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日讯】（四）
历史长河悲风，华夏文明宿命。回顾历史，千年一叹。回首悲剧，百年思痛。追昔抚今，暴权末路表现何其相似？重蹈历史覆辙的悲剧又有其惊人一幕？
我们深知，历史从来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不断向前迈进，历史照亮人前行。只要读过历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两千多年来盘踞在中国人心头上流氓暴政搜刮民脂民膏的专制幽灵，都不会忘记一百多年来倍受专制王朝腐败无能所遭受所承受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都深刻的知道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其实就是一场贸易战争，之所以人们称为鸦片战争是这场战争因鸦片引起的。爆发鸦片战争的真正动因是满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愚昧无知、夜郎自大和腐败无能，正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从此使中国走向万劫不复、丧权辱国的悲剧，正是因为其拒绝世界现代文明和人类普世价值从而加速了满清王朝走向全面衰落和彻底覆亡。
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使中国不再沿着皇帝高度专制的封闭的社会轨道继续前进，而是朝着多元化文明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人在元明清社会几百年的残暴统治下所形成的畸形心态的影响，加上统治者对自己既得利益的拚命维护以及民主政治家的缺失等等多方面的原因，结果使得中国文明的转型没有成功。回顾中国近现代文明转型失败的过程，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于当代中国文明的转型，是具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见萧建生着的《中国文明的反思》）。
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和随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巨变。特别是英法联军对北京的进攻，圆明园的被焚毁，《北京条约》的签订，就如同在满清皇帝和这些愚昧的官僚的头上狠狠地打了一闷棍，使他们从梦中惊醒，特别是年方20多岁、并亲手了签订《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批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汉族官员，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不甘于国家受此奇耻大辱，开始睁开眼睛，发动以自强为目的洋务运动。鸦片战争的炮声，宣告了中国近代现代化运动的开始。
洋务运动的发生，是与两次鸦片战争直接相关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士大夫发起的自强运动，发展新式教育，发展现代军事，发展现代外交，发展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了股份制公司和金融资本市场（创办银行和发行股票），都是适应现代经济和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的，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根深蒂固，现代文明需要的基本条件在当时根本条件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具备：一是在制度上如何还民以思想和经济上之自由，从而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激发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性；二是如何克服程朱理学的传统文化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束缚，以全面学习和吸收人类社会的先进文明成果（见萧建生着的《中国文明的反思》）。
例如，洋务运动不模仿发达国家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而是用官办（国有制）、官商合办（合资企业）和官督商办（私人承包）的制度，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企图以此来实现工业的现代化。这种方式不符合政府作为裁判者的立场，使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而且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保证其利用游戏规则制定者和裁判的权力去获取运动员的利益，与民争利，垄断经济，压制了私人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官商勾结、亦官亦商的腐败行为（笔者认为：这些改良与今天的黑猫白猫、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吸血壮大的特色模式没有一点区别）。
