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5日讯】【编者的话】今天是蒋介石先生逝世纪念日，我们特将《黄花岗杂志》第七期，有关“蒋介石是否民族英雄，还是否独裁者？”的大论战的文章发表于此，并附《中国之魂 – 不朽的光荣 》视频，以纪念和缅怀他。
《民族英雄蒋介石》
作者：胡志伟（香港）
【黄花岗杂志编者按】 由大陆旅居香港的著名专栏作家、历史学者胡志伟先生的新著《且以真伪衡人品，莫以成败论英雄》已由香港夏斐尔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对毛泽东钦点的一百零八名“战犯”的故事，作了可靠和翔实的记述。其中，特别是对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及其作为中共的“第一号战犯”，有着十分中肯的评价，所引资料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现将该部分摘录下来，以参加已经开始的本刊大论战﹕“蒋介石是否民族英雄、是否独裁者？”
一九四八年底毛泽东亲自圈定四十三战犯名单，在翌年初的和谈中，自始至终坚持要惩办战犯，且一步不让，而第一号战犯，就是蒋介石。
诚然，“蒋介石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悲剧的主角——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在大陆遭遇失败的代表人物。但是，作为领导北伐成功的革命领袖，作为曾经领导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位始终坚持捍卫国家主权与独立、一贯追求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元首”(注1)（《谁是新中国》第），他将永远铭记在子孙万代的良知与心灵之中。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肄业。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国民政府通过蒋提出的《戡平共匪叛乱令》，指斥中共“拥兵割据，扰害地方，武力叛国”。四七年八月廿二日蒋发表谈话：“戡乱乃抗战之延长，本质上为民族战争。”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日就任中华民国行宪第一任总统。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蒋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直接指挥国军作战。十一月廿九日蒋与熊式辉商请麦克阿瑟来华指导国军作战。自毛泽东开出战犯名单、提出八项和平条件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蒋氏宣布引退，称“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翌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复行视事，执行总统职权、一九五四、六○、六六、七二年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三、四、五次会议上当选连任第二至第五任总统；在国民党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均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还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和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等职。初到台湾时，他犹雄心勃勃规划“三年准备五年反攻”，但因美国政府掣肘，始终壮志未酬。一九五八年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这个公报实际上是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蒋氏迫于美方压力失去了两次最佳反攻机会。一九六四年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时，他独自叹息“打回大陆是不可能了”。蒋公前生戎马倥总，饱经忧患，忍辱负重，风雨如晦。在他生命的最后廿五年，没有共产党作乱，没有跋扈军阀叛变，没有职业学生捣乱，没有恶性通货膨胀，没有外敌入侵肆虐，他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慈云亭度过了安适的晚年。但在公开场合仍呼吁国人“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国府退出联合国后，七二年元旦蒋氏发表《告全国军民书》，郑重宣示“与共匪势不两立，绝无任何妥协余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八十八岁。遗嘱曰：“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四月十六日启灵时，路祭民众逾三百万，灵衬暂厝于桃园县大溪镇慈湖行馆。参加丧礼的有美国副总统洛克菲勒等廿七国一百四十二名政要。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曰：“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注2)
另一位旅美史学教授黎东方也说：“蒋公是一代英雄，能够对日本侵略者抗战到底，凭这一点已是千古不朽”，但“他不该屈服于美国压力，不向日本索取赔偿。日本杀了我们如此多的军人与平民，毁了如此多的家园与财产，怎可不要日本赔！倘若蒋公拒绝美国扶植日本，中国政府便有钱抚恤战死者与被残杀者的家属，医治我们的伤兵，帮助退伍军人就业，帮助失掉家园与财产者重建家园重奠经济基础。那么中国人民何至于在饱尝对日抗战之苦后，又遭受了内战与四人帮的灾难？”(注3)
