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讯】随着七月初北京的第十一次党代会结束，刘淇卸任、郭金龙上位，全国省一级的党委换届工作已全部完成。接下来预计7月下旬－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就成了最大的看点。而随着时间时入下半年，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旺季”将到来。
从2011年的10－11月，和今年的4－7月这一轮省级党委的换届，透露出了未来共产党权力结构的若干蛛丝马迹，主要看点当然是发生在今年2月份的王薄事件之后。包括：第一、若干省的政法委书记由新换届的省委副书记兼任，堵塞了政法系统内的人员直接上升到地方决策层的通道，将政法系统置于这一级党委的控制之下，强化了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一条线领导”，削弱了周永康掌握的各级政法委系统、这个“第二中央”的权力。其次、铁杆的江派大员日薄西山、政治图景黯淡，指标性事件是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卸任，以及江泽民的姨外甥、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吴志明从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中出局。有媒体说吴志明是由于年龄关系而下台，但是1952年出生的他才不过60岁，而67岁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却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吴志明已经担任了近11年的上海市政法委书记、兼任了8年的公安局长。
有人认为这一轮省级党委的换届是胡锦涛“慢工出细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做外围的铺排，最后决战中央。那么接下来的“北戴河会议”的风向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地方大员换届的影响呢？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新上位的地方党委书记们有无可能直接赴北戴河压场助阵，来个人多嗓门儿大，助胡锦涛底定乾坤呢？这就要从“北戴河会议”是个什么性质的会议，谁有资格参加说起。
“北戴河会议”又称“北戴河工作会议”，也可以算是“休闲度假会议”，是共产党内的一种非正式会议机制，规模可大可小、与会者的资历也可低可高。中央委员以上、省部级以上的党政官员都是潜在的受邀与会者；退休的元老、不能名正言顺地在党的正式会议上发挥影响力的“老干部”们，也有受邀出席、“发挥余热”的机会。所以可以说是弹性大的没边儿。
从历史上看，毛时代的三次北戴河会议，第一次是在1958年的8月17日—30日，会议做出了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为做出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基本经济路线的决定，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党组负责人。相当于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北戴河会议”是在1960年7月5日—8月10日，主要目的是讨论“大跃进”引起的严重经济问题，以及与“苏修”的关系问题。也是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级别，与会者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外，还包括有一些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一共有64人参加。第三次“北戴河会议是1962年8月6日－24日，主要内容是毛泽东要在阶级、形势、矛盾三个方面统一党内思想，同时为“大跃进”的恶劣后果推卸责任。这次与会者更多，政治局常委、各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人共167人出席。
邓小平掌权后，北戴河疗养院就成了常态化的“夏宫”，而“北戴河会议”的弹性也更大，以扩大“听取党内意见”的范围、体现“党内民主”。据圈内人士的说法，邓时代开始的“北戴河会议”，不再是一种正式的“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开幕或闭幕的问题，而是一种极其松散的会议形式，先到的人可以先度假游泳，等人到齐了才开会。一般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会出席，但中央委员和部长级官员则不一定参加，只有讨论议题需要时，涉及这方面工作的人才会受邀前往。包含地方大员在内，参加北戴河议事的中共官员，约在1－2百人左右。
因此从“历史先例”出发，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很可能全体都会在今年夏天出现在北戴河，也包括已经出局的前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因为毕竟他的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还有效。但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加上中央书记处里的不在政治局委员之列的何勇、令计划、王沪宁三人，统共也不超过30人。剩下这百来号人从何而来就大有悬念。
比如：刚刚上位的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既是第十七届中央委员、又是“疆臣之首”，他出席今年的“北戴河会议”的机会也是大大的有。同理，胡春华、刘奇葆、周强等团派出身的省委书记，也完全有可能出于“议题的需要”拿到参加今年“北戴河会议”的入场券。在江派势力整体式微的情况下，今年“北戴河”会议的整体风向应当有利于胡锦涛，这次“非正式扩大会议”如果不出意外，将成为胡锦涛展示和巩固优势的舞台。关于“十八大”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问题，也应当是支持胡总的嗓门儿更大些。盛传的下一届政治局常委9变7、政法和宣传从常委中出局的可能性也更高。
从另一个角度说，今年的“北戴河会议”被安排在省级党委换届之后，也会影响到与会者的心理氛围。江派人物的式微会在与会者当中形成一种“气场”，让大家自觉地选边站队、不要跟错了方向。这样的话，讨论到实质问题的时候也许就用不着那么大的嗓门儿了。
但是也需要看到，以周永康、李长春为首的共产党“血债帮”的立场并没有软化，宣传与政法系统仍然在持续做恶。这部分人是“维稳”体制的主要责任人，在某些共产党元老看来，“党性”最强，所以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仍可能得到来自党内元老的支持。太子党群体内各人立场也参差不齐，在危机当头之时，他们也可能基于自身的利益出发，转向顽固。所以在北戴河会议上、及之后，说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会占上风还为时过早。
胡锦涛对改革的态度也是含糊不明，以至于很多中国民众和海外观察人士并不想把他与周永康等人做明确的区分。但是客观地讲，在过去的8－9年中胡锦涛只能算一个弱主，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大多数位置都是由江派势力所把持，胡对很多领域（比如宣传和政法）并无力直接干预。胡基于自保的动机，也不能在弱势的情况下与江派势力公开摊牌。温家宝主要负责经济工作，受各种利益集团掣肘更多，对国家整体的干预能力就更弱。
胡、温与周永康等人的一个客观区别在于他们手上没有长时间的、惨烈地迫害人权的血债。在他们未能全面掌握权力的情况下，所发生的种种人权惨案，也不能简单地把血债归到他们头上。胡锦涛除1989年主导过对藏人示威的镇压之外，1999年江泽民决意镇压法轮功时，他并没有表示支持；上任为总书后，也从没有公开表示过支持对某一群体的打压、也没有证据显示下达过这样的指示。
但是，随着今年年初胡锦涛恢复对军队的掌握，他的权力基础正在巩固，弱主的处境也正在改变。在胡锦涛全面掌握了权力的情况下，他就不得不承担起为持续发生的人权灾难“背书”的责任；这之后发生的每一笔血债，就不能说与他没有关系。正是基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中国发生积极变革的人士对胡锦涛的耐心也正在被消磨，而历史留给他做出最后抉择的时间也确实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