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2日訊】（四）
歷史長河悲風，華夏文明宿命。回顧歷史，千年一嘆。回首悲劇，百年思痛。追昔撫今，暴權末路表現何其相似？重蹈歷史覆轍的悲劇又有其驚人一幕？
我們深知，歷史從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不斷向前邁進，歷史照亮人前行。只要讀過歷史的人，都不會忘記兩千多年來盤踞在中國人心頭上流氓暴政搜刮民脂民膏的專制幽靈，都不會忘記一百多年來倍受專制王朝腐敗無能所遭受所承受喪權辱國的奇恥大辱，都深刻的知道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其實就是一場貿易戰爭，之所以人們稱為鴉片戰爭是這場戰爭因鴉片引起的。爆發鴉片戰爭的真正動因是滿清政府的閉關鎖國、愚昧無知、夜郎自大和腐敗無能，正是因為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從此使中國走向萬劫不復、喪權辱國的悲劇，正是因為其拒絕世界現代文明和人類普世價值從而加速了滿清王朝走向全面衰落和徹底覆亡。
1840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歷史前進的方向，使中國不再沿著皇帝高度專制的封閉的社會軌道繼續前進，而是朝著多元化文明的方向發展。但是，由於中國人在元明清社會幾百年的殘暴統治下所形成的畸形心態的影響，加上統治者對自己既得利益的拚命維護以及民主政治家的缺失等等多方面的原因，結果使得中國文明的轉型沒有成功。回顧中國近現代文明轉型失敗的過程，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對於當代中國文明的轉型，是具著極其重要的意義的（見蕭建生著的《中國文明的反思》）。
兩次鴉片戰爭的發生和隨後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簽訂，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巨變。特別是英法聯軍對北京的進攻，圓明園的被焚燬，《北京條約》的簽訂，就如同在滿清皇帝和這些愚昧的官僚的頭上狠狠地打了一悶棍，使他們從夢中驚醒，特別是年方20多歲、並親手了簽訂《北京條約》的恭親王奕以及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批掌握國家軍政大權的漢族官員，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不甘於國家受此奇恥大辱，開始睜開眼睛，發動以自強為目的洋務運動。鴉片戰爭的炮聲，宣告了中國近代現代化運動的開始。
洋務運動的發生，是與兩次鴉片戰爭直接相關的。洋務運動是一場由士大夫發起的自強運動，發展新式教育，發展現代軍事，發展現代外交，發展國際貿易，特別是發展了股份制公司和金融資本市場（創辦銀行和發行股票），都是適應現代經濟和現代文明的發展趨勢的，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由於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根深蒂固，現代文明需要的基本條件在當時根本條件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具備：一是在制度上如何還民以思想和經濟上之自由，從而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激發人民的進取精神和創造性；二是如何克服程朱理學的傳統文化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的束縛，以全面學習和吸收人類社會的先進文明成果（見蕭建生著的《中國文明的反思》）。
例如，洋務運動不模仿發達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制度，而是用官辦（國有制）、官商合辦（合資企業）和官督商辦（私人承包）的制度，來模仿發達國家的技術和工業化模式，企圖以此來實現工業的現代化。這種方式不符合政府作為裁判者的立場，使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而且還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這種制度化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保證其利用遊戲規則制定者和裁判的權力去獲取運動員的利益，與民爭利，壟斷經濟，壓制了私人企業的發展，造成了官商勾結、亦官亦商的腐敗行為（筆者認為：這些改良與今天的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吸血壯大的特色模式沒有一點區別）。