诚哉斯言！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在其享誉国际文坛的名著《吾土吾民》(注4)中，对蒋介石作了以下评论：“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他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工于心计、雄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期待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针对中共攻讦蒋氏“消极抗日”，这位国际上第一流的作家秉承知识份子的良知指出：“他(蒋)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他一直等待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按：当时南方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均与日本有所勾结，西南军阀龙云也处心积虑同日方媾和) ……南京沦陷后，在汉口的中央政府议会中，软弱动摇的领导(按：指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等人)已经准备去讲和，只有当蒋介石抵达汉口，士气才高涨起来，抗战到底的决心重又坚定起来。”他对蒋介石的抗日功勋作出了以下结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依赖蒋介石的领导素质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计对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的性质，能够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理解，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时期的一位民族领袖，他内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质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能够适应形势的”。
以大历史观点(即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驰名国际史学界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教授在《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注5)一文中指出﹕“即使早年对蒋介石作出十分严厉批评的美国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对《新闻周刊》记者承认，他过低估计了蒋介石遇到的困难，那就是“动员五百万的兵力同强敌不断地作八年苦战，为中国历史向来之所无，而且军队系社会既成因素所并合出来的一种产物。严格说来，我们的社会即使罄其力也无从支持八百个师之现代化的军队……一九三七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军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死时确极惨烈)。他的目的是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于拖成一个国际战事，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对于蒋为外人所诟病的遥控部队、越级指挥，黄仁宇教授认为系“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在很多将领心目中，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于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就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种作风的表现”。
至于蒋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黄仁宇教授认为绝非小器量与意存报复。 “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权威和特务系统，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这一切皆见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所整理出的《史迪威文件》。蒋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又将雷多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都被史迪威引以为荣”。近几年，到奉化蒋介石溪口故居朝拜的游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万人，而去年毛泽东韶山故居参访者只有前述数字的十份之一。国共纷争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的子孙后代各自以自己的双脚投下了对蒋公拥戴与怀念的一票。
大陆学者辛灏年在《谁是新中国》一书中曾说：“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来就对失败的英雄怀有特别的崇敬之心，一曲两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别姬》，古往今来曾催动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泪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面对着一位曾保存了我们伟大民族血脉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卫了中国国民革命、推进了祖国民主统一的革命领袖，一位曾预言共产革命只能使我们的民族与人民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因而自始至终坚持要反对和铲除共产邪恶势力的伟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场巨大失败的代表者，因而才不仅被他的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随者和新一代不解历史者否定并误会至今”。 (注6)
无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一位伟大领袖。但他是凡人，而非圣人。他的一生所犯的最大过错莫过于那阿Q式的“以德报怨”。他反对盟国瓜分日本，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丝毫没有博得日本朝野人士对战争罪行的忏悔。相反，东京靖国神社的香火日盛。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同蒋一起在西安事变蒙难的机要室主任、密码室主任(曾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电报以及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飞太平洋的电报，后者导致美空军击落山本座机)毛庆祥，对蒋公有以下评价：“蒋在西安事变前效法德意独裁政治，做事有魄力，有决断，执行命令一致。事变以后性情与行动都有变化，对中共又恐惧又感激，内心有很大的矛盾。他怕部下反他，所以对官员贪污、违抗命令者，不敢惩办，结果政治、经济、军事都出了毛病。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不可能占领中国，朝鲜和东南亚也不会赤化而威胁到世界和平。”(注7 )
