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8月1日讯】上一周正当北京的统治者们聚集在北戴河，讨论最高权力从第四代向第五代移交等一连串重大棘手问题的时候，连续发生了几次大事情，包括天灾人祸在内。这一周之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中共目前所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统治危机。哪一个会是压垮中共最后的稻草？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谷开来异地审理和损害控制
第一件事情是最近的就是谷开来受审，中共当局正在竭力的进行损害控制，中共这些年一直用一个“西方替罪羊”的托辞，来解释它内部的危机，而薄熙来这个案子实际上就是让“西方替罪羊”的托辞完全失去了作用，因为这个案子是在完全没有西方介入的情况下，从中共内部爆发出来的，西方媒体只是进行了报导而已。表面上，对于薄熙来或者是谷开来的审理，在什么时候审，怎么样审，是中共当局在做决定，中共好像掌控了局势，其实不然，几乎说对这个案子所有的决定，都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出来的，或者说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这种情况下做出来的决定。
这次谷开来把她定在安徽进行审理，其实暴露的就是中国一个现状，就是在中国无法可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谷开来曾经在大连工作过，而且她曾经居住的地方是大连、北京、重庆，或者还有其它地方，但不是安徽，所以这种审理方式属于异地审理。但是呢，这个案子进行异地审理本身并没有法律依据，所谓异地审理，唯一的法律依据是在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的，叫作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指定原审人民法院以外的下级人民法院审理。
这说明什么呢？这是指的是再审的案例，就是说原审的案例如果是因为在某种权力的干扰下，没有能够审好的话，要重新审理的话，因为怕继续受到干扰，所以要到别的地方去审理。但是这个案子连原来初次审理都没有，怎么来的再审？这是指法律上这么规定的。在实际操作当中，确实是以贪腐案处理的高官，往往是异地审理。异地审理的目的为了避免这个高官所在的这个地方，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对司法审理造成干扰。现在呢，省部级的高官如果是腐败案，都是跨省异地审理，而厅局级官员的腐败案件是在省内异地审理，这个在中共系统之内，已经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司法惯例了。
但是，司法惯例并不是法律。当然这里有很多例子，比如说杭州市原市长许迈永的审理，和苏州市原来副市长姜人杰的处理，当时都判了死刑的，是省内异地审理。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是在天津审理的，属于跨省异地审理。
这些异地审理就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来决定异地审理。最早异地审理的是沈阳的慕马案，当时是在沈阳，由于他们盘根错节，这个案子无法审下去，所以由中纪委决定异地审理。但是很奇怪的是，中纪委怎么能决定一个法院在什么地方审理案子？中纪委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它是管中共的家法的，不是管国家法律的，中国的法律没有一条规定中纪委可以指定异地审理的。这是普通的，就是谁来决定异地审理，特别是省部级高官跨省的，到其它地方去的，谁来决定，具体到谷开来的案子，是谁或者是哪一个部门决定对她进行异地审理的；还是说就在中共内部这个判决、这个决定，已经作出来了，是随便找一个跟谷开来、薄熙来关系最少的地方，去走一个过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
谷开来的案子已经决定在安徽审理了，下面一个问题是，薄熙来的案子打算怎么审理，是也要通过法律去审理呢？还是就在党内处理了，就是党内处分，用纪律、共产党的家法来处理，干脆就不走法律途径，是不是会这样，那么这个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谷开来这个案子的异地审理，我们并不是在追究谷开来或者是薄熙来，是不是应该享有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想在这里说明的是，中共对这个案子，就是跟谷开来或者是薄熙来有关的这个案子，在处理这个案子当中，中共所面临的困境。
至于说，外界讨论的薄熙来是否应该享有公民权利的问题，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重大的问题需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有的人说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拼死捍卫你的权利。这个往往是在一个系统之内，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系统之内，有一批人被当局迫害，这批人在被当局迫害的时候，他不能够得到这个社会绝大部分人所能够保证的法律程序的公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社会有些知名人士，出来捍卫剥夺了整个国家公民权利的这部分人的权利，要捍卫的是这部分人没有按照法律程序走，没有程序正义。