在這樣的情況下，商人要想取得成功，首要條件就是與官府搞好關係，並得到官府的庇護，如李鴻章創辦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佈局等企業，就是如此。李鴻章作為制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官員，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企業的老闆），這與官辦事實上沒有區別，有著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在這些官方壟斷的企業裡，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胡亂決策，揮霍浪費，貪污成風。但由於這些企業壟斷了市場，所以這些企業的效益反而比私人企業要好。這樣一來，公平和健全的市場秩序就很難建立起來了，自由競爭無從談起。其結果是，資本主義的公平競爭機制很難確立，自由市場經濟也建立不起來，國家經濟的發展變得與普通民眾沒有關係，人民不可能從這樣的改革中獲得利益，不能激發人民的創意熱情和進取精神，這就使文明難以進步（筆者感嘆：看看今日中國國有央企的壟斷和腐敗現象，如銀行、移動、聯通、電信、中石化、煤炭、能源、電力等等就會明白改革開放只不過是滿清改良的翻版，這種權貴集權、裙帶關係和壟斷經營，哪一個不是依附父輩權力關係進行權利博弈、掠奪民生和血淋分贓）。
由於當時社會的士大夫，期望在保留君主專制的政治體制、官商壟斷的經濟體制和小生產的農業宗法社會的前提下，運用程朱理學和「中體西用」的思想來推行中國的現代化，所以，洋務運動不可能達到文明轉型的目的。結果，在隨之而來的甲午戰爭中，這種「換湯不換藥」其真正的目的，只是維護君主專制和龐大的官僚體制的所謂洋務運動，很快就在日本人的大砲聲中灰飛煙滅。
制度的腐爛，走向滅亡乃是歷史的必然。一個好的制度會使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強大，而且民富國強，國進民進，社會文明豐盛，一片欣欣向榮；一個壞的制度只能讓一個國家走向越來越積窮虛弱，而且國富民窮，國進民退，社會文明墮落，到處腐爛潰敗。更可怕的是，一個壞的制度會讓這個貌似強大實際肌瘦孱弱的國家黑暗邪惡，舉國腐敗，烏煙瘴氣，滿目瘡痍，權貴橫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錢禽人獸，群魔亂舞，然後全面道德敗壞，文明墮落，民族沉淪，接著權貴博弈，喪權辱國，最後因外來戰爭，社會暴動，亡國滅族。
甲午戰爭的失敗，讓這個閉關鎖國、頑固不化、愚昧無知、腐敗無能、虛弱不堪和全盤潰敗的滿清王朝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無遺，進一步加速了它走向末路的步伐。許多中國人直至今天還不敢也不願相信，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在洋務運動中建立起來的龐大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參戰的陸軍也一敗塗地。歷來被人瞧不起的日本東洋矮子，這個彈丸小國，竟對龐大的滿清帝國給了致命一擊。在1895年簽訂的《馬關條約》中，中國賠償日本白銀2億兩，並割讓台灣、澎湖列島、遼東半島給日本。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士大夫都感到了亡國滅種的危機。這也給西方各國極大的震驚，不得不承認中國人是不堪一擊的東亞病夫。
洋務運動的失敗讓中國社會面臨一場需要大幅度的改革運動，戊戌維新就是華夏文明第一次真正的轉型。戊戌維新運動發生的直接原因，是因為在甲午戰爭中中國慘敗引起的。但這次真正的文明轉型，卻以光緒皇帝被囚、譚嗣同等人被殺、康有為、梁啟超逃往外國為標誌，而悽慘地失敗。雖然這是一次流產的文明變革運動，但對後世的影響是極其重大而深遠的。比較鑑照今日改革開放的中國，尤其是八九民運中被軟禁的趙紫陽以及一批中國民主精英的被囚和逃亡海外，難道不就是一個滿清克隆翻版嗎？可想而知，中國文明轉型之路是何等的步履維艱！
