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6月13日訊】現在四、五十歲的中國人，還應該記得共黨三十年前的那句話，就是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的爛下去，我們一天一天的好起來。這句話反覆的說了三十多年，指的是以美國、英國為首的民主、自由富裕的國家在一天天的爛下去，這個一天一天好起來的，是指以蘇聯為首的共產極權的陣營和國家。
對於稍微讀了一點馬列的書的人來講，這句話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共產運動的祖師爺列寧就曾經斷言，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麼根據物極必反的定律，凡是到了最高階段的事物一定會有高處不勝寒的感覺，那麼不是退下來，就一定會摔下來。言外之意就是只有富裕的國家人民都要了飯，才能顯示出憑票、憑證限量吃飯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如果民主自由的國家沒能夠爛掉，那麼社會主義這個陣營也好不起來。沒想到的是，美國沒有爛掉，美國人也沒有要飯，而蘇聯反而發生了大飢荒，活活的餓死了兩千多萬人。看起來理論這種東西是不能夠憑空臆想，或者是捏造就可以製造出來的。另外一句共黨常說的話就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共產極權陣營垮台了，共黨不說這句話也有二十多年了。
那是因為天下的朋友都沒有了，共黨不得不面對是天下的敵對勢力，包括國際上的和國內的。這就如同楚霸王項羽，陷於四面楚歌的絕境上。既不可能好起來，更不可能有朋友來救援。薩達姆、本拉登、卡扎菲都曾經是共黨支持過的朋友們，他們的死，共黨沒有出手援救，那麼共黨的死也不會得到任何的同情和幫助。
六月二日埃及的前獨裁者穆巴拉克被判終身監禁，兩個兒子的貪污罪名成立，等待判決。父子三個人貪污的民脂民膏是五百多億美元，全部歸還給埃及人民。共黨就又少了一個朋友。五月底朝鮮的金正恩下令，禁止在朝鮮進內使用人民幣，又一個朋友和共黨絕交了。
共黨對朝鮮只是利用，並沒有指望什麼，共黨不過就是想把貶了值、貶得不像話的人民幣推向國際，成為國際上通用的貨幣。國際上那麼多的敵對勢力肯定是不同意，這也就罷了，連臭味相投的金正恩也反對。其實這應該是在意料中的。
在這之前朝鮮的軍隊和中國大陸的黑社會勾結，劫持了三隻中國的漁船，公然開價一百二十萬元的贖金，強大輝煌了的共黨連只漁政船都沒敢派出去，老老實實的把贖金給了綁匪。只要是有綁匪來綁票，共黨就一聲不吭的出贖金，這究竟是在表現中國的國力增強了呢？還是表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呢？
伊朗現政權是共黨的朋友，共黨投資二十億美元打算幫助伊朗修建個水電站，伊朗現政權由於不同意共黨在伊朗的融資的做法，乾脆拒絕了這項投資。前不久蒙古共和國也拒絕了共黨提供的八、九億美元修建發電站的項目。而去年緬甸的新政府也拒絕了共黨提供三、四十億美元幫助修建水庫和水電站的投資。
記得那是三十多年前，所謂改革開放剛開始，共黨的政府各部門就已經變成了不得到任何好處就不給辦事的地步上了，加上政府龐大、機構臃腫，老百姓去辦事往往找不到頭緒，搞不清什麼部門該辦什麼事兒，於是民間就流傳著一句話是背著豬頭找不著廟門。意思是知道找政府辦事就得送禮，只是不知道禮該往哪兒送。
現在這句話該用的共黨自己的身上了，共黨知道自己長期到處樹敵，在國際社會上是完全孤立的，也急於找幾個臭味相投的政權交朋友。古人說，小人喻于利，以為花了錢對方就會見錢眼開和共黨就勾肩搭背了。看起來錢這個東西並不是萬能的，這些政權並不像共黨一樣見錢就拿，根本不在乎這錢是怎麼來的，目的又是什麼？哪怕是賣國禍國殃民為目的的錢，共黨也是照拿不誤的。
中華文化中聖賢們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古訓。共黨們不懂，但是外國人卻懂，就連外國的專制政權，獨裁政權和窮國的政權都有一個底線，知道什麼錢可以拿，什麼錢就不該拿，只有共黨這種團伙才是下作到了什麼錢全敢往口袋裡放，這就是共黨背著豬頭交朋友，找不著廟門的真正原因。
在國際這個社會中，共黨政權不只是孤家寡人，更是成為了眾矢之的，那麼在國內這個社會中共黨是否朋友遍大陸呢？顯然也不是，共黨團伙打出的是無產階級的名號，問題就出在這裏，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富裕階層，也可以稱作是資產階層，還有中產階層，也可以稱其為是智階層和高收入階層。