《伟大的民族英雄─蒋介石》
作者：龙胜熊（旅美大陆学人）
【作者前言】本人不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不是台胞，本人祇是从大陆来到美国的一位专门研究中共卖国问题的人士。
过去数十年，中共及毛泽东为了打倒蒋介石先生，曾给蒋介石先生加上许多罪名。现在，人们从中共及毛泽东给他们自己的战友、“同志”妄加罪名的伎俩来看，终于可以看出，过去，他们给蒋介石先生所加的种种罪名，都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中华民族应该正确认识蒋介石先生的历史地位，恢复他应有的名誉和光荣。
在二十世纪中，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发生最重大的事件，可以说有四件。
一是、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学说，领导国民革命，推翻了满清皇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二是、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深重灾难、痛苦和损失。
三是、苏俄继承沙皇衣钵，继续侵华，侵吞中国外蒙古，割去中国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抢劫了中国大量财富。
四是、中共大胆卖国，出卖了外蒙古，承认了前苏联新侵占的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承认了历史上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出卖了东北和新疆，出卖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这四件大事，都对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以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在上述四件大事中，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蒋介石先生。蒋先生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为实现三民主义的伟大理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蒋先生还被迫、不得已必须同国内外的敌人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担负起挽救中华民族于既倒的重任。历史赋予蒋先生的使命，既十分伟大，又非常艰巨。
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蒋先生比任何一国的领袖所遭遇到的情况都要复杂；比他们所遇到的困难都要大。
蒋先生需要同来自三个方面的敌人进行斗争，既有内部敌人，又有外部敌人。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二是苏俄帝国主义的侵略；三是中国共产党的进攻。三面受敌。每一种敌人都要打倒他。蒋先生坚决地、勇敢地与这三方面的敌人进行了终生不懈的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保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功绩是伟大的，不朽的。
最令人钦佩之处是蒋先生曾经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赴苏俄考察，亲生经历，使蒋先生深刻认识苏俄之本质及其对中国之危害。蒋先生没有被共产主义邪说所欺骗。
1923年9月初至11月末，蒋先生在苏俄考察近三个月，受到苏俄各界的极大重视。苏俄党政军高层人士，如远东局局长胡定斯基 (即胡定康、魏金斯基)、苏俄外长齐采林、陆军部次长司克亮斯克、参谋总长密热夫、教练总监彼得罗夫斯克、马林、以及苏共第二号人物托洛斯基等，都热情接待了蒋先生，并与蒋先生进行了会谈。蒋先生还访问了彼得格勒，参观了军事院校，并参加了十月革命节红场阅兵典礼(当时列宁已是植物人，医生不准列宁会见客人，故蒋先生未见列宁)。经过这三个月的考察，蒋先生以他伟大政治家的睿智，深刻洞察了苏俄政权及苏俄共产党的问题和本质。他回国后，向孙中山先生作了明确的报告。
1924年1月16 日，蒋先生从上海赴广东，携《赴俄报告书》并向孙中山先生作了口头说明。他说：
“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
“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像，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当我回国的前夕，乃接到共产国际对我中国国民党的决议文，观其论调，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对付革命的敌人的策略更多，殊不胜其慨叹。
“苏维埃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蒋先生说：“在我未往苏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党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是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是危险。”
1924年3月14日，蒋先生还特别写信给廖仲恺先生。廖先生是国民党的大左派，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影响孙先生“联俄”、“联共”的重量级人物。后来的廖承志，就是他培养的儿子。蒋先生给廖仲恺的这封信，表达了蒋先生在苏俄考察后，对苏俄的深刻认识。
蒋先生在信中指出：“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祗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也。
“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