為什麼中國人在文明轉型之路屢遭劫難，總以失敗為告終？為什麼一個當時被列入世界軍事強國的大清帝國面對一個彈丸小國的東洋矮子卻這麼不堪一擊？為什麼漫長一百多年來這個東洋矮子卻一直對中國這塊肥肉垂涎己久，虎視眈眈，而且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無窮的災難？更可怕的是這個東洋矮子居然心懷叵測發動十四年的侵華戰爭並成功阻止了中國轉上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之路，促使一小撮知識文妖、流氓痞子和赤匪暴徒拉幫結夥，趁機作亂，乘著「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在俄國陰毒蓄謀下移植中國的西來邪靈精心組織並打著「偽民族愛國主義」煽風點火進而赤匪暴動乘機禍亂中華顛覆民主共和國家全面復辟專制？難怪後來那個獨裁暴君竟然公開對世人說：「感謝皇軍，要不是你們的侵華戰爭，就不會有我們的今天！」是啊，要不是日本這個東洋矮子趁火打劫，怎麼會有今日黑暗專制民族全盤沉淪的中國呢？這的確是值得我們中華民族所有的炎黃子孫值得深思和覺醒的一個歷史教訓的深刻課題。
無論我們如何的深刻自省和徹底反思，都離不開對自身文化的痛心疾首、痛定思痛和精心解剖，而且應該深刻地認識到自身文明的墮落和制度文化的腐敗是我們走向衰落的主要根源，這種漫長的專制制度自始至終的扭曲人性，毒化國人，顛覆文化和扼殺文明，而且，災難深重，根深蒂固。曾任過日本首相的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一書中說：「文明本來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採用它的技術發明。例如，為了要採用西方的優良的軍艦和武器，就必須建設生產它的造船廠和兵工廠，而為了能夠有效地發揮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機能，又必須使構成其基礎的經濟活動得到順利開展。於是，這便同以追求利潤為不道德的儒家理論發生了矛盾。因此，歸根結蒂，要擁有軍艦就不能不使該國的文化深受影響」。
吉田茂的話，深刻地道出了明治維新成功和洋務運動失敗的最深層的原因。吉田茂不愧為一個思想開明的具有高度智慧的政治家。那麼日本人是如何進行他們成功的明治維新？讓我們一起繼續走進蕭建生先生著的《中國文明的反思》的客觀、真實、深度、睿智和高遠的歷史著作中探究原由，我相信，日本人的這種舉國上下、團結進取、奮發圖強的改革運動和愛國精神，必會令我們今天的中國人都感到倍受感動和深刻啟示。
（五）
應該說，日本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文明，也是在多次中華文明被專制暴政和外來異族扼殺殆盡中唯一僅保留下來的一個支流文明。據說，早在秦朝時期，由於秦始皇暴政無遺，荒淫無度，尋歡作樂，為了滿足他的淫慾生活，讓後宮佳麗數千萬，供他一人之淫慾，於是，他就希望自己成為長生不老的神仙，到處訪求仙丹神藥。一時間，全國有上萬名方士為秦始皇日夜煉丹。有一個叫徐福的人，對秦始皇說，東海上有一座蓬萊山，山上有長生不老之藥。秦始皇大喜，命徐福帶上3000名童男童女，乘坐數艘大船，前往東海尋求仙藥。徐福一去當然不會再有消息。據說是到了東海的一座島上定居，即今天的日本。傳說不知真假，但如今日本有眾多的徐福廟，似乎印證了這一傳說。
秦始皇最後當然沒有成神成仙，卻造就出來一個中華支流的文明強國，而且成為日後不斷挑釁、威脅中國和阻止中國轉向現代文明之路的惡鄰國家。從日本人的身上恰恰又讓人看到中國人千古文明的民族精神的精髓一面，日本人能有今天的成就也正是它不斷在吸收新文明，在唐宋王朝時期，日本人就派出大量的使團人員長期居住學習和吸收中國文明，日本人一直視為中國是他們學習的榜樣，直到朱元璋這個流氓屠夫皇帝建立的明朝才有所改變。日本人的這種虛心進取的精神的確難能可貴，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無不令我們中國人深為感動和肅然起敬。
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中國是一頭睡獅，一旦被驚醒，就會重展雄風。可是，現在人們看到，被驚醒的中國人，不但不是一頭熊獅，而是地地道道的一隻病貓。人們不能不思考，小小的日本歷來都是中國的藩屬，從來沒有一粒現代文明的種子播撒在這片土地上，而且還是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長期以來，與中國一樣的閉關鎖國，而且，日本的明治維新還在中國開放的七年之後。為什麼中國反而被日本打敗了呢？
