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5日訊】【編者的話】今天是蔣介石先生逝世紀念日，我們特將《黃花崗雜誌》第七期，有關「蔣介石是否民族英雄，還是否獨裁者？」的大論戰的文章發表於此，並附《中國之魂 – 不朽的光榮 》視頻，以紀念和緬懷他。
《民族英雄蔣介石》
作者：胡志伟（香港）
【黃花崗雜誌編者按】 由大陸旅居香港的著名專欄作家、歷史學者胡志偉先生的新著《且以真偽衡人品，莫以成敗論英雄》已由香港夏斐爾出版公司出版。該書對毛澤東欽點的一百零八名「戰犯」的故事，作了可靠和翔實的記述。其中，特別是對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及其作為中共的「第一號戰犯」，有著十分中肯的評價，所引資料也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現將該部份摘錄下來，以參加已經開始的本刊大論戰﹕「蔣介石是否民族英雄、是否獨裁者？」
一九四八年底毛澤東親自圈定四十三戰犯名單，在翌年初的和談中，自始至終堅持要懲辦戰犯，且一步不讓，而第一號戰犯，就是蔣介石。
誠然，「蔣介石是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發生的那場悲劇的主角——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但是，作為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經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捍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國家元首」(注1)（《誰是新中國》第），他將永遠銘記在子孫萬代的良知與心靈之中。
蔣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肄業。
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通過蔣提出的《戡平共匪叛亂令》，指斥中共「擁兵割據，擾害地方，武力叛國」。四七年八月廿二日蔣發表談話：「戡亂乃抗戰之延長，本質上為民族戰爭。」
一九四八年五月廿日就任中華民國行憲第一任總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蔣函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美國直接指揮國軍作戰。十一月廿九日蔣與熊式輝商請麥克阿瑟來華指導國軍作戰。自毛澤東開出戰犯名單、提出八項和平條件後，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蔣氏宣布引退，稱「只要和平果能實現，則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翌年三月一日在台北復行視事，執行總統職權、一九五四、六○、六六、七二年在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三、四、五次會議上當選連任第二至第五任總統；在國民黨七大、八大、九大、十大上，均連續當選國民黨總裁，還兼任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防研究院和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等職。初到台灣時，他猶雄心勃勃規劃「三年準備五年反攻」，但因美國政府掣肘，始終壯志未酬。一九五八年杜勒斯訪台時發表聯合公報稱：「中華民國政府認為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乃其神聖使命……而達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而非憑藉武力。」這個公報實際上是逼蔣公開宣布放棄反攻大陸。此後一九六二年大陸飢荒蔓延，赤地千里，餓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共軍淪為「語錄兵」，毫無戰力，蔣氏迫於美方壓力失去了兩次最佳反攻機會。一九六四年中共試爆原子彈成功時，他獨自嘆息「打回大陸是不可能了」。蔣公前生戎馬倥總，飽經憂患，忍辱負重，風雨如晦。在他生命的最後廿五年，沒有共產黨作亂，沒有跋扈軍閥叛變，沒有職業學生搗亂，沒有惡性通貨膨脹，沒有外敵入侵肆虐，他在台北士林官邸的慈雲亭度過了安適的晚年。但在公開場合仍呼籲國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國府退出聯合國後，七二年元旦蔣氏發表《告全國軍民書》，鄭重宣示「與共匪勢不兩立，絕無任何妥協餘地」。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心髒病突發逝世，享年八十八歲。遺囑曰：「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四月十六日啟靈時，路祭民眾逾三百萬，靈襯暫厝於桃園縣大溪鎮慈湖行館。參加喪禮的有美國副總統洛克菲勒等廿七國一百四十二名政要。