所以这个捍卫的权利就不应该是仅仅针对薄熙来，而是应该针对所有的人，如果说这个社会里面，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公民权利的话，那么在这里，谈论的就不应该仅仅是薄熙来应不应该享有司法权利，而首先该问的问题，就是在中国需不需要法治，在中国需不需要司法正义，在中国绝大部分人民有没有享受权利，应该不应该享受司法正义。这是首先要问的问题。
第二个要问的问题是，要捍卫人的司法权利的话，就不应该是选择性的捍卫，而应该是捍卫所有的，在中国有这么多人的权利需要捍卫，每天都发生在全国各地，侵犯普通人的司法权利、普通权利的行为，在北京也在发生。你像最近一起很著名的案子，就是最近发生的倪玉兰的案子。按说起来的话，就是要捍卫的话，就要想办法争取在中国所有的人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不是说选择性的捍卫某一个人的权利。
第三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需要捍卫权利的人和薄熙来是不一样的。绝大部分需要捍卫权利的人，他们是中共迫害的受害者，是中共破坏了中国的法治以后的受害者，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享有任何权利；而薄熙来不一样，他不是一般的坏制度的守卫者，他不是中共这个机器上的螺丝钉，他是制造这个坏制度的机器的推动者。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司法体系，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系统的破坏以后，如果说经过十几年的蓄意破坏以后，还有仅有的残余的话，那么薄熙来在重庆推动的唱红打黑，就是要把中国这个还仅存的司法体系的那部分，也彻底消灭掉，他是主动的去推动消灭中国的法治的一个重要推手。当然他也是在这之前，过去这十几年当中，破坏中国法治的主要的推手之一，从他在大连和辽宁省的所作所为，这已经有很多证据证明了。所以薄熙来不是说自己有没有要求司法正义的问题，而是他积极破坏中国的司法正义。
因此，在他被可能涉及到非法律的手段处理的时候，要想到的一点是，他曾经在这个系统当中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对他自己不用司法来处理的程序。如果中国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中国没有经过像薄熙来和其他人那样，系统的去摧毁法治的话，那么也许他的权利不需要大家去捍卫，不需要大家去争取，他也会得到那样的权利。
再一个就是，撇开其它所有的都不谈，谈到薄熙来的司法权利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对他在过去几年当中，在重庆打黑过程当中，破坏法治，刑讯逼供，和肉体消灭的这些对象来争取权利。就是帮这些被他剥夺了司法权利的人，先争取权利，或者在替薄熙来争取权利的同时，争取这些人的权利。也就是说，薄熙来的权利应该在这些人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冤假错案都翻过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去讨论薄熙来能不能得到司法权利的问题。
最后一点，如果说给了薄熙来一个人，或者给了谷开来一个表面公正的法律审判，看上去没有其它的干扰，就是一个表面公正审判的话，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有没有帮助，会不会改变在中国全国现在没有法律、无法无天的状况？会不会改变？我个人认为不会有任何触动，也就是说有人提出的争取他的权利，实际上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司法混乱、没有法律的现状。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破坏中国法治的罪魁祸首，给排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就是建立一个没有中共的法治中国。这样的话，薄熙来、谷开来这个案子当中所有的人，和他们所制造的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和全国被剥夺了司法权利的人，都能够得到司法公正。不过在这里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别人的案子，冤假错案的受害者的案子是要纠正错案，要国家赔偿，要迫害他的人接受司法审判；而薄熙来的案子却是审他真正的罪行，包括他迫害别人的罪行，迫害别人的人权的罪行，而不是经过精心衡量以后，避重就轻，避实就虚，而拿出来表演的那种审判，这跟其他人争取到的司法权利是不一样的。
处理薄熙来的难处是在于，中共有中共的家规，国家有国家的法律，而处理他无论是用家规，还是用国法，都非常难，这是中共现在面临的难处。在中共的家规上面有一个说法，就是意识形态回到文革，想用文革的方式来处理中国现在的问题。但是这个不是法律的问题，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是不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只有中共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共产党国家都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而在中国，其实中国的国家、政府也不需要意识形态，只有共产党才需要，因此这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这是中共的家规。
