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30日讯】恐惧感是任何生活在集权社会的人们都熟悉的东西，以至于太熟悉了，熟悉到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感受不到。昂山素季和缅甸人民的经历还能给我们的同胞以怎样的启示呢，再听一下文昭的看法。
方菲：我们看到缅甸人虽然因经多次镇压，但这次昂山素姬复出，在政治环境没有完全解禁的情况下，人们仍然立刻走上街头支援她，而就在几年前还发生了袈裟革命被血腥镇压的情况。恐惧感似乎倾刻间就被突破了。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你认为中国人也会和缅甸人一样吗？
文昭：我觉得毫无疑问的，肯定是一样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在面临同样的情况下的时候，都会和缅甸人是同一个反映。尽管说独裁政权在社会上制造恐惧，但是，你制造的恐惧越大，那么人们去突破恐惧、去寻求安全感的愿望也就越强，这是一种生物的本能的反应。尽管恐惧在社会上维持的时间很长，但是，在几种条件下，这种恐惧感也是可以被打破的。它并不是说，强大得无边无际。一种情况是，如果社会能够有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认为变革就在眼前，它是现实的，只要我们去行动，我们只要走出一步它就会发生。那么，在这种社会共识下，这种恐惧感是很容易被突破的，像苏联8.19事件后，苏联的民众走向街头，去阻挡当时紧急状态委员会动员的军队进入莫斯科，当时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因为人们认为国家已经到了变革的关头，必须走出来，只要一走出来，这个变革就会发生。苏联70年所筑起来的恐惧的高墙，一瞬间就崩塌了。缅甸现在也是这样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当事人只要放弃了抵抗、放弃了抗争，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可能都会失去一切，甚至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会突破恐惧。像利比亚和叙利亚都是这种情况。中国有一部分维权群体，他面临的也是这种处境。第三种情况就是，政府有重大的恶行和丑闻败露，形成社会上普遍的愤怒感，也能突破恐惧。像在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对官员和警察的胡作非为的群体抗争，也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实际上，这三种情况都存在，社会情绪处在一个积累的过程中。
方菲：那么中国和缅甸的政府都是依靠建立恐惧感来维持统治的，但是中国人面临的处境和缅甸人有什么不同呢？
文昭：这也就是说。缅甸人的恐惧感和中国人的恐惧感有什么不同？我想首先，缅甸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很穷就意味着缅甸军政府只能够以死来威胁民众，但是，贫穷到一定程度，困苦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死就不那么可怕了。但是经济有一定发展以后，会让很多中国大陆的人，胆子更小。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一点财产以后，就害怕失去，回到一无所有状态。还有一种就是，中共这个统治者，能够制造一种社会上的孤立感，也就是说，它对历史上它要镇压的任何一个群体，它都要让他在社会上被绝对孤立起来。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被社会认同接纳是人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很多人他能够忍受财产上的损失，甚至肉体上的折磨，但是他不能忍受在人群中被孤立。这是人性的弱点使然。中共这个统治者在能力上和统治经验上，比缅甸独裁者要胜过很多、超过很多。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绝对强大的独裁者，也没有一个绝对稳定的独裁体制。所以我们讲天时、地利、人和，任何统治者的主观愿望都不会比历史的潮流更加强大。现在的天时是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它不在共产党一边，对于中国人来讲，面对的困难和阻力会大一点，需要积累的过程、走的道路要曲折一点，也就这个区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