旅美史學家唐德剛曰：「蔣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難得一遇之曠世豪傑、民族英雄也……五千年來，率全民，禦強寇，生死無悔，百折不撓，終將頑敵驅除，國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無第二人也。」(注2)
另一位旅美史學教授黎東方也說：「蔣公是一代英雄，能夠對日本侵略者抗戰到底，憑這一點已是千古不朽」，但「他不該屈服於美國壓力，不向日本索取賠償。日本殺了我們如此多的軍人與平民，毀瞭如此多的家園與財產，怎可不要日本賠！倘若蔣公拒絕美國扶植日本，中國政府便有錢撫卹戰死者與被殘殺者的家屬，醫治我們的傷兵，幫助退伍軍人就業，幫助失掉家園與財產者重建家園重奠經濟基礎。那麼中國人民何至於在飽嚐對日抗戰之苦後，又遭受了內戰與四人幫的災難？」(注3)
誠哉斯言！世界級的文學大師林語堂在其享譽國際文壇的名著《吾土吾民》(注4)中，對蔣介石作了以下評論：「他是一個嚴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煙，也不喝酒，連茶也不喝。他光幹不說，召集會議時自己不發言，靜靜地聽別人講，把他們送走後，自己再作決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給下級軍官接連演講幾小時。他很少顧忌個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著生命危險出現在前沿陣地上……他老練、精明、富有遠見、執著、工於心計、雄心勃勃，並且愛國。他成熟、視野開闊，能以中國的利益為重。他期待一個強大、統一和獨立的中國」。針對中共攻訐蔣氏「消極抗日」，這位國際上第一流的作家秉承知識份子的良知指出：「他(蔣)一直在拖延時間，避免與日本作戰，在等待著中國可以團結起來，有力量對日作戰的那一天……蔣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長達五六年，以便讓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憤懣情緒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他一直等待到自己確信有各派領袖的廣泛支持，知道在與日本作戰的同時，背後不會遭到暗算(按：當時南方軍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均與日本有所勾結，西南軍閥龍雲也處心積慮同日方媾和) ……南京淪陷後，在漢口的中央政府議會中，軟弱動搖的領導(按：指汪精衛、週佛海、褚民誼等人)已經準備去講和，只有當蔣介石抵達漢口，士氣才高漲起來，抗戰到底的決心重又堅定起來。」他對蔣介石的抗日功勳作出了以下結論：「這場(民族)解放戰爭依賴蔣介石的領導素質和策略的地方太多了……他每一步都算計對了。他對即將到來的抗戰的性質，能夠作出正確的、有遠見的理解，這使我感到佩服。他不愧是民族危亡時期的一位民族領袖，他內心的睿智和道德品質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能夠適應形勢的」。
以大歷史觀點(即從長時間遠距離的姿態看歷史)馳名國際史學界的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黃仁宇教授在《張學良、孫立人和大歷史》(注5)一文中指出﹕「即使早年對蔣介石作出十分嚴厲批評的美國左翼作家白修德，在其晚年曾對《新聞周刊》記者承認，他過低估計了蔣介石遇到的困難，那就是「動員五百萬的兵力同強敵不斷地作八年苦戰，為中國歷史向來之所無，而且軍隊系社會既成因素所並合出來的一種產物。嚴格說來，我們的社會即使罄其力也無從支持八百個師之現代化的軍隊……一九三七年中國之對日抗戰不僅物質條件欠缺，而且組織能力也不夠。縣以下是無數村落間的小單位，除了幾個通商口岸之外，縣以上應有的現代機構一般都不存在。民間既如是，軍隊與官衙的行動與運轉必受其影響。所以西安事變之前蔣介石派黃郛和何應欽與日本交涉，總是提倡忍辱負重。戰事一開，他又將一切謹慎擲諸化外，而以士氣人心代替組織與效率。其不惜犧牲，有如將原來儲備軍官的教導總隊一體投入戰場，事前向他們訓話，囑他們個個必死(死時確極慘烈)。他的目的是將一個局部的戰爭拖成一個全面的抗戰，使無人可以規避，並且終於拖成一個國際戰事，中國也賴此得到最後勝利。凡此都不是軍事教科書之所敘及」。對於蔣為外人所詬病的遙控部隊、越級指揮，黃仁宇教授認為系「當日環境之產物。