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30日訊】從大連到烏坎，從什邡到啟東，動輒上萬人參與的大型群體事件在中國大地此起彼伏，猛烈衝擊著中共專制統治的根基。這些事件之間有什麼共同特點？是否可以看作中共垮台的先兆？對於中國的前途具有什麼意義？這些問題值得每一個關心中國事務的人深思。
大烏什啟等地的群體事件都是由公權力對民眾切身利益的侵犯（如土地買賣、環境污染、暴力執法等）而引起，屬於民眾向官府爭取維護自身權利的範疇。這些事件都由年輕人發起、組織、打頭陣。參與者包括除官府以外的社會各階層。這些事件都招致官府鎮壓，但都以官府讓步妥協而告終。
表面看來，大烏什啟維權事件的訴求只是民生問題，跟政治制度變革毫無關聯。然而這些事件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對於終將到來的中國民主革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首先，大烏什啟等地維權事件的成功告訴人們，貌似強大的專制機器在人民力量面前其實不堪一擊。站在統治者的立場想一想，他們也很為難：不到最後關頭不敢再玩六四屠城，而不下重手民眾又不依不饒。不得而已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向民眾低頭。這就說明上街散步這種事情只要組織得當，人數眾多，那就可以不冒太大風險而成功維權。這類成功事例多了，必然會鼓舞各地民眾的勇氣。而這種勇氣是未來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其次，大烏什啟等地維權事件的成功還告訴人們，阿拉伯之春的經驗可以複製。作為這些事件的發起人和開路先鋒，中國青年通過電腦網路發起組織抗議活動的做法與阿拉伯青年發動民主革命的做法如出一轍。他們也是通過電腦網路向社會大眾提出自己的訴求，既贏得民眾支持又避免落入中共魔掌而導致運動夭折。這些年輕人通過這種活動所積累的經驗也是未來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再次，大烏什啟等地維權事件的成功還告訴人們，各地維權行動的橫向聯繫已經基本形成。每一次行動的動態都可以在瞬息之間通告全世界，使得統治者無法關起門來實施鎮壓；而各地熱心人士的聲援可以鼓舞維權者的士氣，各地專家與活動家的指導與經驗分享又可以幫助維權者更巧妙地與統治者周旋。這樣一個世界範圍的信息交換平台與支持網路同樣是未來的民主革命所必需的。
一般而言，不甘奴役揭竿而起並最終推翻極權制度的人民都會經歷由不信權威到不怕權威到反抗權威這樣幾個階段。不信權威就是不再相信統治者的謊言，不怕權威就是不再害怕統治者的暴力。從不信不怕到奮起反抗，其間還有一個從心理上到行動上進行準備的過程。大烏什啟等地的事件說明這些地方的民眾正處在這樣一個過程之中。
可以相信許多大烏什啟等地維權事件的骨幹同樣會是未來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堅。經過這幾次大規模維權事件，他們增強了勇氣，積累了經驗，實現了與世界範圍支持網路的互動。這些都彌足珍貴，但這並不等於說全國範圍的民主革命已經指日可待，因為有兩個比所有這些因素都更加重要的因素還沒有到位。其中一個是革命的綱領，另一個是革命的觸媒。兩個因素缺一不可。
革命綱領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偉大的社會運動都必須有一個可以組織千千萬萬人馬為之努力奮鬥的共同綱領。美國獨立戰爭的綱領是美洲獨立；辛亥革命的綱領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那麼下一波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究竟是什麼？籠統地說建立中國民主制度遠遠不夠。人們需要瞭解這一口號背後的內涵究竟是什麼。中共統治的垮台已經不是一個是否可能發生的問題，甚至不是一個什麼時候發生的問題，而是一個發生了以後怎麼辦的問題。考慮到中國的人口與地域以及中國人口內部在社會經濟和文化習俗方面的巨大差異，一個完全沒有政府權威的中國社會有可能會是一個可怕的社會。相信多數國內同胞對此還沒有思想準備。因此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關係到億萬人民的身家性命，需要認真對待。中共垮台以後的中國是重新設計尚不存在的中國民主制度，還是回到毛澤東時代的極權制度，還是回到以1946年南京憲法為代表的中華民國民主制度，這個問題現在就擺在每一個關心中國前途的人面前。經過深入討論，權衡利弊，應該可以在儘可能大的範圍內求得共識。這樣的共識應該就可以作為下一波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
有了一個共同的綱領並且獲得儘可能多的全國各界人士支持以後，革命的發生還需要有一個客觀的誘因。辛亥革命的成功在於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觸媒則是由清廷鎮壓保路運動而導致的民變。下一波中國民主革命不大可能由某個領袖人物一呼百應，更可能會是由於一個類似成都血案那樣的觸媒而自然發生。一旦那樣的事件發生，全國起義的時機也已成熟，反對派才有可能高舉義旗，組織全國範圍的群體事件，逼迫中共政治局全體下台，解散中央軍委，解散中宣部，解散政法委，並開始按照民主革命綱領組織新政府，實現中國政體的平穩過渡。
總而言之，從大烏什啟等地維權事件的成功中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已經覺醒，他們敢於並且善於通過自己的努力來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一點應該可以鼓舞所有中國反對派人士，激發他們加倍努力。一個沒有共產黨的新中國離我們應該不會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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