月）在此之前，魯迅在《自序》中稱當時的《新青年》「彷彿不特沒有人來贊同，並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周作人晚年回憶早期的《新青年》「是普通的刊物罷了，雖是陳獨秀編輯，看不出什麼特色來」「……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麼謬，雖然也並不怎麼對。」（《知堂回想錄》，周作人，香港，三育圖書有限公司，1980年）《新青年》名聲鵲起，是從將編輯部遷到北大並進行人為炒作開始的。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同上）以官方觀點稱五四運動為「愛國」運動。雖然運動的直接目的是「外爭主權」，但長期以來不同黨派和人士對其意義的闡釋各有不同。五四運動中的北大學生領袖之一傅斯年公開聲稱「我是絕對不主張國家主義的人」；「若說五四運動單是愛國運動，我便不讚一詞了。我對這五四運動所以重視的，為他的發點是直接行動，是喚起公眾責任心的運動。」（孟真：《隨感錄滯留：中國狗與中國人》，《新青年》第6卷第6號，1919年11月）另一位北大學生領袖羅家倫說：「當『五四運動』最激烈的時候，大家都在高叫『愛國』、『賣國』的聲浪，我都以為我們『五四運動』的真精神並不在此。」他認為，學生的犧牲精神、社會制裁的精神和民眾自決的精神才是五四運動的實在價值。（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2卷4號，1920年5月；《晨報》 1920年5月4日）當時的學者和運動親歷者都反對將「國家」偶像化。1917年胡適在《藏暉室札記》中說：「愛國是件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新青年》第3卷第5號，1917年7月）在五四運動之前，陳獨秀在《偶像破壞論》的文章中提出「國家不過是一種騙人的偶像」（《新青年》第5卷第2號，1918年8月）。武漢地區五四運動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的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惲代英更激進地說：「國家是離間人與人的惡魔」。（《論社會主義》，《少年中國》第2卷第5 號，1920年11月）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德珩回憶，1918年北京高校一部分學生組織了一個團體，最初名稱是「學生愛國會」，因許多學生認為「愛國」是落後思想，於是更名為「學生救國會」。（《五四運動在北京》，《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文中就公開宣告：「工人無祖國」，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在1919年11月24日發出的《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書》中，列寧明確提出：「共產國際要使所謂國家利益服從世界革命的利益，它要體現各國無產階級的相互支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國際章程》中還宣稱；「共產國際的目的在於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包括紅色恐怖或武裝鬥爭），為建立一個作為完全廢除國家的過渡階段的國際蘇維埃而進行鬥爭」。
專制者從來不是愛國者，他們心中只有權力。如今，中共把「愛國」當作五四運動的唯一標籤，不過是用權力壟斷歷史的闡釋權，把「國家」當作綁架、操控的偶像，煽動、利用民族主義，借「愛國」之名，遮蔽自由民主思想，維護一黨專制，奴役、迫害追求自由民主的真正「愛國者」。
三、關於「三一八」運動及其慘案、李大釗之死、「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張作霖之死等事件及其關係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上冊（同上）135頁在介紹蔣介石「四一二」政變後的段落寫道：「與此同時，張作霖在北京襲擊蘇聯大使館，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李大釗被捕後，英勇不屈，慷慨就義。」沒有交待事件的具體原因和結果，似乎張作霖在呼應蔣。
事件複雜的背景是，列寧奪權後，希望在歐洲搞顛覆各國政權的世界革命，失敗後轉向東方，企圖建立由蘇聯領導的世界共產帝國（何云庵等：《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一方面與中華民國建交，另一方面，通過共產國際扶持國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同時利誘、扶植馮玉祥從內部對北洋集團進行瓦解。1926年，蘇聯在馮軍的軍事顧問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劃「三一八」學生運動，慘案發生後嫁禍傀儡執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議會選舉政體」，中國從此進入了蘇聯所期待的政體——黨國體制。孫中山「以俄為師」，1924年在國民黨一大就公開宣稱：「先由黨造出一個國來」，然後「將黨放在國上」，「完全以黨治」。（《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中國國民黨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史料》上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一八」後，輿論界批評群眾領袖，指責他們應當對慘案「負道義上的責任」。剛剛開過刀的梁啟超在醫院接受《晨報》採訪，痛責段祺瑞後說：「我們痛定思痛，對於一般自居指導青年的領袖們，我們當然也不能完全寬恕」。「我們並不反對民眾運動，但也得有相當範圍。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輕的學生們身上？至少我們不能想像這樣的奇蹟。」當期的《清華週刊》有兩篇文章，批評群眾領袖把「學生運動」變成了「運動學生」，讓年輕人為自己的政黨主張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