他还指出:“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于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 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中国人祇崇拜外国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为俄奴矣。吾兄如仍以为弟言为不足道，而毫无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
蒋先生最后说：“弟虽未亡，而实欲兄以此书作亡友遗嘱耳。”蒋先生对廖仲恺真诚规劝，语重心长。
后来，蒋先生写了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谈到他对苏俄的认识。
他说：“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渗入了大斯拉夫主义及沙皇专制主义的特征。”
“苏俄为了“世界革命”，认为一切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中国在列强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之下，沦为次殖民地国家。俄共认为这是他们在东方散播共产主义的种子，来制造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好园地。”
蒋先生对苏俄，经过亲身实地考察，得出对苏俄的上述认识和论述，非常重要。这对他以后领导中国前进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从蒋先生的上述认识，可以充分看出蒋先生的立场、思想和观点。
蒋先生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识和坚强、坚定的国家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与共产党人根本不同的最可贵之处。共产党人没有民族意识，没有国家观念。
蒋先生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深刻批判了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俄奴。
蒋先生明确地认识谁是中国的敌人，谁是中国的朋友，敌友观念非常鲜明，与中共认敌为友、认贼作父根本不同。
蒋先生明确指出自立自强的重要，任何妄图依赖他国，投靠他国，都是没有出息的，而且对国家是有害的。
蒋先生的政治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大大高于毛泽东无数倍。
毛泽东是属于政治投机，政治欺骗，大肆鼓吹投靠苏俄，最后竟然走上卖国求荣的可耻道路。毛泽东是在大量卖国之后，才从“一边倒”的泥坑中，慢慢要爬出来，羞羞答答承认苏俄是“社会帝国主义”。然而太晚了太晚了。他的认识，不仅比蒋公的认识远远落后四、五十年；而且，尤为严重的是，他的思想品质太恶劣，有意欺骗全国广大人民。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各国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和决策。都是半斤和八两（按中共大陆的度量衡，应是半斤和五两了！）没有什么差别，更没有所谓“无私”的援助。
在世界上没有替天行道的国家。可是，在中国几百年才出一个毛润之先生，却拼命叫嚷苏俄是替天行道的大救星，奉若神明。毛泽东骂别人“崇洋媚外”，骂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他自己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崇洋媚外。人们真是应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才对。
蒋公深刻论述了被毛泽东捧上了天的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苏俄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货色，说它“祗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加进了大斯拉夫主义和沙皇专制主义而已”。
应该说，所谓“苏联”，祇不过是沙皇专制独裁的新包装，换汤不换药。马克思主义祗不过是掩盖它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蒋先生深刻地批判了那些恬不知耻的“俄奴”。被批判者，也包括毛泽东。
蒋先生对苏俄考察后的认识和论述，已经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在当时，蒋先生的这些论述，不可能被中共左倾份子所接受。时至如今，八十多年过去，再重新学习蒋先生这些讲述，岂不让人感到蒋先生当时的讲述完全正确。恐怕用句句是真理，来看待蒋先生的这论述，也不算为过吧！“造反有理”的俄奴们，对蒋先生的这些论述，能够拿出像样的反驳吗？
蒋先生坚决抗苏、反共，岂不是完全为中国人民免遭中共的杀害和破坏？岂不是完全为中华民族免受外国欺侮和压迫？岂不是为了保卫中华民族的领土和主权不受损害？
由于蒋先生坚决反共，中共就拼命攻击和污蔑蒋先生，给蒋先生罗织大量罪名。如今，八十年时间过去，大量事实充分证明，中共给蒋先生所加的所有“罪名”都是错误的，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蒋先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和中共是完全错误的。
蒋先生的上述认识，是他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石。在孙中山先生去世之后，蒋先生义无反顾地继承孙先生的遗志，担负起历史重任。
从蒋先生走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就肩负起三大重任。这就是抗日、抗俄及反共。面向这三个敌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任务非常艰巨。既要和外部敌人斗，又要和内部敌人斗。内部敌人与外部敌人紧密勾结。内部敌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相号召，掩盖帮助苏俄侵华的本质，欺骗中国大众。
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以来形成和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俄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俄国，包括苏俄是中国的敌人，还是中国的朋友？这是很长时间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特别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自李鸿章起直到毛泽东，形成一群联俄派。他们的理由，就是联俄抗日，联俄制日。毛泽东更多了一个借口，就是“俄国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到毛泽东时期，联俄最彻底，把俄国看成是中国最亲密的朋友，对苏俄五体投地，无限崇拜，毫无保留全部投入苏俄怀抱。