國軍最大的缺陷，不僅是素質低，而且是素質不齊。在很多將領心目中，抗戰是人生的一大冒險，功名固可以成於旦夕，禍害也可以生於俄頃。後面的預備隊可能突然失蹤，側翼的友軍可能不在指定的時間地點出現。部隊的建制不同，補給也有參差，部隊長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響到戰時的協同，一到軍法審判，軍法官只在邏輯上替責任問題銷案，很少顧及內在的公平。這很多問題統帥都不能一一解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又如何掌握統帥權？於是蔣介石只能強調人身政治。就是他的越級指揮，也還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長，只有經過他的耳提面命，對方才覺得責無旁貸。很多超過常理以外的任務，能否確實執行不說，首先也只有委員長手諭或面諭才能指派得過去。他之令第十軍方先覺死守衡陽，以後方被俘，然後逃回仍得到蔣的袒護支持，即是此種作風的表現」。
至於蔣對張學良和孫立人兩案的處理，黃仁宇教授認為絕非小器量與意存報復。 「這一點，歷史上已留下多則例證，有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又如他戰後之對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縱掌握黃埔嫡系、軍法權威和特務系統，也難能做中國之領導人達半個世紀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鬧翻之後，他仍請史茶會道別，並且解釋他們兩人之無法和衷共濟，並非個人恩怨，這一切皆見於《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所整理出的《史迪威文件》。蔣提議贈史青天白日勳章，又將雷多公路命名為史迪威公路，都被史迪威引以為榮」。近幾年，到奉化蔣介石溪口故居朝拜的遊客每年不下三百八十萬人，而去年毛澤東韶山故居參訪者只有前述數字的十份之一。國共紛爭過去半個多世紀了，中國人的子孫後代各自以自己的雙腳投下了對蔣公擁戴與懷念的一票。
大陸學者辛灝年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曾說：「偉大的中華民族，從來就對失敗的英雄懷有特別的崇敬之心，一曲兩千年久唱不衰的《霸王別姬》，古往今來曾催動了多少人深情而又痛惜的淚水。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半個世紀以來，我們面對著一位曾保存了我們偉大民族血脈的民族英雄，一位曾保衛了中國國民革命、推進了祖國民主統一的革命領袖，一位曾預言共產革命只能使我們的民族與人民陷於萬劫不復的悲慘境地，因而自始至終堅持要反對和剷除共產邪惡勢力的偉大人物，只因他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因而才不僅被他的敵人糟蹋得不成樣子，甚至被他的背叛者、某些追隨者和新一代不解歷史者否定並誤會至今」。 (注6)
無可否認，蔣介石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的一位偉大領袖。但他是凡人，而非聖人。他的一生所犯的最大過錯莫過於那阿Q式的「以德報怨」。他反對盟國瓜分日本，放棄向日本索取戰爭賠款，絲毫沒有博得日本朝野人士對戰爭罪行的懺悔。相反，東京靖國神社的香火日盛。這是他始料所未及的。同蔣一起在西安事變蒙難的機要室主任、密碼室主任(曾破譯日軍偷襲珍珠港電報以及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飛太平洋的電報，後者導緻美空軍擊落山本座機)毛慶祥，對蔣公有以下評價：「蔣在西安事變前效法德意獨裁政治，做事有魄力，有決斷，執行命令一致。事變以後性情與行動都有變化，對中共又恐懼又感激，內心有很大的矛盾。他怕部下反他，所以對官員貪污、違抗命令者，不敢懲辦，結果政治、經濟、軍事都出了毛病。如果沒有西安事變，中共不可能佔領中國，朝鮮和東南亞也不會赤化而威脅到世界和平。」(注7 )
《偉大的民族英雄─蔣介石》
作者：龍勝熊（旅美大陸學人）
【作者前言】本人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不是台胞，本人祇是從大陸來到美國的一位專門研究中共賣國問題的人士。
過去數十年，中共及毛澤東爲了打倒蔣介石先生，曾給蔣介石先生加上許多罪名。現在，人們從中共及毛澤東給他們自己的戰友、「同志」妄加罪名的伎倆來看，終於可以看出，過去，他們給蔣介石先生所加的種種罪名，都是錯誤的，是莫須有的。中華民族應該正確認識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地位，恢復他應有的名譽和光榮。