在這裡，我們必須來看看日本國文明轉型的情況。日本國從來都是以中國為師。早在7世紀時的日本大化革新，幾乎全盤漢化。到了宋朝時期，日本人也大力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宋朝自由開放的政策和發達的市場經濟對日本發生了重大影響。日本人全盤接受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語言文字以及政治制度、典章禮儀。後來，中國人在蒙古人的屠殺下泯滅了自由獨立、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但日本人在颱風的保護下，避免了被屠殺的命運。日本人的民族精神沒有被消滅。到了明朝時期，中國開始閉關鎖國，但日本人並沒有這樣做。日本商人大量在中國東南沿海走私，甚至用武裝與中國官府對抗。當時中國官方稱這些日本人為倭寇。日本人的商業精神和積極進取的民族性格依然得到完整地保持。雖然到了1635年，日本征夷大將軍（江戶幕府）德川家光頒佈「鎖國令」，下令驅逐所有的外國人，也不允許日本人出國，遂使日本成為一個封閉的國家，但是日本人頑強、開放的民族性格並沒有因此泯滅。
到了1853年，也就是太平天國定都天京（江蘇南京）的那一年，美國海軍的一支艦隊，在艦隊司令佩利的率領下，突然闖進了日本的東京灣（江戶灣），一邊炫耀武力，一邊強迫日本開放門戶，同意通商。
1854年，佩利再次率艦來到日本。面對著美國艦隊的威脅，日本沒有抵抗，就開始屈服，與美國簽訂了《神奈川條約》。閉關時代從此結束，日本門戶大開。雖然當時在日本國內，仍然存在著開港論與攘夷論的爭論，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都要求社會開放。1862年，由於日本人殺死了一個英國人，遭到了英國軍艦的猛烈炮擊。日本人在英國人的巨艦大砲的轟擊之下，受到了強烈的震撼和刺激。在先進的西方文明面前，他們不願重踏中國鴉片戰爭的覆轍，決心發奮圖強。此時隱藏在日本人心中的自由、獨立和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開始像火山一樣並發出來。全國上下要求革新開放的呼聲非常高漲（反觀今日中國，一些極端糞青和毛左五毛，在邪惡豢養和操縱下極力宣揚愚民思想、唱紅打黑、妖魔改革、蠱惑人心、崇尚暴力和張揚流氓，不斷製造仇恨，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抹黑歷史，扭曲人性，分化人心，激化矛盾，渾水摸魚，恥罵民主人士等等，無非是為了維護獨裁專制的邪惡目的，竭力為其精心美化，進而華麗轉身，繼續達到吸血壯大和長治久安）。
5年後，日本明治天皇即位，他順應民意，下令變法，這就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日本明治維新。幕府將軍和平還政於明治天皇。天皇將首都從京都遷到靠海的江戶，改名東京，並發布了著名的聲明──「五條誓文」：一、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二、上下一心，盛行經綸；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舊有之陋習，基於天地之公道；五、求知於世界，大振皇基。
之後，日本派出一個以右大臣嚴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的近百人的使節團，遍訪美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德國、俄國、丹麥、瑞士、意大利、奧地利、瑞典等12個國家，最後由馬賽起航，經雅典、斯里蘭卡、新加坡、上海回國，歷時兩年，繞地球一週。使節團全面考察了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情況，學習西方先進的文明。同時，日本政府還在其後26年間，僱請了6193名外國專家來日本工作，加上民間僱請的外國專家12540人，一共僱請了外國專家近兩萬人。明治政府為了請到這些人才，不惜重金。當時日本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月薪為800日元，而一位英國專家的月薪為2000日元。
就像公元7世紀全盤中國化一樣，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中實行全盤西化。他們從滿清的失敗中意識到，中國的傳統文化已經不行了，必須要從政治結構、生活方式到意識形態全盤西化，這就是當時日本人津津樂道的「文明開化」。
甚至還有一些日本人認為，要全盤西化，就必須從地域上劃清與亞洲人的界限，而把日本列入西方國家，把日本人變成西方人，與亞洲徹底脫離關係。這就是日本人當時的「脫亞入歐」運動。