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想取得成功，首要条件就是与官府搞好关系，并得到官府的庇护，如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就是如此。李鸿章作为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官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企业的老板），这与官办事实上没有区别，有着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在这些官方垄断的企业里，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胡乱决策，挥霍浪费，贪污成风。但由于这些企业垄断了市场，所以这些企业的效益反而比私人企业要好。这样一来，公平和健全的市场秩序就很难建立起来了，自由竞争无从谈起。其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公平竞争机制很难确立，自由市场经济也建立不起来，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得与普通民众没有关系，人民不可能从这样的改革中获得利益，不能激发人民的创意热情和进取精神，这就使文明难以进步（笔者感叹：看看今日中国国有央企的垄断和腐败现象，如银行、移动、联通、电信、中石化、煤炭、能源、电力等等就会明白改革开放只不过是满清改良的翻版，这种权贵集权、裙带关系和垄断经营，哪一个不是依附父辈权力关系进行权利博弈、掠夺民生和血淋分赃）。
由于当时社会的士大夫，期望在保留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官商垄断的经济体制和小生产的农业宗法社会的前提下，运用程朱理学和“中体西用”的思想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洋务运动不可能达到文明转型的目的。结果，在随之而来的甲午战争中，这种“换汤不换药”其真正的目的，只是维护君主专制和庞大的官僚体制的所谓洋务运动，很快就在日本人的大炮声中灰飞烟灭。
制度的腐烂，走向灭亡乃是历史的必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民富国强，国进民进，社会文明丰盛，一片欣欣向荣；一个坏的制度只能让一个国家走向越来越积穷虚弱，而且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社会文明堕落，到处腐烂溃败。更可怕的是，一个坏的制度会让这个貌似强大实际肌瘦孱弱的国家黑暗邪恶，举国腐败，乌烟瘴气，满目疮痍，权贵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钱禽人兽，群魔乱舞，然后全面道德败坏，文明堕落，民族沉沦，接着权贵博弈，丧权辱国，最后因外来战争，社会暴动，亡国灭族。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这个闭关锁国、顽固不化、愚昧无知、腐败无能、虚弱不堪和全盘溃败的满清王朝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进一步加速了它走向末路的步伐。许多中国人直至今天还不敢也不愿相信，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参战的陆军也一败涂地。历来被人瞧不起的日本东洋矮子，这个弹丸小国，竟对庞大的满清帝国给了致命一击。在1895年签订的《马关条约》中，中国赔偿日本白银2亿两，并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这一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都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这也给西方各国极大的震惊，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是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中国社会面临一场需要大幅度的改革运动，戊戌维新就是华夏文明第一次真正的转型。戊戌维新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引起的。但这次真正的文明转型，却以光绪皇帝被囚、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外国为标志，而凄惨地失败。虽然这是一次流产的文明变革运动，但对后世的影响是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比较鉴照今日改革开放的中国，尤其是八九民运中被软禁的赵紫阳以及一批中国民主精英的被囚和逃亡海外，难道不就是一个满清克隆翻版吗？可想而知，中国文明转型之路是何等的步履维艰！
为什么中国人在文明转型之路屡遭劫难，总以失败为告终？为什么一个当时被列入世界军事强国的大清帝国面对一个弹丸小国的东洋矮子却这么不堪一击？为什么漫长一百多年来这个东洋矮子却一直对中国这块肥肉垂涎己久，虎视眈眈，而且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更可怕的是这个东洋矮子居然心怀叵测发动十四年的侵华战争并成功阻止了中国转上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之路，促使一小撮知识文妖、流氓痞子和赤匪暴徒拉帮结伙，趁机作乱，乘着“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在俄国阴毒蓄谋下移植中国的西来邪灵精心组织并打着“伪民族爱国主义”煽风点火进而赤匪暴动乘机祸乱中华颠覆民主共和国家全面复辟专制？难怪后来那个独裁暴君竟然公开对世人说：“感谢皇军，要不是你们的侵华战争，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是啊，要不是日本这个东洋矮子趁火打劫，怎么会有今日黑暗专制民族全盘沉沦的中国呢？这的确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所有的炎黄子孙值得深思和觉醒的一个历史教训的深刻课题。
无论我们如何的深刻自省和彻底反思，都离不开对自身文化的痛心疾首、痛定思痛和精心解剖，而且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自身文明的堕落和制度文化的腐败是我们走向衰落的主要根源，这种漫长的专制制度自始至终的扭曲人性，毒化国人，颠覆文化和扼杀文明，而且，灾难深重，根深蒂固。曾任过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说：“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采用它的技术发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得到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理论发生了矛盾。因此，归根结蒂，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