在二十世紀中，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發生最重大的事件，可以說有四件。
一是、偉大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學說，領導國民革命，推翻了滿清皇朝，建立了中華民國。
二是、日本帝國主義連續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造成深重災難、痛苦和損失。
三是、蘇俄繼承沙皇衣缽，繼續侵華，侵吞中國外蒙古，割去中國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搶劫了中國大量財富。
四是、中共大膽賣國，出賣了外蒙古，承認了前蘇聯新侵佔的四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承認了歷史上全部的不平等條約，出賣了東北和新疆，出賣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這四件大事，都對中華民族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所以說，二十世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但又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期。在上述四件大事中，創造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英雄蔣介石先生。蔣先生為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志，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偉大理想，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與此同時，蔣先生還被迫、不得已必須同國內外的敵人進行最堅決的鬥爭，擔負起挽救中華民族於既倒的重任。歷史賦予蔣先生的使命，既十分偉大，又非常艱巨。
爲了拯救中華民族，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蔣先生比任何一國的領袖所遭遇到的情況都要複雜；比他們所遇到的困難都要大。
蔣先生需要同來自三個方面的敵人進行鬥爭，既有內部敵人，又有外部敵人。一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二是蘇俄帝國主義的侵略；三是中國共產黨的進攻。三面受敵。每一種敵人都要打倒他。蔣先生堅決地、勇敢地與這三方面的敵人進行了終生不懈的鬥爭，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保護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這個功績是偉大的，不朽的。
最令人欽佩之處是蔣先生曾經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赴蘇俄考察，親生經歷，使蔣先生深刻認識蘇俄之本質及其對中國之危害。蔣先生沒有被共產主義邪說所欺騙。
1923年9月初至11月末，蔣先生在蘇俄考察近三個月，受到蘇俄各界的極大重視。蘇俄黨政軍高層人士，如遠東局局長胡定斯基 (即胡定康、魏金斯基)、蘇俄外長齊采林、陸軍部次長司克亮斯克、參謀總長密熱夫、教練總監彼得羅夫斯克、馬林、以及蘇共第二號人物托洛斯基等，都熱情接待了蔣先生，並與蔣先生進行了會談。蔣先生還訪問了彼得格勒，參觀了軍事院校，並參加了十月革命節紅場閱兵典禮(當時列寧已是植物人，醫生不準列寧會見客人，故蔣先生未見列寧)。經過這三個月的考察，蔣先生以他偉大政治家的睿智，深刻洞察了蘇俄政權及蘇俄共產黨的問題和本質。他回國後，向孫中山先生作了明確的報告。
1924年1月16 日，蔣先生從上海赴廣東，攜《赴俄報告書》並向孫中山先生作了口頭說明。他說：
「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
「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像，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比對付革命的敵人的策略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蘇維埃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