再有就是一般的工薪階層，也可以叫做低收入階層。再由於傷殘病老，社會上也出現了一個貧困的階層，是依靠著國家的福利和社會的保險制度生活的。各個階層的劃分是根據家庭的財產和收入為依據的，所謂的無產者是到處都有，但是人數是極少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去講，這些人是形成不了一個階層的，但卻是一個社會上必須背負的包袱，成為無產者的原因，通常聽上去都是不夠體面的。古人說，民從四業，也就是士農工商這四個行業，中國是農業國，絕大多數的人是過著男耕女織的日子，所以古人又說，男不耕則為盜，女不織則為娼，於是無產者才出現了，這就是因為好吃懶做、遊手好閒淪落為無產者的。
再有就是自甘下流的沉迷於壞的嗜好，例如賭博、嫖妓、吸毒等等，傾家蕩產流落街頭。共黨硬要把這些人算作是個階級，又自認為代表了這個階級，於是共黨的性質也就不言而喻了。共黨擅長搞農民暴動，可是被當時的輿論稱作是痞子運動，由此就可以證明共黨所依靠和所能發動起來的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了。
共黨把一國的公民劃分成了左中右的三大派，又時常變換著依靠什麼人，團結什麼人，打擊什麼人的手法，反反覆復，一國的民眾都輪流受到了共黨各種各樣程度不同的打擊。共黨篡政付出代價最慘重的那就是農民，共黨當政以後對農民剝奪的最狠，又最不把農民當人對待。
共黨又搖身一變成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先鋒隊在享受著特權，而工人階級們卻是低工資、低待遇。所謂的改革以後工人階級的飯碗被打碎了，又是下崗、又是買斷工齡，被共黨一腳踢出了工人階級，失業無業，低勞保、甚至是無勞保。先鋒隊的旗號是仍然打著，但是共黨卻不再代表工人了，為了貪腐共黨又讓資本家們入黨，只是不好意思說代表工商資本家，但卻在乾著錢權勾結的勾當。
農工商三大行業共黨在不同的時期，根據不同的需要分別去代表這三大行業，其實是在利用這三大行業去篡奪政權、去鞏固政權、去享受特權、去貪腐、去捲款外逃。說到底共黨誰也不代表，共黨的成員也不代表黨，黨也代表不了任何的事物。體制內的人僅僅是祭起了共黨這個抽象空洞的名詞，在乾著只代表個人貪婪的、物慾追求的勾當。
共黨是個惟利是圖的團伙，假如說在幾十年前還有一群天真無知的理想主義者們受騙上當，參加了這個團伙的話，他們的命運也只有三個結果，一是當他們發現共黨說的和做的完全背道而馳的時候，就必然受到共黨殘酷的打擊，以致送掉了性命，王實味先生就是一個例子。因為看到延安沒有民主，所以寫了一篇題為「野百合花」的文章，在一九四七年被共黨以砍頭的方式處死，拋屍於一口枯井。
另一個結果，就是當他們發現了共黨無人性、匪性和流氓性以後，感到了符合了他們人性中惡的一種快感，便積極主動的去泯滅自己的人性，助長醜惡的獸性，努力使自己變得比土匪更兇惡，比流氓更無賴，成為了共黨每一次禍國殃民出謀劃策的狗頭軍師和打前鋒的幫凶。
而第三種結果的人通常是首先要做出一個無可奈何的姿態，然後說上兩句什麼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之類的模稜兩可的話，其實是在共黨這潭混水中，早已從美妙的理想主義者變成了徹頭徹尾的既得利益者。共黨是惡貫滿盈，真不知道有一天這種人如何去證明自己是共黨這個團伙里的好人。
記得那是在五十年代初，在北京天安門西邊的一條小巷深處有一家西餐館，門口掛出的牌子是歐美同學會，後來知道了，進出這家西餐館的人都是三、四十年代留學歐洲和美國的專業的高科技人才們聚會的地方。飯館並不大，但是很安靜，各個餐桌上的人都在用英語、法語、或者德語交談著。可是一場反右運動以後，進出這裏的人就明顯的減少了一大半。
一九五九年周恩來在人大會堂的宴會廳宴請高級知識分子代表時說，你們是舊社會給我們留下來的五百萬寶貝，後來聽到了我父親和他的幾個老朋友聊天時說，哪裡還有五百萬呢？兩年前的一場反右，一半的人已經消失了。我父親算是命大，活過了文革，可他的老同學、老朋友們經過了文革的那一劫，基本上是全軍覆滅，所剩無幾了。