蒋先生与联俄派根本不同，他明确认识到：俄国，包括苏俄，不是中国的朋友，而是中国的敌人。
俄国是最阴险狠毒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更是侵略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独立，危害中国生存的国家。
中共为了一党私利，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和存亡，投入苏俄怀抱，成为苏俄侵华工具。所以，蒋先生反共，实质上也是抗俄。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方面在后方不断破坏抗战，一方面又与日本侵华势力勾结，相互串通，甚至出卖中国政府军事情报给日本。抗战胜利后，又与苏俄公开勾结，在苏俄支持和指使下，不顾一切，拼命攻打政府军。
蒋先生与这三个敌人进行艰巨、复杂的斗争，前后共达二十八年之久。中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和台湾，赢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中国人民真正站了起来。
就是俄罗斯的学术界也都不得不承认，蒋先生是领导中国对日抗战的爱国主义者，他致力于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由于苏俄与中共的合伙攻击，蒋先生虽然未能在军事上对这两个敌人取得胜利；但是，蒋先生还是尽最大努力，保住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实现了三民主义理想，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与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过程中，蒋先生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英勇大无畏的精神。在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已经败相毕露，多次向中国提出求和要求。蒋先生为了维护同盟国的整体利益，拒绝了单独对日媾和。
中国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又多次邀请蒋先生访俄，蒋先生坚决拒绝。蒋先生对斯大林的认识，比毛泽东高出无数倍。与帝国主义国家头目，又有什么好谈的？蒋先生这些崇高品质，与毛泽东削尖脑袋要去访苏相比较，更可看出蒋先生之伟大！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叛逆，是历史的罪人。蒋先生则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蒋先生虽然未能战胜苏俄及中共，但这丝毫无损蒋先生的伟大和光荣。中国历史上很多忠臣和英雄，都难免遭到挫折和失败，甚至被害，这不奇怪，也无损于这些英雄和伟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岳飞被秦桧所害，林则徐被琦善诬陷，等等，多不胜举。在二十世纪之中，蒋先生在大陆的军事失败，败于毛泽东之手，实际上是等于败于奸臣之手。毛泽东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奸臣。他奸在忍敌为友，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勾结苏俄帝国主义者，与帝国主义者合伙，破坏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出卖中国领土。倘若没有毛泽东勾结苏俄，共同反对蒋先生，蒋先生不会在军事上失败，中国也不会失去外蒙古。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于蒋先生的坚决反共，才遭到中共的恶毒攻击，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这丝毫无损于蒋先生的伟大。蒋先生的坚决反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保护了一部分地区和人民的安全，使他们免遭中共的蹂躏和残害。所以，蒋先生的坚决反共，完全是正确、必要的。设想，如果当年蒋先生反共更彻底，不让中共得逞，中国不会失去外蒙古；中国大陆不会发生数千万百姓被中共残害致死，中国整个国家也不会像如今之大陆，贫困，落后，整个国家不会山河破碎。
苏联文豪索忍尼辛，在一九八二年就说：由于海峡辽阔，台湾就成了中华民国所留下来的一块复兴基地。就在这三十三年来，它不断地向全世界显示着，如果中国大陆不沦入共党之手，整个中国都会达到台湾一样高度发展的水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载）。索忍尼辛这个评论非常公正和准确。
如果说蒋先生有错误，可能还是在于反共不够彻底。之所以会如此，这或许是由于蒋先生过分讲究信义。如西安事变后，蒋先生返回南京，完全可以将东北军调离陕西，由中央军接任剿共任务，把中共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则可不致于留下后患。又如，抗战兴起之后，不收编共军，不给共军发军饷；不令其发展，则后来可能会好得多。
共产党人是俄国人训练出来的，他们学习和继承了俄国人阴险、狡猾的习性，失去了人性，与这些人交往，和与常人交往，根本不同。他们是根本不讲什么信义的。他们可以连父母都不要，搞阶级斗争，就是要儿子斗老子。土改时，地主家庭出生的中共党员，父亲被斗死、被饿死，也不许这种党员去问一下自己的父亲如何。就是要借此考验这位党员的坚定性，考验这位党员的“党性”。和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怎么能讲信义！
在中共来说，他们自然要把中共的胜利，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二十世纪的头等大事。当然，中共的胜利，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大事。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国共产党是俄、日侵华的产物。有俄、日侵华才有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俄、日侵华，也就根本不会有中国共产党。所以，中共的定位是，它是俄、日侵华的副产品，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华的帮凶，是俄日侵华的工具。俄、日侵华，即是重要大事，中共作为俄、日侵华的副产品和帮凶，自然也就抬不上与俄、日侵华事件平等的地位。