蔣先生說：「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黨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是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1924年3月14日，蔣先生還特別寫信給廖仲愷先生。廖先生是國民黨的大左派，時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是影響孫先生「聯俄」、「聯共」的重量級人物。後來的廖承志，就是他培養的兒子。蔣先生給廖仲愷的這封信，表達了蔣先生在蘇俄考察後，對蘇俄的深刻認識。
蔣先生在信中指出：「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祗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也。
「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
他還指出:「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而能有成者，決無此理。國人程度卑下，自居於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寧有是理? 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
「中國人祇崇拜外國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如中國共產黨員之在俄者，但罵他人為美奴英奴與日奴，而不知本身已完全成為俄奴矣。吾兄如仍以為弟言為不足道，而毫無省察，則將來恐亦不免墮落耳。」
蔣先生最後說：「弟雖未亡，而實欲兄以此書作亡友遺囑耳。」蔣先生對廖仲愷真誠規勸，語重心長。
後來，蔣先生寫了一本書《蘇俄在中國》，也談到他對蘇俄的認識。
他說：「馬克思主義在俄羅斯，滲入了大斯拉夫主義及沙皇專制主義的特徵。」
「蘇俄為了「世界革命」，認為一切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都是合理的。
「中國在列強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之下，淪為次殖民地國家。俄共認為這是他們在東方散播共產主義的種子，來制造階級鬥爭的第一個大好園地。」
蔣先生對蘇俄，經過親身實地考察，得出對蘇俄的上述認識和論述，非常重要。這對他以後領導中國前進和發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和深遠的意義。
從蔣先生的上述認識，可以充分看出蔣先生的立場、思想和觀點。
蔣先生具有高度的民族意識和堅強、堅定的國家觀念。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與共產黨人根本不同的最可貴之處。共產黨人沒有民族意識，沒有國家觀念。
蔣先生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尊嚴，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深刻批判了那些崇洋媚外的洋奴、俄奴。
蔣先生明確地認識誰是中國的敵人，誰是中國的朋友，敵友觀念非常鮮明，與中共認敵為友、認賊作父根本不同。
蔣先生明確指出自立自強的重要，任何妄圖依賴他國，投靠他國，都是沒有出息的，而且對國家是有害的。
蔣先生的政治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大大高於毛澤東無數倍。
毛澤東是屬於政治投機，政治欺騙，大肆鼓吹投靠蘇俄，最後竟然走上賣國求榮的可恥道路。毛澤東是在大量賣國之後，才從「一邊倒」的泥坑中，慢慢要爬出來，羞羞答答承認蘇俄是「社會帝國主義」。然而太晚了太晚了。他的認識，不僅比蔣公的認識遠遠落後四、五十年；而且，尤為嚴重的是，他的思想品質太惡劣，有意欺騙全國廣大人民。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各國都是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和決策。都是半斤和八兩（按中共大陸的度量衡，應是半斤和五兩了！）沒有什麼差別，更沒有所謂「無私」的援助。
在世界上沒有替天行道的國家。可是，在中國幾百年才出一個毛潤之先生，卻拼命叫嚷蘇俄是替天行道的大救星，奉若神明。毛澤東罵別人「崇洋媚外」，罵得一塌糊塗。實際上，他自己才是天字第一號的大崇洋媚外。人們真是應該把他罵得狗血噴頭才對。
蔣公深刻論述了被毛澤東捧上了天的所謂「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即「蘇俄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麼貨色，說它「祗不過是馬克思主義，加進了大斯拉夫主義和沙皇專制主義而已」。