通過明治維新，日本建立了君主立憲的政治體制，開放輿論，尊重人權，允許人民的言論自由，同時在地方廢藩設縣，廢除等級身份制度，摧毀了腐敗的官僚體制，建立了廉潔高效的文官制度，為國家的經濟、文化、教育和軍事的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通過這些改革，使日本開始成為了一個法治國家。
有一件事最能說明當時日本的法治情況。
明治24年（1891年），俄國太子訪問日本時，曾被國粹主義者的警察所刺傷。這件事在日本引起極大的震動。日本政府為了彌和與俄國的關係，除了向俄國發出許多致歉的電文外，還決定對犯人處以死刑。但是，日本的最高法院──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並未屈服於這種壓力，他採取了維護司法權獨立和法律正義原則的行動。他認國，判處被告死罪是不符合法律的，於是只對被告判處無期徒刑。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日本學習西方文明的堅決態度（筆者感嘆，反觀今日這個全面「復辟天朝」，是如何變相對法治的踐踏和褻瀆，以流氓邪惡、權力黑化的「人治」來強化和鞏固它的獨裁專制，從一個最近網路流傳的一個從黑髮走到白髮為女兒17年喊冤，而且遭受地方官員的監視堵截、關押毒打、沉冤無處伸張的一對老人，並從中央到地方得到的都是這些「白條」的強姦殺人案，卻被地方官員層層庇護和阻擾下拒受理，17年了誰在阻擾伸張正義？也從最近所謂的顛簸國家政權的草根文字獄和所謂的法律在人人面前平等的、正義性的、高層權貴的、和諧維穩的「王谷」特色案件中都可以清晰地對比鑑照出來，太多太多這樣的案件了，這只是黑暗中國的冰川一角。這就是一個赤祼血淋黑暗邪惡的真實中國！讓人感到十分噁心的是中國政府外交部發言人還居然大言不慚向世界媒體高調宣稱中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可悲的中國）。
日本明治維新雖然不放棄天皇的權力，但是卻在憲法中明確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在經濟發展上，政府除了在日本人還不知道企業為何物的情況下，辦過幾個模範工廠之外，基本上不辦國有企業。而且一旦私人企業發展起來，政府就立即賣掉這些模範工廠，而全部由私人經營。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立法、司法的第三者裁判的功能，保護私人企業在健康的環境裡健康成長。加上日本模仿西方的專利制度和公司制度，一方面保護了私人企業可以在推廣西方專利技術由獲得利益，另一方面刺激日本的技術發明，使這些技術專利權在經過公司購買之後能夠迅速為成大規模的商品化生產。在這個過程中，不僅私人能夠從經濟發展中受益，推動經濟健康發展；而且可以激發人民的創造熱情和進取精神，實現文明的迅速進步。
日本文明轉型的成功，從政治制度層面來說，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教分立。根據日本的神道教，天皇是天照大神在人間的化身，所以，儘管日本天皇沒有實際的權力，但是，天皇作為神的化身，他的崇高地位不能撼動。而幕府雖然掌握政權，但它不可能代替天皇成為神的化身。這樣，日本就出現了政教分立的局面，其結果就是，神權與政權之間可以互相制衡，無論是天皇還是幕府，都不可能無限制地腐敗和殘暴。他們的權力都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由於天皇是神的化身，無人可以代替，因此日本不可能發生改朝換代的事情。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反對幕府的力量能夠以「尊王攘夷」相號召，並且得到民眾的支持取得成功。
第二，分封自治制度。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實行是分封制度，不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所以日本當時是一個封建社會，不是專制社會。日本當時的政治結構是天皇、幕府、藩以及家臣、武士等相互制衡的體制。德川幕府將全國70%的土地分封給270個大名，大名的領地就叫做「藩」。然後，大名又將土地層層分封給屬下的武士和家臣，並以儒家思想作為維持這種等級制度的政治法律基礎。這種體制與中國古代西周的分封制度極為相似。