第二个呢是阴谋篡权。那是中共内部权力争夺的问题，它和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实际上中国似乎也没有法律来惩治所谓阴谋篡权这样的罪名，因此它也是中共的家规。中共用家规来处理他，马上就面临着这一系列，它自己意识形态的混乱，它自己执政的非法性和它自己权力移交没有规矩的这种现象，马上就面临这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它不能用家规公开处理他。
有没有法律的部分呢？有法律，你像他打黑，就破坏了中国在重庆的法律实施。另外他的贪腐、他的涉嫌谋杀等等，这些是可以用法律来处理的，但是如果说要真正按照法律的程序走的话，那么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就会曝光，对中共的打击照样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对于一个涉嫌谋反，而且涉嫌谋杀的地方大员，中共当局从二月份到现在，半年都快要过去了，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来处理，基本上是处于一筹莫展的境地，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中共统治危机的严重性到了什么程度了，其实就是到了没有救的程度了。
薄熙来案子最大的讽刺，是薄熙来本人打出的是平等革命的旗号，民间也有人寄希望他能够给改革开放当中失去了权利的人一个更公平的机会，甚至有人寄希望他能够制造一个更清廉和更公平的社会，结果他本人却陷入了如此重大的贪腐和谋杀案。实际上他最大的讽刺就是，本来是寄希望于他能够清除这些贪腐和谋杀的，结果他自己就是这些贪腐和谋杀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和实施者，因此，对中共体制内任何个人所抱的青天情结，都是注定要绝望的。
北京大水冲掉了橱窗城市的光鲜外表
第二件事情就是北京大水，北京大水冲掉了橱窗城市的光鲜表面。一个就是北京的排水系统，它是按照一到三年一遇的大水来设计施工的，而专业人员是知道这里的弊病的，但是专业人员却没有决定权。北京地面上的建筑和神九、蛟龙啊这些东西是一类的，都是中共和相关官员的形象工程。城市排水和官员的升迁没有关系，和官员的政绩没有关系。
网上看到一些为北京市政建设辩护的帖子，说北京的排水能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强，以致于在短时间内大量积水都排到低洼处，造成内涝。哪些是低洼处呢？其中很重要的地区就是很多立交桥的下层，这也是今年北京市区淹得最严重的，但是这不是说不知道，而是没有人管。去年六月淹了，专家就出来讲北京市最低的就这些地方，要解决这几个最低的立交桥，要花多少钱呢？12亿，没有钱。奥运会花了多少钱？4千亿！问题就在这里，这12亿不会出政绩，因此12亿就没有钱，4千亿是出政绩的，因此4千亿再多也要给。
就说是12亿没钱，这些问题不解决，不是说启动了应急预案了吗？那么应急预案应该包括对这些地方示警，就是说在地势最低的路段，设置路障警告也是一个办法，知道这个地方年年会淹的话，在这里设置固定的路障和警告牌，一旦降大雨的话，立刻把它竖起来，这样的话就避免车开到这些水里面去。既然每个井盖旁边都可以站一个人示警，说是井盖被冲掉了，人不要掉下去，这些最深的地方难道就不能放一些警车在那里示警吗？因为你是知道这些地方一定会被淹的。
有的事情可以有借口，有的是不能有借口的。你像天灾，当然很多情况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山体坍方，如果不是过度开发引起的山体坍方的话，那么就很难防。而美国中西部年年龙卷风，这个龙卷风因为它突发的时间、地点都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预防的。但是城市是固定的，城市淹水的地方也是固定的，所以城市的下水道和淹水就是可以治理的，至少可以采取措施来减少人员的伤亡，这点北京显然没有做。
你像北京大水当中出现的事故，它都是前几年发大水的时候经历过的，也总结过的，为什么就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吃一堑长一智的事情？我就举一个美国的例子，不是说美国不出事故，美国也有很多很荒唐的事故，但是它往往出了以后，他会找出避免的方法，而且一定会去改。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火车出事了，就说美国很多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越过铁路以后，立刻遇到一个十字路口的公路。有一次有一辆校车，是装满学生的，它刚刚跨过铁路就遇到了十字路口的红灯，所以他就停在十字路口上，结果校车的后半段还在铁轨上面，这时候火车来了，校车司机是个新手，他不知道怎么办，结果火车就撞到了校车的后部，死了5个学生。几天以后我就发现，我下班路上有一个类似的道口，它的信号灯就被重新调整过了。就是说当火车要来的时候，铁路信号变红了，栏杆放下来的时候，汽车前面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就给他绿灯，就说让原来停在道口上的汽车先放行，后面的车子又被铁路栏杆拦住了。人家告诉我，就是自从那个事故以后，全国的铁路都这样调整了，这样就保证类似的事件不会再发生。