吉田茂的话，深刻地道出了明治维新成功和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深层的原因。吉田茂不愧为一个思想开明的具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家。那么日本人是如何进行他们成功的明治维新？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萧建生先生着的《中国文明的反思》的客观、真实、深度、睿智和高远的历史著作中探究原由，我相信，日本人的这种举国上下、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改革运动和爱国精神，必会令我们今天的中国人都感到倍受感动和深刻启示。
（五）
应该说，日本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文明，也是在多次中华文明被专制暴政和外来异族扼杀殆尽中唯一仅保留下来的一个支流文明。据说，早在秦朝时期，由于秦始皇暴政无遗，荒淫无度，寻欢作乐，为了满足他的淫欲生活，让后宫佳丽数千万，供他一人之淫欲，于是，他就希望自己成为长生不老的神仙，到处访求仙丹神药。一时间，全国有上万名方士为秦始皇日夜炼丹。有一个叫徐福的人，对秦始皇说，东海上有一座蓬莱山，山上有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大喜，命徐福带上3000名童男童女，乘坐数艘大船，前往东海寻求仙药。徐福一去当然不会再有消息。据说是到了东海的一座岛上定居，即今天的日本。传说不知真假，但如今日本有众多的徐福庙，似乎印证了这一传说。
秦始皇最后当然没有成神成仙，却造就出来一个中华支流的文明强国，而且成为日后不断挑衅、威胁中国和阻止中国转向现代文明之路的恶邻国家。从日本人的身上恰恰又让人看到中国人千古文明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一面，日本人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正是它不断在吸收新文明，在唐宋王朝时期，日本人就派出大量的使团人员长期居住学习和吸收中国文明，日本人一直视为中国是他们学习的榜样，直到朱元璋这个流氓屠夫皇帝建立的明朝才有所改变。日本人的这种虚心进取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成功，无不令我们中国人深为感动和肃然起敬。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被惊醒，就会重展雄风。可是，现在人们看到，被惊醒的中国人，不但不是一头熊狮，而是地地道道的一只病猫。人们不能不思考，小小的日本历来都是中国的藩属，从来没有一粒现代文明的种子播撒在这片土地上，而且还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而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在中国开放的七年之后。为什么中国反而被日本打败了呢？
在这里，我们必须来看看日本国文明转型的情况。日本国从来都是以中国为师。早在7世纪时的日本大化革新，几乎全盘汉化。到了宋朝时期，日本人也大力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宋朝自由开放的政策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对日本发生了重大影响。日本人全盘接受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以及政治制度、典章礼仪。后来，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屠杀下泯灭了自由独立、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但日本人在台风的保护下，避免了被屠杀的命运。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没有被消灭。到了明朝时期，中国开始闭关锁国，但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日本商人大量在中国东南沿海走私，甚至用武装与中国官府对抗。当时中国官方称这些日本人为倭寇。日本人的商业精神和积极进取的民族性格依然得到完整地保持。虽然到了1635年，日本征夷大将军（江户幕府）德川家光颁布“锁国令”，下令驱逐所有的外国人，也不允许日本人出国，遂使日本成为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是日本人顽强、开放的民族性格并没有因此泯灭。
到了1853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江苏南京）的那一年，美国海军的一支舰队，在舰队司令佩利的率领下，突然闯进了日本的东京湾（江户湾），一边炫耀武力，一边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同意通商。
1854年，佩利再次率舰来到日本。面对着美国舰队的威胁，日本没有抵抗，就开始屈服，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条约》。闭关时代从此结束，日本门户大开。虽然当时在日本国内，仍然存在着开港论与攘夷论的争论，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要求社会开放。1862年，由于日本人杀死了一个英国人，遭到了英国军舰的猛烈炮击。日本人在英国人的巨舰大炮的轰击之下，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在先进的西方文明面前，他们不愿重踏中国鸦片战争的覆辙，决心发奋图强。此时隐藏在日本人心中的自由、独立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开始像火山一样并发出来。全国上下要求革新开放的呼声非常高涨（反观今日中国，一些极端粪青和毛左五毛，在邪恶豢养和操纵下极力宣扬愚民思想、唱红打黑、妖魔改革、蛊惑人心、崇尚暴力和张扬流氓，不断制造仇恨，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抹黑历史，扭曲人性，分化人心，激化矛盾，浑水摸鱼，耻骂民主人士等等，无非是为了维护独裁专制的邪恶目的，竭力为其精心美化，进而华丽转身，继续达到吸血壮大和长治久安）。