1924年，直奉軍閥大戰爆發。1926年4月，張作霖的奉系部隊控制北京，成立安國政府。作為與馮玉祥部隊和南方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聯繫人，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北方負責人、共產國際的代理人，李大釗當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對象。李大釗帶領全家立刻躲到了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內原俄國兵營院內。這次，李大釗實際是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北京的機關一起搬到了蘇聯使館，這在國際法上不很佔理。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派出三百餘人，突襲了蘇俄使館，李大釗等人顯然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遭到逮捕。軍警共獲取7卡車文件檔案，裡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繫證據和指令。（克里斯托弗•安德魯斯基、奧列格•戈爾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張作霖指責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國就出錢收買大學生鬧事，又加緊豢養馮（玉詳）軍，從而使國內混亂下去』。……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權利和國際公法準則了。」「收買大學生鬧事」是指「三一八」運動及其慘案。（[俄]維克托•烏索夫：《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7月）
獲得證據後，張作霖取得了殺李大釗的理由：一、在南北戰爭期間，李參與了軍事諜報工作；二、李與蘇聯政府勾結參與中國內戰的證據；三、李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關係；四、李作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北方領導人進行的顛覆政府活動。李大釗在被捕後，對很多實事也供認不諱，「李大釗供詞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中。李大釗等19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員悉數執行死刑。李大釗被殺後，張作霖曾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並請中外人士參觀。「在中國公佈的文件中，有大量記錄蘇聯秘密行動（主要是軍事偵查）的卑劣的細節，包括從莫斯科來的一些旨在加劇中國人民和西方國家的衝突而『不惜採取任何措施，包括搶劫和大屠殺』的指示。文件中還有間諜的名冊、要求中共黨員給予幫助的指示，還有對秘密運入中國的武器的詳細描述。」蘇聯間諜活動在8個國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國這一事件。斯大林讓中共利用蔣介石：「應該像檸檬一樣被榨乾，然後給扔掉。」（《克格勃全史》第121 頁）
本來，蔣介石1923年9月至11月對蘇聯考察後，就認清了蘇俄的真相和對中國的野心（蔣中正：《蘇俄在中國》，1956年12月；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松林：《曾推崇蘇聯的蔣介石為何在訪蘇後改變一生政見？》，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2011年1月11日；顏昌海：《考察蘇俄後蔣介石為什麼堅定反共》），逐漸開始疏遠蘇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蘇俄嫉恨。蘇聯顧問甚至開始策劃幹掉蔣介石；此後，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參加國民革命運動和國民黨改組的決議中指示：「全體同志儘管應該在國民黨內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領導權，但必須通過合情合理的途徑，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圖。」（《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國民黨發現，國共合作後，「共產黨人雖以個人身份加入，卻秘密地以黨團的形式在國民黨內活動。