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0日訊】7月14日下午，在合肥市北二環，來自中非的普林斯用不太熟練的中文規勸一個違章停車的司機。司機愣了一下，隨後很配合地將車開走了。這是普林斯做「洋城管」的第一天。當天，他和來自阿富汗的賈瓦德、南非的秦波一起受聘為廬陽區杏花村街道的城市管理志願者，與城管一起上街執法。
從新聞圖片中，發現這些「洋城管」的著裝和正規的城管人員並無區別，不明真相的人會誤認為這些洋人就是正規的城管，不是所謂的志願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多人津津樂道，把「洋城管」比作「白求恩」，杏花村街道負責人更是表示，讓外國友人擔任城市管理志願者，是因為他們有很強烈的意願，願意來體驗城管工作，同時也希望外國朋友能和市民一起為合肥創建全國文明城市而努力。
洋人為何也想當中國的城管？城管設立的初衷是管理街道市容，維護城市形象，但是城管的暴力執法很快讓這個機構背上了污名。世界上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城管都是相當罕見的，為什麼中國滿大街都佈滿了城管？難道真如成龍所說「中國人就是要人管」，再說中國的老祖宗也沒有留下「城管」的遺訓。
城管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並不長，1997年，國務院根據1996年頒佈的《行政處罰法》第16條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相關規定，決定成立一個「綜合執法部門」，集中執行各個行政部門的行政處罰行為。從那時起，全國先後有100多個城市成立了城管執法機構，例如北京城管擁有14項職能，300多項執法權。
專門對付流動攤販的城管並非1997年後才有，上世紀80年代初，少數城市就設立了城管隊，主要任務就是在街頭掃蕩無證擺攤的人，掀攤攆人或者沒收秤筐搶奪物品。城管發展到今天，隔三差五就有攪動輿論沸沸揚揚的事件發生。
南方一家報刊曾發過一篇文章，主要是說青少年如何看城管。「有一所學校開班會談理想，其中一位十一二歲的小女孩說，她的理想是好好學習，長大了去當城管。為什麼要當城管呢？因為如果遇到媽媽擺菜攤，可以『慢慢追，慢慢攆』。」
「孩子們都哄笑起來，甚至發出鄙視的吼叫。」為什麼一個小女孩的理想，不是去當什麼科學家？不是去當神八、神九？或者去考什麼北電、中戲之類的？
因為那女孩的媽媽，在之前賣菜時，因為躲避追趕，一頭撞在電線杆上受了傷。可能受此刺激，女孩子才有了這樣的理想。到底是怎樣可怕的追趕，才會把一位婦女嚇得撞上電線杆？城管追趕攤販搶奪物品時總是那樣亢奮，那樣冷血那樣沒有人性！
1935年，紐約一名老婦人因偷面包被審。她流著淚水乞求法官原諒，說只是需要面包去喂養嗷嗷待哺的孫子。法官依然判她有罪，不過可選擇10美元罰款或10天拘役。這時，時任紐約市長的拉瓜迪亞站起來，脫下帽子，放進5美元，對其他人說：「請各位另交50美分罰款，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也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老祖母要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而受罰。」
旅居美國的學者薛湧去年曾寫過一篇讚美販攤的文章，文章說：7·23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後，在微博中讀到溫州詩人池凌云女士的一段記錄：
「剛才，來自湖北的余女士在世紀廣場接受錢江頻道採訪。余女士是湖北人，一直在世紀廣場賣小玩具、礦泉水等，但今晚余女士的孔明燈全部免費贈送，她在接受採訪時哽嚥著說：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想表達對死難者的同情，他們（死難者）太可憐了。」
「這些普通人就是我們愛這片土地的理由！余女士不肯說自己的名字，在我追問下，才說自己姓余，『多餘的余』，她說，白天在世紀廣場做買賣，也要被城管趕。我忍住淚水，要她把孔明燈賣給我，讓我也表表心意，她執意不肯，把我的錢扔還給我。」
如果在這麼大的悲劇中要尋找什麼民族精神的話，這小販身上所體現的，難道不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嗎？
小販在我們的生活中無所不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中，他們構成了社會秩序的問題。小販被城管驅趕、毆打司空見慣，城市中崛起的中產階層對這一階層也充滿了偏見：鄉下人，素質低，影響治安……在我們這個驕傲的「崛起大國」中，很少人願意以小販作為民族或國家的象徵。
文章來源：《博客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