5年后，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他顺应民意，下令变法，这就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日本明治维新。幕府将军和平还政于明治天皇。天皇将首都从京都迁到靠海的江户，改名东京，并发布了著名的声明──“五条誓文”：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之后，日本派出一个以右大臣严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近百人的使节团，遍访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士、意大利、奥地利、瑞典等12个国家，最后由马赛起航，经雅典、斯里兰卡、新加坡、上海回国，历时两年，绕地球一周。使节团全面考察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情况，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同时，日本政府还在其后26年间，雇请了6193名外国专家来日本工作，加上民间雇请的外国专家12540人，一共雇请了外国专家近两万人。明治政府为了请到这些人才，不惜重金。当时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月薪为800日元，而一位英国专家的月薪为2000日元。
就像公元7世纪全盘中国化一样，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中实行全盘西化。他们从满清的失败中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行了，必须要从政治结构、生活方式到意识形态全盘西化，这就是当时日本人津津乐道的“文明开化”。
甚至还有一些日本人认为，要全盘西化，就必须从地域上划清与亚洲人的界限，而把日本列入西方国家，把日本人变成西方人，与亚洲彻底脱离关系。这就是日本人当时的“脱亚入欧”运动。
通过明治维新，日本建立了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开放舆论，尊重人权，允许人民的言论自由，同时在地方废藩设县，废除等级身份制度，摧毁了腐败的官僚体制，建立了廉洁高效的文官制度，为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的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通过这些改革，使日本开始成为了一个法治国家。
有一件事最能说明当时日本的法治情况。
明治24年（1891年），俄国太子访问日本时，曾被国粹主义者的警察所刺伤。这件事在日本引起极大的震动。日本政府为了弥和与俄国的关系，除了向俄国发出许多致歉的电文外，还决定对犯人处以死刑。但是，日本的最高法院──大审院院长儿岛惟谦，并未屈服于这种压力，他采取了维护司法权独立和法律正义原则的行动。他认国，判处被告死罪是不符合法律的，于是只对被告判处无期徒刑。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坚决态度（笔者感叹，反观今日这个全面“复辟天朝”，是如何变相对法治的践踏和亵渎，以流氓邪恶、权力黑化的“人治”来强化和巩固它的独裁专制，从一个最近网路流传的一个从黑发走到白发为女儿17年喊冤，而且遭受地方官员的监视堵截、关押毒打、沉冤无处伸张的一对老人，并从中央到地方得到的都是这些“白条”的强奸杀人案，却被地方官员层层庇护和阻扰下拒受理，17年了谁在阻扰伸张正义？也从最近所谓的颠簸国家政权的草根文字狱和所谓的法律在人人面前平等的、正义性的、高层权贵的、和谐维稳的“王谷”特色案件中都可以清晰地对比鉴照出来，太多太多这样的案件了，这只是黑暗中国的冰川一角。这就是一个赤祼血淋黑暗邪恶的真实中国！让人感到十分恶心的是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还居然大言不惭向世界媒体高调宣称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可悲的中国）。
日本明治维新虽然不放弃天皇的权力，但是却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在经济发展上，政府除了在日本人还不知道企业为何物的情况下，办过几个模范工厂之外，基本上不办国有企业。而且一旦私人企业发展起来，政府就立即卖掉这些模范工厂，而全部由私人经营。因此，政府可以发挥公平立法、司法的第三者裁判的功能，保护私人企业在健康的环境里健康成长。加上日本模仿西方的专利制度和公司制度，一方面保护了私人企业可以在推广西方专利技术由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刺激日本的技术发明，使这些技术专利权在经过公司购买之后能够迅速为成大规模的商品化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私人能够从经济发展中受益，推动经济健康发展；而且可以激发人民的创造热情和进取精神，实现文明的迅速进步。
