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30日讯】从大连到乌坎，从什邡到启东，动辄上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在中国大地此起彼伏，猛烈冲击着中共专制统治的根基。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共同特点？是否可以看作中共垮台的先兆？对于中国的前途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事务的人深思。
大乌什启等地的群体事件都是由公权力对民众切身利益的侵犯（如土地买卖、环境污染、暴力执法等）而引起，属于民众向官府争取维护自身权利的范畴。这些事件都由年轻人发起、组织、打头阵。参与者包括除官府以外的社会各阶层。这些事件都招致官府镇压，但都以官府让步妥协而告终。
表面看来，大乌什启维权事件的诉求只是民生问题，跟政治制度变革毫无关联。然而这些事件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对于终将到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大乌什启等地维权事件的成功告诉人们，貌似强大的专制机器在人民力量面前其实不堪一击。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想一想，他们也很为难：不到最后关头不敢再玩六四屠城，而不下重手民众又不依不饶。不得而已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向民众低头。这就说明上街散步这种事情只要组织得当，人数众多，那就可以不冒太大风险而成功维权。这类成功事例多了，必然会鼓舞各地民众的勇气。而这种勇气是未来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其次，大乌什启等地维权事件的成功还告诉人们，阿拉伯之春的经验可以复制。作为这些事件的发起人和开路先锋，中国青年通过电脑网路发起组织抗议活动的做法与阿拉伯青年发动民主革命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也是通过电脑网路向社会大众提出自己的诉求，既赢得民众支持又避免落入中共魔掌而导致运动夭折。这些年轻人通过这种活动所积累的经验也是未来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再次，大乌什启等地维权事件的成功还告诉人们，各地维权行动的横向联系已经基本形成。每一次行动的动态都可以在瞬息之间通告全世界，使得统治者无法关起门来实施镇压；而各地热心人士的声援可以鼓舞维权者的士气，各地专家与活动家的指导与经验分享又可以帮助维权者更巧妙地与统治者周旋。这样一个世界范围的信息交换平台与支持网路同样是未来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一般而言，不甘奴役揭竿而起并最终推翻极权制度的人民都会经历由不信权威到不怕权威到反抗权威这样几个阶段。不信权威就是不再相信统治者的谎言，不怕权威就是不再害怕统治者的暴力。从不信不怕到奋起反抗，其间还有一个从心理上到行动上进行准备的过程。大乌什启等地的事件说明这些地方的民众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
可以相信许多大乌什启等地维权事件的骨干同样会是未来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坚。经过这几次大规模维权事件，他们增强了勇气，积累了经验，实现了与世界范围支持网路的互动。这些都弥足珍贵，但这并不等于说全国范围的民主革命已经指日可待，因为有两个比所有这些因素都更加重要的因素还没有到位。其中一个是革命的纲领，另一个是革命的触媒。两个因素缺一不可。
革命纲领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伟大的社会运动都必须有一个可以组织千千万万人马为之努力奋斗的共同纲领。美国独立战争的纲领是美洲独立；辛亥革命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那么下一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究竟是什么？笼统地说建立中国民主制度远远不够。人们需要了解这一口号背后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中共统治的垮台已经不是一个是否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不是一个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发生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与地域以及中国人口内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方面的巨大差异，一个完全没有政府权威的中国社会有可能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相信多数国内同胞对此还没有思想准备。因此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系到亿万人民的身家性命，需要认真对待。中共垮台以后的中国是重新设计尚不存在的中国民主制度，还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极权制度，还是回到以1946年南京宪法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民主制度，这个问题现在就摆在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面前。经过深入讨论，权衡利弊，应该可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求得共识。这样的共识应该就可以作为下一波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
有了一个共同的纲领并且获得尽可能多的全国各界人士支持以后，革命的发生还需要有一个客观的诱因。辛亥革命的成功在于武昌起义，而武昌起义的触媒则是由清廷镇压保路运动而导致的民变。下一波中国民主革命不大可能由某个领袖人物一呼百应，更可能会是由于一个类似成都血案那样的触媒而自然发生。一旦那样的事件发生，全国起义的时机也已成熟，反对派才有可能高举义旗，组织全国范围的群体事件，逼迫中共政治局全体下台，解散中央军委，解散中宣部，解散政法委，并开始按照民主革命纲领组织新政府，实现中国政体的平稳过渡。
总而言之，从大乌什启等地维权事件的成功中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觉醒，他们敢于并且善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一点应该可以鼓舞所有中国反对派人士，激发他们加倍努力。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离我们应该不会太远了。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