分封制度為日本文明的轉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主要是：一、天皇和幕府的權力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不可能造成「一主昏暴而天下同禍「的結局，這樣就避免了由於天皇或者幕府的專制殘暴導致全國性的的農民暴動、天下大亂、改朝換代的事件發生，使社會能夠平穩向前發展；二、日本分封制沒有採用中國的科舉八股取士制度，沒有產生龐大的官僚體制，沒有形成官僚體制下的非常複雜的人身依附關係和既得利益者，所以在明治維新的時候，沒有遭到那麼龐大的官僚群體和知識分子（准官僚）的群體的反對；三、在分封制度下面，人民有相對自由的環境，人權有一定的保障，沒有像中國專制制度下面遭受到的殘酷剝削壓迫，所以沒有發生全國性的農民暴動，即使局部發生農民暴動，也容易平息；四，分封制度為君主立憲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於幕府時代天皇沒有實權，所以明治維新能夠實行首相執政的虛君政治，天皇能夠接受。
以上兩點，是日本文明轉型成功的很重要的制度保證。而在這兩個方面，中國都完全不具備。中國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統的皇帝專制的中央集權郡縣制以來，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這會關係非常複雜，權力完全失去制約，牽一髮而動全身，結果總是發生改朝換代的農民暴動，而任何改革都會遭到各級官僚的反對而失敗（就好像今日中國特色的權貴集權拚命全力阻止政治改革一樣）。
在政治革新的基礎上，日本大力發展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工業，大規模地建立鐵路、電信、郵政等等這些使工業順利發展的動脈和神經，大規模地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文化，發展實業和教育，使日本出現了轟轟烈烈的西方化運動。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對教育的高度重視，使日本的國民教育迅速普及。到明治末年，日本的就學率超過了95%。當時，如果你走到日本的鄉村，看到這些地方的建築物，最好的都是學校的校舍，表明日本人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對於高等教育，日本不僅高薪聘請外國人前來任教，而且，派出大批的學生出洋留學，使日本人的素質迅速提高（筆者感嘆：只有對比，才知道什麼樣的國家政府才是真正為民執政的政府，日本對教育的重視與中國政府相比較來看真是天地之差，簡直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人家的教室和校舍是最好的，可我們的教室和校舍因腐敗的豆腐渣工程在一場地震中埋葬了數萬萬的祖國花朵）。
為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日本大力發展軍事工業。1887年，明治天皇以擴充海防為由，連續6年時間，每年從官廷預算中撥款30萬元用於海防，並要求文武官員在同期內繳納薪俸的十分之一為造艦之用，明治天皇把自己的個人首飾都損獻出來了。由此日本掀起了海防獻金熱朝，半年時間就募集到民間捐款203萬日元。到1893年，也就是甲午戰爭即將發動之時，日本如期完成了擴充計劃，陸軍擁有了7個師團12萬士兵，海軍擁有31艘軍艦、21艘魚雷艇。
在日本全面開放、奮發圖強的同時，中國的統治者卻在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社會貪污橫行，賣官幫爵，官員腐化墮落，禍國殃民，社會等級森嚴，人民貧困不堪，愚昧而不思進取。當明治天皇將自己的首飾都拿出來建設海軍的時候，中國的慈禧太后，卻挪用海軍軍費800萬兩白銀，用於修建她的安東窩頤和園。當日本的官員和全國人民節衣縮食、紛紛捐款製造海軍艦隊之時，中國的官員卻在購進武器時，大量收取武器商人的回扣。軍官吃喝嫖賭，剋扣軍響，貪生怕死。洋務運動雖然購進了大批的軍艦大砲，但是，在一個自以為是、而又愚昧無知的社會裡，在一個腐敗、墮落的官僚政治體制之下，這些軍艦大砲都不過是聾子的耳朵空擺設。
據說日本之所以敢於向中國海軍發起進攻，一個重要的情報，就是他們看見中國海軍的官兵，在軍艦大砲的炮管上晾曬衣服，而且，炮簡裡積滿了灰塵。還有一個致命的原因就是，我在百家講壇中聽到的，大致是這樣的，在一次清軍援朝時，面對與當時日軍侵朝攻城的生死作戰中，雙方損傷慘重，都到了彈盡糧絕時刻，甚至日軍都想退卻之際，然而，喪失了民族精神意志的清軍竟然突然打開城門紛紛逃生，連日軍做夢都想不到的荒唐之事美美地發生了，結果日軍精神大振，一股作氣攻城，大敗清軍，清軍潰不成軍，全盤覆滅。這就是強大的大清帝國的軍隊。正如此，日本軍隊據此斷定，中國軍隊（包括海軍）的實力雖然號稱世界第七，但實際上沒有戰鬥力，不堪一擊。