日本文明转型的成功，从政治制度层面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教分立。根据日本的神道教，天皇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尽管日本天皇没有实际的权力，但是，天皇作为神的化身，他的崇高地位不能撼动。而幕府虽然掌握政权，但它不可能代替天皇成为神的化身。这样，日本就出现了政教分立的局面，其结果就是，神权与政权之间可以互相制衡，无论是天皇还是幕府，都不可能无限制地腐败和残暴。他们的权力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由于天皇是神的化身，无人可以代替，因此日本不可能发生改朝换代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反对幕府的力量能够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并且得到民众的支持取得成功。
第二，分封自治制度。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实行是分封制度，不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所以日本当时是一个封建社会，不是专制社会。日本当时的政治结构是天皇、幕府、藩以及家臣、武士等相互制衡的体制。德川幕府将全国70%的土地分封给270个大名，大名的领地就叫做“藩”。然后，大名又将土地层层分封给属下的武士和家臣，并以儒家思想作为维持这种等级制度的政治法律基础。这种体制与中国古代西周的分封制度极为相似。
分封制度为日本文明的转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主要是：一、天皇和幕府的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可能造成“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祸“的结局，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天皇或者幕府的专制残暴导致全国性的的农民暴动、天下大乱、改朝换代的事件发生，使社会能够平稳向前发展；二、日本分封制没有采用中国的科举八股取士制度，没有产生庞大的官僚体制，没有形成官僚体制下的非常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和既得利益者，所以在明治维新的时候，没有遭到那么庞大的官僚群体和知识分子（准官僚）的群体的反对；三、在分封制度下面，人民有相对自由的环境，人权有一定的保障，没有像中国专制制度下面遭受到的残酷剥削压迫，所以没有发生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即使局部发生农民暴动，也容易平息；四，分封制度为君主立宪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幕府时代天皇没有实权，所以明治维新能够实行首相执政的虚君政治，天皇能够接受。
以上两点，是日本文明转型成功的很重要的制度保证。而在这两个方面，中国都完全不具备。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会关系非常复杂，权力完全失去制约，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总是发生改朝换代的农民暴动，而任何改革都会遭到各级官僚的反对而失败（就好像今日中国特色的权贵集权拚命全力阻止政治改革一样）。
在政治革新的基础上，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大规模地建立铁路、电信、邮政等等这些使工业顺利发展的动脉和神经，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发展实业和教育，使日本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西方化运动。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使日本的国民教育迅速普及。到明治末年，日本的就学率超过了95%。当时，如果你走到日本的乡村，看到这些地方的建筑物，最好的都是学校的校舍，表明日本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对于高等教育，日本不仅高薪聘请外国人前来任教，而且，派出大批的学生出洋留学，使日本人的素质迅速提高（笔者感叹：只有对比，才知道什么样的国家政府才是真正为民执政的政府，日本对教育的重视与中国政府相比较来看真是天地之差，简直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人家的教室和校舍是最好的，可我们的教室和校舍因腐败的豆腐渣工程在一场地震中埋葬了数万万的祖国花朵）。
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日本大力发展军事工业。1887年，明治天皇以扩充海防为由，连续6年时间，每年从官廷预算中拨款30万元用于海防，并要求文武官员在同期内缴纳薪俸的十分之一为造舰之用，明治天皇把自己的个人首饰都损献出来了。由此日本掀起了海防献金热朝，半年时间就募集到民间捐款203万日元。到1893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即将发动之时，日本如期完成了扩充计划，陆军拥有了7个师团12万士兵，海军拥有31艘军舰、21艘鱼雷艇。
在日本全面开放、奋发图强的同时，中国的统治者却在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社会贪污横行，卖官帮爵，官员腐化堕落，祸国殃民，社会等级森严，人民贫困不堪，愚昧而不思进取。当明治天皇将自己的首饰都拿出来建设海军的时候，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800万两白银，用于修建她的安东窝颐和园。当日本的官员和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纷纷捐款制造海军舰队之时，中国的官员却在购进武器时，大量收取武器商人的回扣。军官吃喝嫖赌，克扣军响，贪生怕死。洋务运动虽然购进了大批的军舰大炮，但是，在一个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的社会里，在一个腐败、堕落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下，这些军舰大炮都不过是聋子的耳朵空摆设。
