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讯】3月10日，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会议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3月11日《南方都市报》）
去年3月，有两篇帖子很火，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这是高考改变命运的写照；另一篇《我用了18年，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写的是读完大学依然生活窘迫潦倒，叙说“穷二代改变命运的艰难”。今年3年，厉以宁的一番话，再次让“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成为热门话题。只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任何的探讨与辨析都是值得的，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因为“穷二代世袭”的现象日演日烈，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称《贫穷，本不该继承》，引发极大共鸣。可如今的现实依旧是，城市新贫困仍在“代际转移”。所谓城市新贫困，指的是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出现的、因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和产业调整、国有企业改革而诱发的贫困。而厉以宁所言的子孙皆为“农民工”一说，正是城市新贫困“代际转移”的一种真实写照，这是一出无奈、无力又辛酸的悲苦叙事。
的确，别人有背景，可以“拼爹”，我们拼不起；别人可以设“萝卜招聘”，我们进不去。这般氛围之下，不少专家学者坦言：言阶层“断裂”绝非危言耸听。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统计数据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数字或许没有重量，轻飘飘地可以一笔带过，可带给人的震撼，却足以浇灭一腔热情。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而在现实社会中，如果一只老鼠的儿子只有选择打洞的机会，那这样的社会是不健全的，也是有病的，因为向上的希望被阉割、向上的渠道被阻塞，而不甘向下的青春，必然难以寻找到现实的出口。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去年北京还关停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确叫人扼腕叹息。
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早有专家名言了，一个国家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阶段的时候，是矛盾凸显时期，而如今的我们，正遭遇这样的一个发展瓶颈期，必须找寻制度性的突破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说道：“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现实的写照，当现实的大蛋糕，被一部分攫取了大部分时，剩下的大部分人却只能吃到一小部分时，这必然会诞生矛盾，甚至引发不和谐的局面。
当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这样的悲凉，唯有《让子弹飞》里姜文的台词可解——“公平、公平、还是公平”！显然，嘴上的公平，我们呐喊与呼吁很久，可能不能照进现实，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会长陆学艺曾说：“穷人贫穷并不仅是因为他们观念落后，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视造成的。”这完全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如何去除政策性的歧视，如何引导穷人的观念日益上进，应是摆在眼下最大的难题。
英国著名的历史法学家梅因早就指出：“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传统的“身份论”，就是从最开始的奴隶主对奴隶的制度到如今户籍制度对身份的限制，而契约论，就当下而言，则是一种突破现有户籍制度限制的改革。唯有户籍改革提速，教育资源分配的二元格局才可能真正打破，而富裕被垄断、贫穷被世袭的现象，也才会沦为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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