應該說，所謂「蘇聯」，祇不過是沙皇專制獨裁的新包裝，換湯不換藥。馬克思主義祗不過是掩蓋它對外侵略擴張的工具。
蔣先生深刻地批判了那些恬不知恥的「俄奴」。被批判者，也包括毛澤東。
蔣先生對蘇俄考察後的認識和論述，已經是八十多年前的事了。在當時，蔣先生的這些論述，不可能被中共左傾份子所接受。時至如今，八十多年過去，再重新學習蔣先生這些講述，豈不讓人感到蔣先生當時的講述完全正確。恐怕用句句是真理，來看待蔣先生的這論述，也不算為過吧！「造反有理」的俄奴們，對蔣先生的這些論述，能夠拿出像樣的反駁嗎？
蔣先生堅決抗蘇、反共，豈不是完全為中國人民免遭中共的殺害和破壞？豈不是完全為中華民族免受外國欺侮和壓迫？豈不是為了保衛中華民族的領土和主權不受損害？
由於蔣先生堅決反共，中共就拼命攻擊和污蔑蔣先生，給蔣先生羅織大量罪名。如今，八十年時間過去，大量事實充分證明，中共給蔣先生所加的所有「罪名」都是錯誤的，是不能成立的。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蔣先生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和中共是完全錯誤的。
蔣先生的上述認識，是他以後領導中國革命的思想基石。在孫中山先生去世之後，蔣先生義無反顧地繼承孫先生的遺志，擔負起歷史重任。
從蔣先生走上中國的歷史舞臺，就肩負起三大重任。這就是抗日、抗俄及反共。面向這三個敵人，鬥爭極其尖銳、複雜，任務非常艱巨。既要和外部敵人鬥，又要和內部敵人鬥。內部敵人與外部敵人緊密勾結。內部敵人是打著「革命」的旗號相號召，掩蓋幫助蘇俄侵華的本質，欺騙中國大眾。
在中國的歷史上，長期以來形成和存在的一個問題，就是對俄國如何看待和對待？俄國，包括蘇俄是中國的敵人，還是中國的朋友？這是很長時間一直在爭論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特別重大、關繫到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自李鴻章起直到毛澤東，形成一群聯俄派。他們的理由，就是聯俄抗日，聯俄制日。毛澤東更多了一個借口，就是「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到毛澤東時期，聯俄最徹底，把俄國看成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對蘇俄五體投地，無限崇拜，毫無保留全部投入蘇俄懷抱。
蔣先生與聯俄派根本不同，他明確認識到：俄國，包括蘇俄，不是中國的朋友，而是中國的敵人。
俄國是最陰險狠毒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同時更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破壞中國獨立，危害中國生存的國家。
中共為了一黨私利，為了自己的生存，根本不顧國家、民族的利益和存亡，投入蘇俄懷抱，成為蘇俄侵華工具。所以，蔣先生反共，實質上也是抗俄。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一方面在後方不斷破壞抗戰，一方面又與日本侵華勢力勾結，相互串通，甚至出賣中國政府軍事情報給日本。抗戰勝利後，又與蘇俄公開勾結，在蘇俄支持和指使下，不顧一切，拼命攻打政府軍。
蔣先生與這三個敵人進行艱巨、複雜的鬥爭，前後共達二十八年之久。中間，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和臺灣，贏得中國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中國人民真正站了起來。
就是俄羅斯的學術界也都不得不承認，蔣先生是領導中國對日抗戰的愛國主義者，他致力於維護中國的領土和主權。
由於蘇俄與中共的合夥攻擊，蔣先生雖然未能在軍事上對這兩個敵人取得勝利；但是，蔣先生還是盡最大努力，保住了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實現了三民主義理想，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卓越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與國內外敵人長期鬥爭過程中，蔣先生表現了崇高的民族氣節和英勇大無畏的精神。在抗日戰爭後期，日本已經敗相畢露，多次向中國提出求和要求。蔣先生為了維護同盟國的整體利益，拒絕了單獨對日媾和。
中國抗戰勝利後，斯大林又多次邀請蔣先生訪俄，蔣先生堅決拒絕。蔣先生對斯大林的認識，比毛澤東高出無數倍。與帝國主義國家頭目，又有什麼好談的？蔣先生這些崇高品質，與毛澤東削尖腦袋要去訪蘇相比較，更可看出蔣先生之偉大！
毛澤東是中華民族的叛逆，是歷史的罪人。蔣先生則是偉大的民族英雄。
