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3日讯】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国人，还应该记得共党三十年前的那句话，就是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的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的好起来。这句话反复的说了三十多年，指的是以美国、英国为首的民主、自由富裕的国家在一天天的烂下去，这个一天一天好起来的，是指以苏联为首的共产极权的阵营和国家。
对于稍微读了一点马列的书的人来讲，这句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共产运动的祖师爷列宁就曾经断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那么根据物极必反的定律，凡是到了最高阶段的事物一定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那么不是退下来，就一定会摔下来。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富裕的国家人民都要了饭，才能显示出凭票、凭证限量吃饭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如果民主自由的国家没能够烂掉，那么社会主义这个阵营也好不起来。没想到的是，美国没有烂掉，美国人也没有要饭，而苏联反而发生了大饥荒，活活的饿死了两千多万人。看起来理论这种东西是不能够凭空臆想，或者是捏造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另外一句共党常说的话就是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共产极权阵营垮台了，共党不说这句话也有二十多年了。
那是因为天下的朋友都没有了，共党不得不面对是天下的敌对势力，包括国际上的和国内的。这就如同楚霸王项羽，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境上。既不可能好起来，更不可能有朋友来救援。萨达姆、本拉登、卡扎菲都曾经是共党支持过的朋友们，他们的死，共党没有出手援救，那么共党的死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同情和帮助。
六月二日埃及的前独裁者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两个儿子的贪污罪名成立，等待判决。父子三个人贪污的民脂民膏是五百多亿美元，全部归还给埃及人民。共党就又少了一个朋友。五月底朝鲜的金正恩下令，禁止在朝鲜进内使用人民币，又一个朋友和共党绝交了。
共党对朝鲜只是利用，并没有指望什么，共党不过就是想把贬了值、贬得不像话的人民币推向国际，成为国际上通用的货币。国际上那么多的敌对势力肯定是不同意，这也就罢了，连臭味相投的金正恩也反对。其实这应该是在意料中的。
在这之前朝鲜的军队和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勾结，劫持了三只中国的渔船，公然开价一百二十万元的赎金，强大辉煌了的共党连只渔政船都没敢派出去，老老实实的把赎金给了绑匪。只要是有绑匪来绑票，共党就一声不吭的出赎金，这究竟是在表现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呢？还是表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呢？
伊朗现政权是共党的朋友，共党投资二十亿美元打算帮助伊朗修建个水电站，伊朗现政权由于不同意共党在伊朗的融资的做法，干脆拒绝了这项投资。前不久蒙古共和国也拒绝了共党提供的八、九亿美元修建发电站的项目。而去年缅甸的新政府也拒绝了共党提供三、四十亿美元帮助修建水库和水电站的投资。
记得那是三十多年前，所谓改革开放刚开始，共党的政府各部门就已经变成了不得到任何好处就不给办事的地步上了，加上政府庞大、机构臃肿，老百姓去办事往往找不到头绪，搞不清什么部门该办什么事儿，于是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话是背着猪头找不着庙门。意思是知道找政府办事就得送礼，只是不知道礼该往哪儿送。
现在这句话该用的共党自己的身上了，共党知道自己长期到处树敌，在国际社会上是完全孤立的，也急于找几个臭味相投的政权交朋友。古人说，小人喻于利，以为花了钱对方就会见钱眼开和共党就勾肩搭背了。看起来钱这个东西并不是万能的，这些政权并不像共党一样见钱就拿，根本不在乎这钱是怎么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哪怕是卖国祸国殃民为目的的钱，共党也是照拿不误的。
中华文化中圣贤们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共党们不懂，但是外国人却懂，就连外国的专制政权，独裁政权和穷国的政权都有一个底线，知道什么钱可以拿，什么钱就不该拿，只有共党这种团伙才是下作到了什么钱全敢往口袋里放，这就是共党背着猪头交朋友，找不着庙门的真正原因。
在国际这个社会中，共党政权不只是孤家寡人，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那么在国内这个社会中共党是否朋友遍大陆呢？显然也不是，共党团伙打出的是无产阶级的名号，问题就出在这里，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富裕阶层，也可以称作是资产阶层，还有中产阶层，也可以称其为是智阶层和高收入阶层。
