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4日讯】全国人大代表、菏泽市委书记赵润田日前表示，当前贪污腐败多，群众意见较大，不从体制机制和法律层面找原因，是绝对不行的。可现在的问题是，大量贪污腐败行为没有发现、没有处理；而被抓住的也处理得不到位，对贪污的处罚太轻，从而助长了这种坏的社会风气。赵润田认为，“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就没人敢贪污了。现在对贪污处罚较轻，这对一个人可能是人性关怀，但等于纵容更多人走这条路，违反了基本的人性。”
有位落马的贪官如是形容时下的贪腐：反腐犹如隔墙扔砖头。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贪腐已经演变成制度性腐败，没有官员是清白的，所以随便扔只砖头就能砸到贪官；其二，正因为贪腐无处不在，所以一众官员在反腐上都拥有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反腐也就沦为应付民意的形式主义，是否被抓获不是制度性的行为，而是一个随机性的“小概率事件”，就像隔墙扔砖头，砸到谁该谁倒霉。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即便能够对官员施以严刑峻法，贪官未必会就此罢手。相反，最有可能的是激化他们对权力的控制欲，使自己在平时能够免于舆论和司法的追问；而一旦出事，则可以寻求权力或更高权力的庇护。另一方面，如果贪污50万元就处以死刑，那么对于多数贪官来说，50万元的底线很容易逾越，逾越之后，50万与50亿的量刑基础一致，为何不选择贪污50亿元？严刑峻法只会形成反向的激励，让贪官铤而走险，从而鼓励巨贪。
所以说，处罚较轻并不意味着纵容，真正的纵容是允许权力打压司法，特权阶层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沦为一句空言。贪官最担忧的不是一旦被抓就会被处以极刑——因为“一旦”是随机的，多数的贪官认为自己能够通过权力的运作免于“一旦”——而是无论违法犯罪是轻是重，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后者才具有真正的威慑力。
明太祖朱元璋以酷刑治贪，其严苛程度前所未有。大明律令规定，受贿达到八十贯就要处以绞刑；官员贪污白银60两以上，则要剥皮示众。非但如此，还要没收家产。据史书记载，大明洪武一朝，凡贪赃枉法被杀者多达数十万人。然而，与政治风气相对开明的唐宋相比，明朝的官场黑暗有过之而无不及。贪官前赴后继，以至于朱元璋发出“我欲除贪官污吏, 奈何朝杀而暮犯”的感慨。
朱元璋治贪的失败从侧面证明了严刑峻法治贪的失效。然而，这一思路却被沿袭下来，时不时国家层面都会寄出严打的武器对付民间犯罪，而社会层面则不断呼吁政府对贪官施以严刑震慑。其实，反观国外，没有哪一个国家是用严刑峻法来保证吏治清明的，更没有哪一个国家拿死刑作为威慑来防范犯罪的。从欧美诸国甚至香港台湾与大陆在贪腐方面的对比不难看出，有没有严刑峻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法治能否动得了下至基层科员上至总统特首的各级官员，从而没有人能够独身于法律之外。更进一步，则在于官员的任命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官员是否对公民有所忌惮，正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张千帆所言：作为一个制度造成的群体，“贪官”是杀不掉的，他们只能被选下来。
“少杀、慎杀”不仅是国家社会的通则，而且业已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方向。如果你承认经济犯罪罪不至死，并且将这一认识应用到金融犯罪的民间企业家身上，同样也应该认可贪污腐败的官员罪不至死。无论贪官的行为如何令人厌恶，其生命权都应该得到尊重和保障。对贪官施以严刑峻法的建议不仅与时代潮流相悖，于惩治腐败更无实效，而且徒增社会戾气。
文章来源：《一五一十部落》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