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5日訊】隨著七月初北京的第十一次黨代會結束，劉淇卸任、郭金龍上位，全國省一級的黨委換屆工作已全部完成。接下來預計7月下旬－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就成了最大的看點。而隨著時間時入下半年，中國大陸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旺季”將到來。
從2011年的10－11月，和今年的4－7月這一輪省級黨委的換屆，透露出了未來共產黨權力結構的若干蛛絲馬跡，主要看點當然是發生在今年2月份的王薄事件之後。包括：第一、若干省的政法委書記由新換屆的省委副書記兼任，堵塞了政法系統內的人員直接上升到地方決策層的通道，將政法系統置於這一級黨委的控制之下，強化了從中央到省一級黨委的“一條線領導”，削弱了周永康掌握的各級政法委系統、這個“第二中央”的權力。其次、鐵桿的江派大員日薄西山、政治圖景黯淡，指標性事件是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卸任，以及江澤民的姨外甥、上海市政法委書記吳志明從新一屆上海市委常委中出局。有媒體說吳志明是由於年齡關係而下台，但是1952年出生的他才不過60歲，而67歲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卻是如日中天。在此之前，吳志明已經擔任了近11年的上海市政法委書記、兼任了8年的公安局長。
有人認為這一輪省級黨委的換屆是胡錦濤“慢工出細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先做外圍的鋪排，最後決戰中央。那麼接下來的“北戴河會議”的風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地方大員換屆的影響呢？這種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新上位的地方黨委書記們有無可能直接赴北戴河壓場助陣，來個人多嗓門兒大，助胡錦濤底定乾坤呢？這就要從“北戴河會議”是個甚麼性質的會議，誰有資格參加說起。
“北戴河會議”又稱“北戴河工作會議”，也可以算是“休閒度假會議”，是共產黨內的一種非正式會議機制，規模可大可小、與會者的資歷也可低可高。中央委員以上、省部級以上的黨政官員都是潛在的受邀與會者；退休的元老、不能名正言順地在黨的正式會議上發揮影響力的“老幹部”們，也有受邀出席、“發揮余熱”的機會。所以可以說是彈性大的沒邊兒。
從歷史上看，毛時代的三次北戴河會議，第一次是在1958年的8月17日—30日，會議做出了開展“大躍進”運動的決策。為做出這樣一個事關國家基本經濟路線的決定，與會者包括中央政治局的成員，各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黨委第一書記，以及政府有關部門的黨組負責人。相當於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北戴河會議”是在1960年7月5日—8月10日，主要目的是討論“大躍進”引起的嚴重經濟問題，以及與“蘇修”的關係問題。也是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級別，與會者除了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外，還包括有一些中央委員和省委書記，一共有64人參加。第三次“北戴河會議是1962年8月6日－24日，主要內容是毛澤東要在階級、形勢、矛盾三個方面統一黨內思想，同時為“大躍進”的惡劣後果推卸責任。這次與會者更多，政治局常委、各大區第一書記、中央各口負責人共167人出席。
鄧小平掌權後，北戴河療養院就成了常態化的“夏宮”，而“北戴河會議”的彈性也更大，以擴大“聽取黨內意見”的範圍、體現“黨內民主”。據圈內人士的說法，鄧時代開始的「北戴河會議」，不再是一種正式的“中央工作會議”，並沒有開幕或閉幕的問題，而是一種極其鬆散的會議形式，先到的人可以先度假游泳，等人到齊了才開會。一般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都會出席，但中央委員和部長級官員則不一定參加，只有討論議題需要時，涉及這方面工作的人才會受邀前往。包含地方大員在內，參加北戴河議事的中共官員，約在1－2百人左右。
因此從“歷史先例”出發，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很可能全體都會在今年夏天出現在北戴河，也包括已經出局的前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因為畢竟他的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還有效。但這一屆中央政治局、加上中央書記處裡的不在政治局委員之列的何勇、令計劃、王滬寧三人，統共也不超過30人。剩下這百來號人從何而來就大有懸念。
比如：剛剛上位的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既是第十七屆中央委員、又是“疆臣之首”，他出席今年的“北戴河會議”的機會也是大大的有。同理，胡春華、劉奇葆、周強等團派出身的省委書記，也完全有可能出於“議題的需要”拿到參加今年“北戴河會議”的入場券。在江派勢力整體式微的情況下，今年“北戴河”會議的整體風向應當有利於胡錦濤，這次“非正式擴大會議”如果不出意外，將成為胡錦濤展示和鞏固優勢的舞台。關於“十八大”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選問題，也應當是支持胡總的嗓門兒更大些。盛傳的下一屆政治局常委9變7、政法和宣傳從常委中出局的可能性也更高。
從另一個角度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被安排在省級黨委換屆之後，也會影響到與會者的心理氛圍。江派人物的式微會在與會者當中形成一種“氣場”，讓大家自覺地選邊站隊、不要跟錯了方向。這樣的話，討論到實質問題的時候也許就用不著那麼大的嗓門兒了。
但是也需要看到，以周永康、李長春為首的共產黨“血債幫”的立場並沒有軟化，宣傳與政法系統仍然在持續做惡。這部分人是“維穩”體制的主要責任人，在某些共產黨元老看來，“黨性”最強，所以在危機深重的情況下仍可能得到來自黨內元老的支持。太子黨群體內各人立場也參差不齊，在危機當頭之時，他們也可能基於自身的利益出發，轉向頑固。所以在北戴河會議上、及之後，說共產黨內的改革派會佔上風還為時過早。
胡錦濤對改革的態度也是含糊不明，以至於很多中國民眾和海外觀察人士並不想把他與周永康等人做明確的區分。但是客觀地講，在過去的8－9年中胡錦濤只能算一個弱主，中央政治局常委裡大多數位置都是由江派勢力所把持，胡對很多領域（比如宣傳和政法）並無力直接干預。胡基於自保的動機，也不能在弱勢的情況下與江派勢力公開攤牌。溫家寶主要負責經濟工作，受各種利益集團掣肘更多，對國家整體的干預能力就更弱。
胡、溫與周永康等人的一個客觀區別在於他們手上沒有長時間的、慘烈地迫害人權的血債。在他們未能全面掌握權力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種種人權慘案，也不能簡單地把血債歸到他們頭上。胡錦濤除1989年主導過對藏人示威的鎮壓之外，1999年江澤民決意鎮壓法輪功時，他並沒有表示支持；上任為總書後，也從沒有公開表示過支持對某一群體的打壓、也沒有證據顯示下達過這樣的指示。
但是，隨著今年年初胡錦濤恢復對軍隊的掌握，他的權力基礎正在鞏固，弱主的處境也正在改變。在胡錦濤全面掌握了權力的情況下，他就不得不承擔起為持續發生的人權災難“背書”的責任；這之後發生的每一筆血債，就不能說與他沒有關係。正是基於此，隨著時間的推移，希望中國發生積極變革的人士對胡錦濤的耐心也正在被消磨，而歷史留給他做出最後抉擇的時間也確實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