中共組織嚴密，黨員凝聚力強，人數雖少，但在國民黨內部，不論是中央還是基層團體，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國民黨人的疑懼，」（何云庵等：《蘇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11月）蔣介石也無法容忍中共在各地領導工農製造暴亂、「當北伐於1926年勝利到達南京時，共產黨竟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和『紅色恐怖』的口號。農會私設公堂，酷刑逼供，燒屋分地，勒索錢財，成批殺人，強姦人家的小姐、兒媳婦；牆壁上到處刷寫著『殺盡土豪劣紳及一切反動派』、『實施赤色恐怖』。」「不僅國民黨人攻擊為過激，甚至中共高階層人士亦多認為過火。當時農會控制了鄉村政權，地方官大多數失去權力，實際無法制止農會和工會的種種暴行。他們在鄉間任意沒收豪紳地主的財物，形同盜匪；並將豪紳地主捆綁，遊街示眾，濫用私刑，死人無數。此時，國民革命軍的將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戰，農會卻在後方抄他們的家、燒他們的房、搶他們的地、沒收他們的財產、吃他們的大戶，連前線士兵們捎回家的極少量的津貼也被強行搶去。」（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紅軍第一叛將——龔楚生平傳略》，[香港]明報月刊社，1978年5月）加上張作霖將蘇聯資助和操控國共兩黨的陰謀曝光，輿論嘩然，一片反蘇聲浪，為了表示與蘇聯劃清界線，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對北伐；於是，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武力清黨。汪精衛由於對共產國際認識模糊，與蔣介石產生分歧，在武漢另立政府。共產國際代表羅易（印度人）為了取得汪精衛的支持，在沒向中共中央傳達之前，居然把6月1日斯大林發來的「五月指示」密電副本給汪精衛看了，主要內容如下：一、指示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發動工人罷工和農民運動製造混亂。二、動員二萬名中國共產黨黨員，加上兩湖五萬革命工農，建立自己的軍隊。三、鑑於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不團結，共產黨員要儘可能多地進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裡去，以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四、成立革命法庭，懲辦國民黨右派軍官。然而，羅易忽視了汪精衛是國民黨黨員，汪精衛如從惡夢中驚醒，於是發動了「七一五」政變，公開反共、清共。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第2頁寫道：「日本侵略者見張作霖不能完全滿足他們的侵略要求，陰謀在東北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真相是，十月革命後，蘇聯就企圖分裂整個東北，他們很快在哈爾濱市秘密建立了蘇維埃，陰謀建立「滿洲蘇維埃加盟共和國」。張作霖查抄蘇聯大使館後，自然和張作霖成了死對頭。 1926年秋季，蘇聯特工策劃暗殺張作霖失敗，蘇聯政治局要求策劃更機密的暗殺活動。於是1928年6月4日製造了皇姑屯事件，謀殺張作霖，嫁禍日本。並在其後製造「田中奏摺」的假情報，挑起中國民間反日高潮。沒料到的結果是張學良沒有馬上導向蘇聯，而是易幟加入國民黨。抗戰後，蘇聯通過被收買的前日本首相岡田啟介，指使其弟子、日本關東軍上校參謀河本大作，偽造《我炸死了張作霖》的供詞，致使由於沒有佐證，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沒有對「皇姑屯爆炸案」做專門立案審理。（《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
四、蘇區的肅反運動
中共的本質決定了在解決內外矛盾時大都採取殘酷鬥爭的非法手段。對於蘇區的肅反運動，教科書大都隱而不談。在江西蘇區，毛澤東1928年9月搞「洗黨」。 1929年至1932年以毛澤東為首發動「肅AB團」運動，消滅異己，殺害紅軍官兵和共產黨員、普通群眾超過一萬人；紅二十軍排以上幹部被以開會為名集中一個院子，用機槍全部屠殺；張國燾則在湘西根據地同樣以AB團為名假公濟私，槍殺了近萬名紅軍將士和地方黨干。在賀龍的湘鄂邊界根據地，1932到 1934年的清洗，賀龍後來說：「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只在一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那時殺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到才活下來的。」整個肅反運動的被害人數一共高達7萬之巨。（劉秉榮：《魂飄重霄九——蘇區「肅反」大紀實》，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12月；戴向青、羅惠蘭《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王列平：《血灑白雀園：張國燾肅反殺人紀實》）紅軍長征撤離蘇區前，全盤審查幹部，把「不可靠」的、動搖的統統處決。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周恩來領導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務，數千人在他手下命喪黃泉。死者中不少是在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的國民黨俘虜。（[英]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五、遵義會議