再有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叫做低收入阶层。再由于伤残病老，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个贫困的阶层，是依靠着国家的福利和社会的保险制度生活的。各个阶层的划分是根据家庭的财产和收入为依据的，所谓的无产者是到处都有，但是人数是极少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去讲，这些人是形成不了一个阶层的，但却是一个社会上必须背负的包袱，成为无产者的原因，通常听上去都是不够体面的。古人说，民从四业，也就是士农工商这四个行业，中国是农业国，绝大多数的人是过着男耕女织的日子，所以古人又说，男不耕则为盗，女不织则为娼，于是无产者才出现了，这就是因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沦落为无产者的。
再有就是自甘下流的沉迷于坏的嗜好，例如赌博、嫖妓、吸毒等等，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共党硬要把这些人算作是个阶级，又自认为代表了这个阶级，于是共党的性质也就不言而喻了。共党擅长搞农民暴动，可是被当时的舆论称作是痞子运动，由此就可以证明共党所依靠和所能发动起来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了。
共党把一国的公民划分成了左中右的三大派，又时常变换着依靠什么人，团结什么人，打击什么人的手法，反反复复，一国的民众都轮流受到了共党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打击。共党篡政付出代价最惨重的那就是农民，共党当政以后对农民剥夺的最狠，又最不把农民当人对待。
共党又摇身一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先锋队在享受着特权，而工人阶级们却是低工资、低待遇。所谓的改革以后工人阶级的饭碗被打碎了，又是下岗、又是买断工龄，被共党一脚踢出了工人阶级，失业无业，低劳保、甚至是无劳保。先锋队的旗号是仍然打着，但是共党却不再代表工人了，为了贪腐共党又让资本家们入党，只是不好意思说代表工商资本家，但却在干着钱权勾结的勾当。
农工商三大行业共党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需要分别去代表这三大行业，其实是在利用这三大行业去篡夺政权、去巩固政权、去享受特权、去贪腐、去卷款外逃。说到底共党谁也不代表，共党的成员也不代表党，党也代表不了任何的事物。体制内的人仅仅是祭起了共党这个抽象空洞的名词，在干着只代表个人贪婪的、物欲追求的勾当。
共党是个惟利是图的团伙，假如说在几十年前还有一群天真无知的理想主义者们受骗上当，参加了这个团伙的话，他们的命运也只有三个结果，一是当他们发现共党说的和做的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就必然受到共党残酷的打击，以致送掉了性命，王实味先生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看到延安没有民主，所以写了一篇题为“野百合花”的文章，在一九四七年被共党以砍头的方式处死，抛尸于一口枯井。
另一个结果，就是当他们发现了共党无人性、匪性和流氓性以后，感到了符合了他们人性中恶的一种快感，便积极主动的去泯灭自己的人性，助长丑恶的兽性，努力使自己变得比土匪更凶恶，比流氓更无赖，成为了共党每一次祸国殃民出谋划策的狗头军师和打前锋的帮凶。
而第三种结果的人通常是首先要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姿态，然后说上两句什么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其实是在共党这潭混水中，早已从美妙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既得利益者。共党是恶贯满盈，真不知道有一天这种人如何去证明自己是共党这个团伙里的好人。
记得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天安门西边的一条小巷深处有一家西餐馆，门口挂出的牌子是欧美同学会，后来知道了，进出这家西餐馆的人都是三、四十年代留学欧洲和美国的专业的高科技人才们聚会的地方。饭馆并不大，但是很安静，各个餐桌上的人都在用英语、法语、或者德语交谈着。可是一场反右运动以后，进出这里的人就明显的减少了一大半。
一九五九年周恩来在人大会堂的宴会厅宴请高级知识分子代表时说，你们是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五百万宝贝，后来听到了我父亲和他的几个老朋友聊天时说，哪里还有五百万呢？两年前的一场反右，一半的人已经消失了。我父亲算是命大，活过了文革，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们经过了文革的那一劫，基本上是全军覆灭，所剩无几了。