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事情不需要自己经历一次，再去改，而是说别人已经有现成的经验了，或者一个地方的经验应该在全国都能够推广的。你像城市排水经验，国际上至少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成熟经验，而中国古代也有很好的经验，你像赣州的福寿沟，北京的紫禁城啊等等。要说出国考察学习，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跟中国相比，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出国考察这种东西，好的经验就学不来呢？
北京的大水其实反应的是中共这些年来，用基本建设拉动的GDP发展的道路，彻底失败了。因为这个基本建设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城市建设，而北京又是耗资最大，规模最大，正好反映的是中共形象工程和橱窗工程的特点，就是说只要政绩，其它死活都不顾。你像今年重庆朝天门被淹，那是在三峡工程建的时候，讨论阶段就被一些专家预测到了的，但是就是不听。当然北京大水也曝光了从贾庆林到刘淇这一个统治北京数十年的集团贪腐的证据，而这个集团正好又是反映了江系的人马闷声发大财的这种治国方针的集中的体现。
此外，就是这次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对水灾本身和民众的愤怒的反应迟钝和迟缓，也到了一个极端了。当局最快的反应，我觉得就是两个，一个是要求大家捐款，第二个是威胁，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表示说，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从事贩卖违禁物品制造和传播政治谣言，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网络言论。这个虽然不是针对北京水灾讲的，却恰恰是在北京水灾之后说的，因此，不能排除就是针对水灾当中民众的愤怒情绪所进行的威胁。
启东抗议的中国模式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启东抗议。启东抗议显示的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弊端，暴露出来了。启东抗议和什邡抗议有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县级市，都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环境，都是90后打头阵，官方的反应也类似，一方面快速调动外地武警进行镇压，同时屏蔽通讯和网络，另外一方面是迅速宣布项目停止。启东有一条是什邡没有的，就是市民占据了市政府的建筑，把公仆们平时享用的烟、酒等等高级奢侈品，拿到公开场合来展示给公众，特别是把市委书记扒了他的上衣，要他穿上抗议王子排污的T恤。
网上有一些言论，认为这是民众暴力，我认为正好相反，这个行为说明了民众的文明。我是从什么地方来看？我排除所有的东西，我就从这位书记的表现可以看出来，这是民众文明的体现。因为那位书记拒绝那些抗议的T恤，当时他已经落到抗议民众手里了，为什么他敢拒绝，说明那位书记心里非常清楚，那些民众是文明的，不会把他怎么样，他知道民众是和平的，是理性的，而另一方面，他却绝对不敢穿那件抗议的T恤，因为他知道一旦他穿了，他将面对的不是文明的民众，而是蛮横的中共的问责，那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也不愿意面对的。他内心知道，一旦中共要拿他问罪，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这句说法，就对他来说是太轻松了。中共的残酷绝对是没有办法和民众的和平、理性相比的，因此，他敢于拒绝穿那件衣服，他也必须拒绝穿那件衣服。
启东的抗议它反映的是中共过去几十年发展模式的破产。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很快就抢到了世界加工厂的地位，这个地位怎么得到的？一个是没有工会组织，没有任何权利的廉价劳动力，它把别的国家还有一点权利，有一点工会组织，有一点劳工权利的那些国家的加工产业，全部抢过去了。
第二是环境污染，西方国家愿意把工厂转移到中国的另一个理由，就是中国环境治理成本低，这是中共为了吸引外资，故意造成的，这是政策性的，是全国性的。内地四川的什邡是这样，东部长江三角洲也是这样，南通的王子造纸只是曝光以后，被抗议的少数特例之一而已。然而由于污染，造成的一般民众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这一类的抗议的频率、规模和范围只会越来越大，就像刚才讲的，这反映的是中国模式的失败。
中共正在集中全力的安排下一代领导人的接班，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最重要的，然而无论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怎么样分配，这个星期发生的三件大事所代表的中共的统治危机，却不会因为中共内部权力分配的变化，而有任何缓解，只会加剧。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