蔣先生雖然未能戰勝蘇俄及中共，但這絲毫無損蔣先生的偉大和光榮。中國歷史上很多忠臣和英雄，都難免遭到挫折和失敗，甚至被害，這不奇怪，也無損於這些英雄和偉人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大家最熟悉的是，岳飛被秦檜所害，林則徐被琦善誣陷，等等，多不勝舉。在二十世紀之中，蔣先生在大陸的軍事失敗，敗於毛澤東之手，實際上是等於敗於奸臣之手。毛澤東就是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奸臣。他奸在忍敵為友，認賊作父，賣國求榮，勾結蘇俄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合夥，破壞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出賣中國領土。倘若沒有毛澤東勾結蘇俄，共同反對蔣先生，蔣先生不會在軍事上失敗，中國也不會失去外蒙古。這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於蔣先生的堅決反共，才遭到中共的惡毒攻擊，被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但這絲毫無損於蔣先生的偉大。蔣先生的堅決反共，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也保護了一部份地區和人民的安全，使他們免遭中共的蹂躪和殘害。所以，蔣先生的堅決反共，完全是正確、必要的。設想，如果當年蔣先生反共更徹底，不讓中共得逞，中國不會失去外蒙古；中國大陸不會發生數千萬百姓被中共殘害致死，中國整個國家也不會像如今之大陸，貧困，落後，整個國家不會山河破碎。
蘇聯文豪索忍尼辛，在一九八二年就說：由於海峽遼闊，臺灣就成了中華民國所留下來的一塊復興基地。就在這三十三年來，它不斷地向全世界顯示著，如果中國大陸不淪入共黨之手，整個中國都會達到臺灣一樣高度發展的水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載）。索忍尼辛這個評論非常公正和準確。
如果說蔣先生有錯誤，可能還是在於反共不夠徹底。之所以會如此，這或許是由於蔣先生過分講究信義。如西安事變後，蔣先生返回南京，完全可以將東北軍調離陝西，由中央軍接任剿共任務，把中共軍「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之，則可不致於留下後患。又如，抗戰興起之後，不收編共軍，不給共軍發軍餉；不令其發展，則後來可能會好得多。
共產黨人是俄國人訓練出來的，他們學習和繼承了俄國人陰險、狡猾的習性，失去了人性，與這些人交往，和與常人交往，根本不同。他們是根本不講什麼信義的。他們可以連父母都不要，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兒子鬥老子。土改時，地主家庭出生的中共黨員，父親被鬥死、被餓死，也不許這種黨員去問一下自己的父親如何。就是要借此考驗這位黨員的堅定性，考驗這位黨員的「黨性」。和這些失去了人性的人，怎麼能講信義！
在中共來說，他們自然要把中共的勝利，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列為二十世紀的頭等大事。當然，中共的勝利，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在中華大地上發生的大事。但這不是最重要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是俄、日侵華的產物。有俄、日侵華才有中國共產黨；如果沒有俄、日侵華，也就根本不會有中國共產黨。所以，中共的定位是，它是俄、日侵華的副產品，是帝國主義勢力侵華的幫兇，是俄日侵華的工具。俄、日侵華，即是重要大事，中共作為俄、日侵華的副產品和幫兇，自然也就抬不上與俄、日侵華事件平等的地位。
中共的勝利，及其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在於使中國大陸改變什麼顏色，而在於它使中國大陸淪為俄國的殖民地和附屬國。這是最關鍵問題之所在。中共的勝利，標志中華民族危機的加深。
中共沒有自己治國的理想和方案。它祇是鬥爭和奪權。毛澤東就公開說：「世界上一切革命鬥爭，都是為了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所以，奪取政權就是他的目的，除了奪取政權，他沒有其他目的。他在奪取政權之後，不是治國和強國，而是七鬥八鬥，把一個好端端的中國大陸，鬥得七零八落，亂七八糟。一切都搞糟了！
中共的勝利，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代表中國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們所有的事業都以失敗而告終，從「革命」起，到奪取政權的一切措施，全面失敗。最後，他們也必將像蘇聯一樣土崩瓦解，煙消雲散。所以，中共的勝利，及其中華人民共和國，列不上二十世紀中國發生的最重大事件。它祗是中國歷史前進中的一股逆流，一種倒退，一種反動。