前苏联的共党政权，每个月发行一本叫做《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共党是以苏联的马首十三翻译每一期的杂志，在中国大陆发行，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京大学便发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那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毛泽东充其量不过就是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并不懂得知识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晶，但却能够否定了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圣人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就是美德的古训。
北京邮电学院在文革后发布了一组数字，其中提到文革前该学院有一级教授十九名，二级教授二十七名，而文革后一级教授没有了，二级教授仅剩下两名，其中一位是长期住院，只有一名二级教授还可以勉强教学生。这就解释了文革以后，共党发誓要在上个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却不了了之了的原因。
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中国人，六十多年没有获得个一项诺贝尔科学奖，这就已经说明了共党这个制度的性质，走上民主之路的国家都在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唯有极权专制独裁的国家，统治者们是一个接着一个的被处决、被判刑，仍在当政的是惶惶不可终日，敛财卷款、如丧家之犬外逃，一副末日的景象。
共党巴望的朋友遍天下，已被敌人遍天下取代了。就在六月三日，美国的国务院副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呼吁共党当局提供六四事件中的遇难者、被监禁者、或者是失踪者的全部名单，并且说美国和国际社会纪念那些失去的无辜生命。
看来唯物拜金的共党低估了人类的道义和良知，共党所崇拜的钱并不是万能的，正义和公正是不接受贿赂的，更不会被钱收买。作为一个稍有血性的人，混到了人见人恨，人人不耻的地步上，也会感到无颜面在活在人世了，或者是自行了断，或者是隐居忏悔。而共党这种团伙由于无人性，所以不知耻，大限已到，仍然在苟延残喘的支撑着。
有人说这是共党不识时务，其实也不尽然，蝼蚁尚且贪生，共党知道自己做恶太多，没有善终，免强支撑那是为了保命。在过去共党天堂的诱惑之下，或许还有几个党徒挣扎着，是为了要保共党的命，但是腐败黑暗，争权夺利，钱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的征服、腐蚀了每个党徒的人格和心灵。
原本就不多的要保党命的人，也已经转变到了只想保住个人的身家性命，党只是个工具，利用党这个工具去贪腐，去满足个人的物欲，然后一走了之。至于共党这个工具的安危他们是不会放在心上的，他们把党当做卸了磨就待宰的驴，至于谁爱宰谁就去宰那是不关他们的事的。
三十多年间，赃官奸商们是卷款外逃，政协委员们百分之七十以上持有外国护照，人大委员们百分之五十以上加入了外国的国籍，这个党已经被自己的党徒们搞得是分崩离析，四分五裂，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又什么十八大临近，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越加尖锐复杂，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是蠢蠢欲动，把党军作为了重点的目标，所以必须要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段话是摘自六月四日《解放军报》上的一篇社论，内容明显的表现出军队国家化，显然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枪指挥党的老传统将继续保持，同时还明白的告诉人们，党的内讧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最后关头，帮派帮伙林立，意识形态只是个好听的说法，其实是在为了谁能够捞取这最后的一桶金在打群架。但是党内的恶斗是党的最高机密，军人就不需要知道的太多了。
从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六日，在北京、上海、广州、大连、温州、厦门、福州、内蒙、江西、兰州、成都的军队和武警们都在演习，不是在旷野和海岸上演习，而是在城市的周边，人口稠密的居住区的周围和上空演习。
即便是个不懂军事的人，也能明白这次的普遍的大演习显然不是对入侵的外国军队防御演习，而是对一城一地的攻防演习。这不像是一场保家卫国的演习，反倒像是一场打内战的演习，谁打谁呢？共党的内讧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国际社会也知道共党内部正在打群架。
何况共党的地方官又兼任着地方武装的政委、司令的职务，拳脚打得不过瘾，于是就改用棍棒，现在看起来棍棒分不出个胜负，就准备要动用军队打内战了。反正中国大陆的金融经济是依然崩溃了，剩下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也不在乎了。
只是在辉煌盛世之下，军人武警们都是来自于平常的百姓家的孩子们，职责是保卫自己的父老乡亲们，凭什么要为某个帮派、某个团伙的利益之争去送命呢？人不求死的轰轰烈烈，但也不能死后留下骂名，羞辱了祖宗和家族。
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