於是，在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軍隊一交手，中國的軍隊立即全軍覆滅。戰爭失敗的背後，是文明的墮落。
日本的文明，是沒有被蒙古人消滅的唐宋文明。日本的民族精神，就是保留得比較完整的唐宋王朝的開放和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面對著外國列強的攻擊，這種民族精神迅速地演變為一種變革現實、奮發圖強、後來居上的歷史責任感。
可是滿清帝國卻不是這樣，整個民族由於喪失了唐宋王朝的自由、開放和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結果在外國大砲的轟擊之下，不但不反思自己的毛病，從而奮發圖強，反而認為驚醒他的人罪該萬死（反觀今日的「復辟天朝」又如何呢？一個個「文字獄」都足以深刻的說明）。
明清以來的中國人，以天朝大國自居，從來不肯承認自己的缺點，尤其是生活在當今這個堪稱盛世輝煌、和諧幸福、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天朝」獨裁專制政府的中國人，當外國人批評中國的一些缺點時，中國人就會找出許多的材料，來證明自己沒有這樣的缺點，同時，還會找出對方的許多材料，來證明對方才真正具有這樣的缺點。結果，把那些真正不明真相的中國人只能、愚昧地從電視上看到「和諧幸福的中國」和「動亂不堪的外國」，而且極力挖空心思費盡心機妖魔民主自由現代文明的國家，如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以偽愛國主義、假民族精神來煽情暴動，製造仇視、扭曲國人的畸形民族心態，真正維護和鞏固其專制政權，強化它的統治地位，繼續達到長治久安為目的。明清以來的中國人這種不願自我反省的劣根性所表現出來的愚昧奴性、夜郎自大、自以為是的態度，實際是一種政治上虛弱的表現。
被唐宋文明陶冶出來的日本民族，對強者充滿著謙虛謹慎的態度和開放的胸襟，面對著社會的巨變，立即意識到必須全盤接受西方文明，才能生存和發展。
可是明清以來的中國人則恰恰相反，不但不虛心向強者學習，反而對先進的東西抱著很深的輕蔑和仇視心理。
日本人的奮發圖強，是來自內心的徹底覺悟，感到自己萬事不如人。而中國則不同，從始至終就堅持認為，我們是千古泱泱大國，祖宗傳下來的社會制度和文化仍是救世良方，而拒絕任何的革新，直到不得不向人投降的時候，也只能接受一些表面的東西。所以，從古至今，在專制盛世吹噓下，從那些一個個盛世輝煌的建築物和面子工程中都體現一個只注重講大話、假大空和重虛表的華而不實的民族。現在中國是世界上建造摩天大樓最高最多的國家，據國內最近媒體報導，短短的十幾年中國一共建造了一千多座這樣的摩天大樓，這麼好大喜功講究面子追求虛表而漠視民生的一個特色貪腐的權貴集權和官僚文化，其背後深藏著多少黑暗和腐敗，多少見不得人貪得無厭的吸血和賣國的流氓邪惡嘴面，別看這幫烏龜王八不得好死的人渣整日西裝筆直滿面油光人妖犬媚的模樣，哪一個是真正具備民族大志、大國胸懷、戰略目光和引領中國人走向民富國強的民族精英領路人，其實都是一群獐頭鼠目、兇殘狠毒、喪盡天良、鼠目寸光和昏庸無能的惡狼，其內心深處都不知道有多麼的骯髒、醜陋、陰暗和變態，這些都是漫長獨裁專制流氓邪惡黑暗腐敗吸血壯大變異發酵中所表現出來的「吃人」本質一面。
這就是中國洋務運動乃至今日改革開放和日本明治維新的根本區別，也是今天日本敢對中國說「不」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在釣魚島的爭端中都凸顯出強硬的文明強國的態度。
當然，日本在文明轉型的過程中，也不是沒有一點問題。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國軍主義、個人主義和金錢至上主義迅速膨脹，傳統的道德和倫理觀念迅速崩潰。社會物慾橫流，道德淪喪。明治天皇去世後，以自殺方式為天皇殉葬的乃木大將在其遺書中，就嚴厲譴責了日本的道德混亂。作家夏木漱石也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他指出，日本的現代化是為了反抗外來的壓力而急劇進行的，因而喪失了日本人的良心和誠實，從而產生了充滿虛偽的、膚淺的社會。特別是島國民族的侷限性，使其不具備唐宋民族的寬闊、仁愛、和平的氣質，所以在其文明變革的過程中，一種軍國主義的情緒迅速滋長。日本人雖然保留了唐宋文明的許多優秀的東西，但是其島國民族的劣根性，使其很難達到唐宋文明的水準。這一點從日本二戰時期的國軍主義和戰後的右翼主義傾向都可以充分反映出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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