孫中山先生早已明確指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共產黨人不聽從孫中山先生的教導，背叛孫中山先生，迷信於「蘇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投靠蘇俄，在中國大地不遺餘力推行階級鬥爭，結果不出孫先生所料，一事無成。
現在，蔣先生終生與之奮鬥的三個敵人，日本侵華以失敗而告終，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俄國侵華依然在進行，中共尚在殘存。這後兩國敵人尚未退卻，中國已經山河破碎。中國已經處於危急存亡之秋。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而是正在進行的現實和未來。
為了挽救中華民族垂危的命運，中國人應該繼承蔣先生的遺志，繼續進行抗俄、反共的偉大事業。反共不是為了奪權，而是為了維護中華民國的生存和未來。中共實行的制度不適合中國，也不適合任何一個國家。中共賣國，把中國賣給了俄國。祗有中共政權徹底垮臺，俄國侵略勢力全部退出中華大地，中國才有前途和希望。
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蔣先生為實行三民主義偉大理想奮鬥不息。這才是中華民族前進的方向！
《關於蔣介石與毛澤東的一個比較》
作者：周亞輝（前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研究生）
一、傳統比較法與現代比較法
中國民間的傳統比較法是以福祿壽等個人利益指標來衡量一個人的成功與否的。現代比較法則把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作爲衡量其人生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我認爲，在衡量政治人物的成功時，應以對社會的貢獻爲主要指標。
二、用傳統方法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
壽。毛澤東祇活83歲，蔣介石活了88歲。毛澤東在壽命上輸給了蔣介石。
祿。毛澤東和蔣介石分別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頭號政治人物。但毛澤東祇當了26年（1949～1976），而蔣介石當了48年（1927～1975）。有人說，1949年後，蔣介石退守臺灣，不算數。我要說的是，國際社會不接納中共和毛澤東，直至1971年底中共才被允許進聯合國，而這個允許進入還是毛澤東、周恩來大搞金錢外交的結果。而中華民國直至1971年底還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美國1979年才與中共建交，之前與中華民國維持外交關係。
福。毛澤東家六名近親死於非命。毛死後，其妻江青侄子毛遠新，近臣皆沒有好下場。蔣介石的髮妻死於日本人的轟炸。蔣死後，兒子蔣經國在台繼承權位是衆望所歸。至今臺灣人民仍懷念蔣經國先生，因爲他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方面對臺灣有巨大貢獻。
三、用現代方法比較蔣介石和毛澤東
（一）毛澤東在搞共産痞子革命的過程中和取得政權後，至少導致一億中國人民非正常死亡。而蔣介石並無類似紀錄。
（二）毛澤東氣量狹小，將劉少奇等一大批共產黨幹部整死。蔣介石寬宏大量，唯才是舉。例如，閻錫山，李宗仁，馮玉祥曾發動中原大戰攻打蔣介石，甚至險些炸死蔣介石。但他們被蔣介石打敗後，蔣介石仍用李宗仁做副總統，用閻錫山當行政院長。
（三）毛澤東實行愚民政策，閉關鎖國。蔣介石則勵精圖治，改革開放。
（四）毛澤東在中國復辟了帝制，斷送了共和。蔣介石則力行憲政和三民主義。
（五）蔣介石保護私有財産權，而毛澤東則領導共匪殺人越貨，霸人財産。
（六）毛澤東淫亂，而蔣介石不能稱之淫亂。
（七）毛澤東直至56歲才竊據大陸。蔣介石英明神武，文武蓋世，祇有41歲就統一了大陸。有人會問，毛澤東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我的回答是，中國人民不爭氣錯誤地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毒害。錯不在蔣介石，而在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自己。
這些比較還可繼續下去。我的結論是：毛澤東將遺臭萬年，蔣介石則千古流芳。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