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0日讯】7月14日下午，在合肥市北二环，来自中非的普林斯用不太熟练的中文规劝一个违章停车的司机。司机愣了一下，随后很配合地将车开走了。这是普林斯做“洋城管”的第一天。当天，他和来自阿富汗的贾瓦德、南非的秦波一起受聘为庐阳区杏花村街道的城市管理志愿者，与城管一起上街执法。
从新闻图片中，发现这些“洋城管”的着装和正规的城管人员并无区别，不明真相的人会误认为这些洋人就是正规的城管，不是所谓的志愿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多人津津乐道，把“洋城管”比作“白求恩”，杏花村街道负责人更是表示，让外国友人担任城市管理志愿者，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意愿，愿意来体验城管工作，同时也希望外国朋友能和市民一起为合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而努力。
洋人为何也想当中国的城管？城管设立的初衷是管理街道市容，维护城市形象，但是城管的暴力执法很快让这个机构背上了污名。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城管都是相当罕见的，为什么中国满大街都布满了城管？难道真如成龙所说“中国人就是要人管”，再说中国的老祖宗也没有留下“城管”的遗训。
城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97年，国务院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
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80年代初，少数城市就设立了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人，掀摊撵人或者没收秤筐抢夺物品。城管发展到今天，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南方一家报刊曾发过一篇文章，主要是说青少年如何看城管。“有一所学校开班会谈理想，其中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女孩说，她的理想是好好学习，长大了去当城管。为什么要当城管呢？因为如果遇到妈妈摆菜摊，可以‘慢慢追，慢慢撵’。”
“孩子们都哄笑起来，甚至发出鄙视的吼叫。”为什么一个小女孩的理想，不是去当什么科学家？不是去当神八、神九？或者去考什么北电、中戏之类的？
因为那女孩的妈妈，在之前卖菜时，因为躲避追赶，一头撞在电线杆上受了伤。可能受此刺激，女孩子才有了这样的理想。到底是怎样可怕的追赶，才会把一位妇女吓得撞上电线杆？城管追赶摊贩抢夺物品时总是那样亢奋，那样冷血那样没有人性！
1935年，纽约一名老妇人因偷面包被审。她流着泪水乞求法官原谅，说只是需要面包去喂养嗷嗷待哺的孙子。法官依然判她有罪，不过可选择10美元罚款或10天拘役。这时，时任纽约市长的拉瓜迪亚站起来，脱下帽子，放进5美元，对其他人说：“请各位另交50美分罚款，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也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老祖母要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而受罚。”
旅居美国的学者薛涌去年曾写过一篇赞美贩摊的文章，文章说：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在微博中读到温州诗人池凌云女士的一段记录：
“刚才，来自湖北的余女士在世纪广场接受钱江频道采访。余女士是湖北人，一直在世纪广场卖小玩具、矿泉水等，但今晚余女士的孔明灯全部免费赠送，她在接受采访时哽咽着说：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想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他们（死难者）太可怜了。”
“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爱这片土地的理由！余女士不肯说自己的名字，在我追问下，才说自己姓余，‘多余的余’，她说，白天在世纪广场做买卖，也要被城管赶。我忍住泪水，要她把孔明灯卖给我，让我也表表心意，她执意不肯，把我的钱扔还给我。”
如果在这么大的悲剧中要寻找什么民族精神的话，这小贩身上所体现的，难道不正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
小贩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他们构成了社会秩序的问题。小贩被城管驱赶、殴打司空见惯，城市中崛起的中产阶层对这一阶层也充满了偏见：乡下人，素质低，影响治安……在我们这个骄傲的“崛起大国”中，很少人愿意以小贩作为民族或国家的象征。
文章来源：《博客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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