前蘇聯的共黨政權，每個月發行一本叫做《知識就是力量》的雜誌，共黨是以蘇聯的馬首十三翻譯每一期的雜誌，在中國大陸發行，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北京大學便發布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那就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毛澤東充其量不過就是個農村小知識分子，並不懂得知識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結晶，但卻能夠否定了兩千五百年前，希臘聖人蘇格拉底所說的知識就是美德的古訓。
北京郵電學院在文革后發布了一組數字，其中提到文革前該學院有一級教授十九名，二級教授二十七名，而文革后一級教授沒有了，二級教授僅剩下兩名，其中一位是長期住院，只有一名二級教授還可以勉強教學生。這就解釋了文革以後，共黨發誓要在上個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卻不了了之了的原因。
佔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中國人，六十多年沒有獲得個一項諾貝爾科學獎，這就已經說明了共黨這個制度的性質，走上民主之路的國家都在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唯有極權專制獨裁的國家，統治者們是一個接著一個的被處決、被判刑，仍在當政的是惶惶不可終日，斂財捲款、如喪家之犬外逃，一副末日的景象。
共黨巴望的朋友遍天下，已被敵人遍天下取代了。就在六月三日，美國的國務院副發言人發表了一項聲明，呼籲共黨當局提供六四事件中的遇難者、被監禁者、或者是失蹤者的全部名單，並且說美國和國際社會紀念那些失去的無辜生命。
看來唯物拜金的共黨低估了人類的道義和良知，共黨所崇拜的錢並不是萬能的，正義和公正是不接受賄賂的，更不會被錢收買。作為一個稍有血性的人，混到了人見人恨，人人不恥的地步上，也會感到無顏面在活在人世了，或者是自行了斷，或者是隱居懺悔。而共黨這種團伙由於無人性，所以不知恥，大限已到，仍然在苟延殘喘的支撐著。
有人說這是共黨不識時務，其實也不盡然，螻蟻尚且貪生，共黨知道自己做惡太多，沒有善終，免強支撐那是為了保命。在過去共黨天堂的誘惑之下，或許還有幾個黨徒掙扎著，是為了要保共黨的命，但是腐敗黑暗，爭權奪利，錢這個東西已經徹底的征服、腐蝕了每個黨徒的人格和心靈。
原本就不多的要保黨命的人，也已經轉變到了只想保住個人的身家性命，黨只是個工具，利用黨這個工具去貪腐，去滿足個人的物慾，然後一走了之。至於共黨這個工具的安危他們是不會放在心上的，他們把黨當做卸了磨就待宰的驢，至於誰愛宰誰就去宰那是不關他們的事的。
三十多年間，贓官奸商們是捲款外逃，政協委員們百分之七十以上持有外國護照，人大委員們百分之五十以上加入了外國的國籍，這個黨已經被自己的黨徒們搞得是分崩離析，四分五裂，徒有其名而無其實了。
又什麼十八大臨近，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是越加尖銳複雜，國內外的敵對勢力是蠢蠢欲動，把黨軍作為了重點的目標，所以必須要高舉旗幟聽黨指揮。這段話是摘自六月四日《解放軍報》上的一篇社論，內容明顯的表現出軍隊國家化，顯然是不可能成為現實的。
槍指揮黨的老傳統將繼續保持，同時還明白的告訴人們，黨的內訌已經到了白熱化的最後關頭，幫派幫伙林立，意識形態只是個好聽的說法，其實是在為了誰能夠撈取這最後的一桶金在打群架。但是黨內的惡鬥是黨的最高機密，軍人就不需要知道的太多了。
從五月三十日到六月六日，在北京、上海、廣州、大連、溫州、廈門、福州、內蒙、江西、蘭州、成都的軍隊和武警們都在演習，不是在曠野和海岸上演習，而是在城市的周邊，人口稠密的居住區的周圍和上空演習。
即便是個不懂軍事的人，也能明白這次的普遍的大演習顯然不是對入侵的外國軍隊防禦演習，而是對一城一地的攻防演習。這不像是一場保家衛國的演習，反倒像是一場打內戰的演習，誰打誰呢？共黨的內訌早已是人人皆知的，國際社會也知道共黨內部正在打群架。
何況共黨的地方官又兼任著地方武裝的政委、司令的職務，拳腳打得不過癮，於是就改用棍棒，現在看起來棍棒分不出個勝負，就準備要動用軍隊打內戰了。反正中國大陸的金融經濟是依然崩潰了，剩下些破破爛爛的罈罈罐罐也不在乎了。
只是在輝煌盛世之下，軍人武警們都是來自於平常的百姓家的孩子們，職責是保衛自己的父老鄉親們，憑什麼要為某個幫派、某個團伙的利益之爭去送命呢？人不求死的轟轟烈烈，但也不能死後留下罵名，羞辱了祖宗和家族。
謝謝各位聽眾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里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