高中《中國近代現代史》下冊（同上）20頁在用較多的文字介紹周恩來、毛澤東的發言後，寫道：「張聞天、王稼祥也相繼發言，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所犯的嚴重錯誤，擁護毛澤東的主張。」「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中央的統治，在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同上）121頁寫道：「會後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分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博古任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並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全權負責紅軍的軍事行動。」「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近年來，秉持實事求是精神研究遵義會議的成果之一是《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作者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何方（15歲參加革命，16歲入黨，1938年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和工作，曾任張聞天的秘書）。以下是他根據大量史料研究還原真相後，得出的結論。
關於政治路線。「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中央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改變了中央領導，但卻沒有提出政治路線的錯誤問題。《遵義會議決議》反而確認『黨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義的是正確的』，而且講得有根有據，連路線錯誤的暗示都沒有。」「由此可見，對於王明路線的提出，無論對全黨還是對毛澤東本人來說，都有個過程，是隨著情況的變化和政治的需要，經過不斷變化才逐漸明確起來的，並不是一開始就看得清、提得準。」「遵義會議上沒有提出四中全會後中央的政治路線問題，還因為那時政治上的分歧不像軍事上的分歧那樣明顯。」
關於對全黨的領導。「會議推舉出的總書記是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後的長時期裡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這一時期實施對全黨的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代表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是張聞天」，「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並沒有得到普遍承認」。「遵義會議後幾年，特別是1937年12月會議改組書記處以前三年，他（張聞天）卻並沒有把毛澤東看成領導和上級，而是嚴格履行總書記（負總責）的職責，主持日常工作，召開中央會議，出主意，用幹部，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直到1938年，還為反映許多干部的意見寫信勸毛澤東不要和江青結婚而引起毛澤東的大怒。」「毛澤東的性格雖然不願聽命於人，但那時還是遵守紀律的，並無明顯僭越之舉。他尊重張聞天的總書記地位，從不自行召開中央會議，也從不自行代表中央發佈政策性指示或談話，不曾任免中央管的幹部，對這類問題有意見也只是向張提出。」「西安事變」後來的發展證明，中央執行的不是毛澤東的主張，而是張聞天提出的方針。
關於軍事指揮權，何方在書中提供的史料是：「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三人小組隸屬於中央軍委，不但職權同遵義會議前的三人團不同，而且組長還是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毛澤東只是組員之一。從黎平會議到毛爾蓋（沙窩）會議這8個月期間，「不管是從職位上看，還是從實際作用上看，周恩來都是全軍的最高統帥」。（見《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頁）何方指出，遵義會議「幾天後在討論是否打打鼓新場的鴨溪會議上，竟然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的政委職務。」「毛澤東的領導威信還不是後來人們所說的那麼高。鴨溪會議上意見遭多數否決，以及會理會議前林彪寫信、彭德懷發牢騷以及劉少奇與楊尚昆發電報等不信任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事件，都是證明。」「毛澤東開始走上中央紅軍的最高領導地位，是在最後一次沙窩會議上，因周恩來生病，張聞天提議常委分工由毛澤東負責軍事以後，特別是俄界會議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編為陝甘支隊毛澤東出任政委以後。實際上，直到長征結束中央抵達陝北，在下寺灣政治局會議上，又是張聞天建議，成立新的中央軍委（名義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這才正式確立了毛澤東對一方面軍（還有十五軍團）的領導。但由於張國燾鬧獨立，尚未同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紅軍又失掉聯繫，所以還遠談不上對全軍的領導。」