据说日本之所以敢于向中国海军发起进攻，一个重要的情报，就是他们看见中国海军的官兵，在军舰大炮的炮管上晾晒衣服，而且，炮简里积满了灰尘。还有一个致命的原因就是，我在百家讲坛中听到的，大致是这样的，在一次清军援朝时，面对与当时日军侵朝攻城的生死作战中，双方损伤惨重，都到了弹尽粮绝时刻，甚至日军都想退却之际，然而，丧失了民族精神意志的清军竟然突然打开城门纷纷逃生，连日军做梦都想不到的荒唐之事美美地发生了，结果日军精神大振，一股作气攻城，大败清军，清军溃不成军，全盘覆灭。这就是强大的大清帝国的军队。正如此，日本军队据此断定，中国军队（包括海军）的实力虽然号称世界第七，但实际上没有战斗力，不堪一击。
于是，在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军队一交手，中国的军队立即全军覆灭。战争失败的背后，是文明的堕落。
日本的文明，是没有被蒙古人消灭的唐宋文明。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保留得比较完整的唐宋王朝的开放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面对着外国列强的攻击，这种民族精神迅速地演变为一种变革现实、奋发图强、后来居上的历史责任感。
可是满清帝国却不是这样，整个民族由于丧失了唐宋王朝的自由、开放和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结果在外国大炮的轰击之下，不但不反思自己的毛病，从而奋发图强，反而认为惊醒他的人罪该万死（反观今日的“复辟天朝”又如何呢？一个个“文字狱”都足以深刻的说明）。
明清以来的中国人，以天朝大国自居，从来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尤其是生活在当今这个堪称盛世辉煌、和谐幸福、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天朝”独裁专制政府的中国人，当外国人批评中国的一些缺点时，中国人就会找出许多的材料，来证明自己没有这样的缺点，同时，还会找出对方的许多材料，来证明对方才真正具有这样的缺点。结果，把那些真正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只能、愚昧地从电视上看到“和谐幸福的中国”和“动乱不堪的外国”，而且极力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妖魔民主自由现代文明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以伪爱国主义、假民族精神来煽情暴动，制造仇视、扭曲国人的畸形民族心态，真正维护和巩固其专制政权，强化它的统治地位，继续达到长治久安为目的。明清以来的中国人这种不愿自我反省的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愚昧奴性、夜郎自大、自以为是的态度，实际是一种政治上虚弱的表现。
被唐宋文明陶冶出来的日本民族，对强者充满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和开放的胸襟，面对着社会的巨变，立即意识到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才能生存和发展。
可是明清以来的中国人则恰恰相反，不但不虚心向强者学习，反而对先进的东西抱着很深的轻蔑和仇视心理。
日本人的奋发图强，是来自内心的彻底觉悟，感到自己万事不如人。而中国则不同，从始至终就坚持认为，我们是千古泱泱大国，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仍是救世良方，而拒绝任何的革新，直到不得不向人投降的时候，也只能接受一些表面的东西。所以，从古至今，在专制盛世吹嘘下，从那些一个个盛世辉煌的建筑物和面子工程中都体现一个只注重讲大话、假大空和重虚表的华而不实的民族。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建造摩天大楼最高最多的国家，据国内最近媒体报导，短短的十几年中国一共建造了一千多座这样的摩天大楼，这么好大喜功讲究面子追求虚表而漠视民生的一个特色贪腐的权贵集权和官僚文化，其背后深藏着多少黑暗和腐败，多少见不得人贪得无厌的吸血和卖国的流氓邪恶嘴面，别看这帮乌龟王八不得好死的人渣整日西装笔直满面油光人妖犬媚的模样，哪一个是真正具备民族大志、大国胸怀、战略目光和引领中国人走向民富国强的民族精英领路人，其实都是一群獐头鼠目、凶残狠毒、丧尽天良、鼠目寸光和昏庸无能的恶狼，其内心深处都不知道有多么的肮脏、丑陋、阴暗和变态，这些都是漫长独裁专制流氓邪恶黑暗腐败吸血壮大变异发酵中所表现出来的“吃人”本质一面。
这就是中国洋务运动乃至今日改革开放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根本区别，也是今天日本敢对中国说“不”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在钓鱼岛的争端中都凸显出强硬的文明强国的态度。
当然，日本在文明转型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国军主义、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迅速膨胀，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迅速崩溃。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明治天皇去世后，以自杀方式为天皇殉葬的乃木大将在其遗书中，就严厉谴责了日本的道德混乱。作家夏木漱石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日本的现代化是为了反抗外来的压力而急剧进行的，因而丧失了日本人的良心和诚实，从而产生了充满虚伪的、肤浅的社会。特别是岛国民族的局限性，使其不具备唐宋民族的宽阔、仁爱、和平的气质，所以在其文明变革的过程中，一种军国主义的情绪迅速滋长。日本人虽然保留了唐宋文明的许多优秀的东西，但是其岛国民族的劣根性，使其很难达到唐宋文明的水准。这一点从日本二战时期的国军主义和战后的右翼主义倾向都可以充分反映出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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