中共的胜利，及其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于使中国大陆改变什么颜色，而在于它使中国大陆沦为俄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是最关键问题之所在。中共的胜利，标志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
中共没有自己治国的理想和方案。它祇是斗争和夺权。毛泽东就公开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所以，夺取政权就是他的目的，除了夺取政权，他没有其他目的。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不是治国和强国，而是七斗八斗，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大陆，斗得七零八落，乱七八糟。一切都搞糟了！
中共的胜利，及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代表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有的事业都以失败而告终，从“革命”起，到夺取政权的一切措施，全面失败。最后，他们也必将像苏联一样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所以，中共的胜利，及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不上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它祗是中国历史前进中的一股逆流，一种倒退，一种反动。
孙中山先生早已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共产党人不听从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背叛孙中山先生，迷信于“苏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投靠苏俄，在中国大地不遗余力推行阶级斗争，结果不出孙先生所料，一事无成。
现在，蒋先生终生与之奋斗的三个敌人，日本侵华以失败而告终，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俄国侵华依然在进行，中共尚在残存。这后两国敌人尚未退却，中国已经山河破碎。中国已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进行的现实和未来。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垂危的命运，中国人应该继承蒋先生的遗志，继续进行抗俄、反共的伟大事业。反共不是为了夺权，而是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生存和未来。中共实行的制度不适合中国，也不适合任何一个国家。中共卖国，把中国卖给了俄国。祗有中共政权彻底垮台，俄国侵略势力全部退出中华大地，中国才有前途和希望。
孙中山先生创立三民主义，蒋先生为实行三民主义伟大理想奋斗不息。这才是中华民族前进的方向！
《关于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个比较》
作者：周亚辉（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一、传统比较法与现代比较法
中国民间的传统比较法是以福禄寿等个人利益指标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的。现代比较法则把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作为衡量其人生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我认为，在衡量政治人物的成功时，应以对社会的贡献为主要指标。
二、用传统方法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
寿。毛泽东祇活83岁，蒋介石活了88岁。毛泽东在寿命上输给了蒋介石。
禄。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头号政治人物。但毛泽东祇当了26年（1949～1976），而蒋介石当了48年（1927～1975）。有人说，1949年后，蒋介石退守台湾，不算数。我要说的是，国际社会不接纳中共和毛泽东，直至1971年底中共才被允许进联合国，而这个允许进入还是毛泽东、周恩来大搞金钱外交的结果。而中华民国直至1971年底还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1979年才与中共建交，之前与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
福。毛泽东家六名近亲死于非命。毛死后，其妻江青侄子毛远新，近臣皆没有好下场。蒋介石的发妻死于日本人的轰炸。蒋死后，儿子蒋经国在台继承权位是众望所归。至今台湾人民仍怀念蒋经国先生，因为他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现代化方面对台湾有巨大贡献。
三、用现代方法比较蒋介石和毛泽东
（一）毛泽东在搞共产痞子革命的过程中和取得政权后，至少导致一亿中国人民非正常死亡。而蒋介石并无类似纪录。
（二）毛泽东气量狭小，将刘少奇等一大批共产党干部整死。蒋介石宽宏大量，唯才是举。例如，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曾发动中原大战攻打蒋介石，甚至险些炸死蒋介石。但他们被蒋介石打败后，蒋介石仍用李宗仁做副总统，用阎锡山当行政院长。
（三）毛泽东实行愚民政策，闭关锁国。蒋介石则励精图治，改革开放。
（四）毛泽东在中国复辟了帝制，断送了共和。蒋介石则力行宪政和三民主义。
（五）蒋介石保护私有财产权，而毛泽东则领导共匪杀人越货，霸人财产。
（六）毛泽东淫乱，而蒋介石不能称之淫乱。
（七）毛泽东直至56岁才窃据大陆。蒋介石英明神武，文武盖世，祇有41岁就统一了大陆。有人会问，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我的回答是，中国人民不争气错误地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毒害。错不在蒋介石，而在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
这些比较还可继续下去。我的结论是：毛泽东将遗臭万年，蒋介石则千古流芳。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