六、抗戰和西安事變
日本侵略中國的背後，也有蘇聯損人利己的陰謀。「策劃日本南侵中國，並拖垮日本」是蘇聯的最高機密。1930年初，共產國際開始秘密派遣代表，前往東北的日本關東軍駐地和日本本土活動，與軍界、政界的好戰分子接觸。「九一八事變」就是從共產國際黨員、日本關東軍島本大隊川島中隊河本末守中尉帶人製造事端開始的；1936年，一批日共高級幹部從蘇聯秘密回到滿洲和日本，策劃事變。「七七事變」現場最高指揮官、侵華日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大佐也是共產國際的日籍黨員。日本高層在兩次事變之前完全不知，是事後才知道的，但軍事進展太過順利，也就默認了下級軍官的莽撞結果。（《20世紀20年代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
大陸教科書都說東北軍「九一八事變」中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許多史料證明，張學良自己也一再聲明是自己下令不抵抗，因為當時他沒料到事態擴大，最初和蔣介石一樣寄希望國際調停。
從2006年3月開始，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保管的《蔣介石日記》陸續公開，可以看到，1928年「五三濟南慘案」以後，蔣介石每天在日記右上角一定寫上「恥」或「雪恥」，48年未改。稱日本為「倭」「日倭」。「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二天蔣介石才得知消息。9月2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不收回東北，永無人格矣。」由於軍閥割據、國貧民弱、軍隊落後，蔣介石只能打持久戰（「持久戰」是中國近代軍事學家、西方美術史專家、國軍上將蔣百里[錢學森的岳父]首先提出，而非毛澤東）。「不求戰鬥之勝負，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徒與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韌，與國無益，而反求速亡。」「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做長期不斷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對於談判蔣介石是有原則的：「堅持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完整、日方必須全面撤軍，否則無法和談。」蔣介石曾在一份批文中說：「今後如再有人借汪精衛事來說與日本和談的問題，以叛國罪論處，殺無赦。」（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原台灣總統府總統新聞秘書及英文秘書郭岱君教授談蔣介石日記）
但是，中共抗戰只是口頭鼓動他人犧牲的文抗，中共在抗戰時的方針是「七分發展、二分觀望、一分抗日」。九一八事變後的9月22日，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中央做出決議：「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不到兩個月，中共趁國難之危，於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11月7日，在江西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分裂和顛覆國家，搞國中之國，令國民政府兩面受敵。「從『九一八』到『七七』事變的幾年間，中國共產黨從來不是抗日的力量，不曾向日本軍隊放過一槍一彈，他們所做的，就是用紅軍打擊國民政府，分散抗日的力量；或者利用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抗日熱情，與別有用心的政客配合，煽動立即抗戰，破壞國民政府的戰爭準備和戰略決策。」（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 [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8月）「五十年代，毛澤東在廬山上說起抗日往事，得意忘形地坦承：『蔣、日、我，三國志。』至於如何愛國，毛澤東又坦承：『讓日本人多佔地，才愛國。』國難當頭，毛澤東卻正好玩起了從小就耳濡目染的《三國演義》。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從來沒有糊塗過。為什麼彭德懷打百團大戰，會讓毛澤東憤怒得拍桌子？因為彭德懷沒有分清誰是真正的敵人。」（李劼：《梟雄與士林——20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香港]晨鐘書屋，2010年4月）
中共攻擊別人是漢奸，可看看它的行徑又是什麼？《中國秘密戰》（郝在今：《中國秘密戰》，金城出版社，2010年1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等書披露：抗戰時期以潘漢年為代表的中共密戰系統與汪偽政府、日本之間的諜報系統形成了情報共享鐵三角。蘇德條約簽訂後，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條約。毛開始了同日本情報機關的合作，目的是打擊蔣介石，保存、發展中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潘漢年，他聯繫的對象有日本駐上海的副總領事、高級情報官員岩井英一。潘漢年給岩井提供蔣介石的抗戰能力、他與中共的矛盾衝突，以及他與列強的關係等情報，還有英美情報人員在香港、重慶的活動訊息。日本方面對這些情報評價很高，其中一份曾讓日本駐華大使「高興得發狂」。有個著名的「興亞建國運動委員會」，由潘漢年參與組織，裡面主要成員都是中共派去的。日本人的手被用來更直接地打擊國民黨。一位當時的中共情報人員回憶說：「據我直接知道的，上海兩次破獲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和一次在江南日本人對忠義救國軍的圍剿，都是我們的黨在日本人的合作之下的傑作。」除了打擊蔣介石以外，潘漢年的另一項任務是使日本人放過中共。潘漢年與日本方面(通過日本華中派遺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達成默契：新四軍保證鐵路交通線的暢通安全，日本人對新四軍在鄉間發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數年來，日本火車通行無阻，新四軍也成長壯大。日本始終把蔣介石作為主要敵人。1940年春，華北的大片土地都掌握在中共手裡。3月份在斯大林的默許下，八路軍集中三四萬兵力，全殲六千國民黨部隊，在華北佔據了絕對優勢。
史料證明，「西安事變」是中共利用張學良的一場陰謀。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前八個月裡，與中共取得聯繫溝通後，中共曾告訴他，只要他張學良的東北軍割據西北，與紅軍一道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蘇聯便會是他的最堅強後盾，會像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樣，給予張學良在包括軍事物資在內的任何支持。在「西安事變」剛發生時，中共高層無不歡欣，拍手稱快，一派堅決「殺蔣」「審蔣」的呼聲。但令張學良和中共沒料到的是，全國輿論，除中共紅軍控制區外，基本都是指責張楊與事變，同情擁戴蔣介石，抨擊張楊的文章、電報，如雪片般飛來。斯大林也擔心由此導致中國分裂，被日本人鑽了空子，從而使蘇聯在其遠東地區便要單獨面臨直接同日本人幹仗的危險。因此，他便立即採取了堅決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於是「西安事變」三天之後，中共的態度發生了重大改變，由甚至可以對蔣「誅之為上」的立場，轉變為主張釋蔣擁蔣以避免親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來的與張、楊結盟的「三位一體」中的一方，轉變為事變的局外「調停方」了。面對這最大的變故，張學良則先震驚，再忿忿，而後負氣、衝動了。後來，張學良在一些場合確很有些傷感地說了：「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張的機要秘書、中共秘密黨員宋黎回憶文章）「周恩來比我還『和平』……」（張的東北軍高層親信高崇民文章）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變」，兵多將廣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便成了實際上獲罪的一個「孤家寡人」。整個「西安事變」的結果，也已違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氣壯地逼蔣氏聯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壓迫下，乞求蔣氏停止內戰而抗日了。（陳益南：《「西安事變」中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文史精華》，2011年9月）同時，扣壓蔣介石後，張學良讀了蔣遺落的日記，才知道蔣已秘密做了抗戰部署，同時只差一週即實施剿滅中共的計劃。張學良深感懊悔，遂決定護送蔣介石回南京領罪。由於張學良的魯莽，西安事變打亂了蔣介石部署，他在日記裡反覆講「漢卿壞我大事」、「漢卿誤我一盤好棋」、「漢卿誤我大局」。（美國之音電視系列專題：《解密時刻：日記中的蔣介石》）
對中共而言，身為中共「特別黨員」的張學良是功臣，毛澤東說：「西安事變」使共產黨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對民族來說他是千古罪人。張學良至死不回大陸，也許與之有關。需要補充的是，西安事變後發生二二兵變，張學良部下孫銘九、苗劍秋、應德田三凶逃離西安，由周恩來安排尋求庇護。全面抗戰爆發後，三人全都投降日偽。孫銘九等人後來竟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張學良的參謀長鮑文樾、東北軍騎六師師長白鳳翔、張學良的親弟弟張學銘也相繼成了漢奸。
（未完待續）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