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13日訊】3月10日，政協委員厲以寧在會議上表示，現在教育資源非均衡配置是城鄉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會階層固定化，形成職業世襲化。農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專門的職業技術教育培訓，「農民的孩子外出當農民工，他的孫子也只好當農民工。」（3月11日《南方都市報》）
去年3月，有兩篇帖子很火，一篇是《我用了18年，才可以和你一起喝咖啡》，這是高考改變命運的寫照；另一篇《我用了18年，還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寫的是讀完大學依然生活窘迫潦倒，敘說「窮二代改變命運的艱難」。今年3年，厲以寧的一番話，再次讓「富裕被壟斷、貧窮被世襲」成為熱門話題。只要問題尚未得到解決，任何的探討與辨析都是值得的，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因為「窮二代世襲」的現象日演日烈，人民日報曾發表文章稱《貧窮，本不該繼承》，引發極大共鳴。可如今的現實依舊是，城市新貧困仍在「代際轉移」。所謂城市新貧困，指的是近年來在中國城市出現的、因社會結構轉型、經濟體制轉軌、經濟和產業調整、國有企業改革而誘發的貧困。而厲以寧所言的子孫皆為「農民工」一說，正是城市新貧困「代際轉移」的一種真實寫照，這是一出無奈、無力又辛酸的悲苦敘事。
的確，別人有背景，可以「拼爹」，我們拼不起；別人可以設「蘿蔔招聘」，我們進不去。這般氛圍之下，不少專家學者坦言：言階層「斷裂」絕非危言聳聽。而《當代中國社會流動》的統計數據指出，幹部子女成為幹部的機會，是非幹部子女的2.1倍。數字或許沒有重量，輕飄飄地可以一筆帶過，可帶給人的震撼，卻足以澆滅一腔熱情。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而在現實社會中，如果一隻老鼠的兒子只有選擇打洞的機會，那這樣的社會是不健全的，也是有病的，因為向上的希望被閹割、向上的渠道被阻塞，而不甘向下的青春，必然難以尋找到現實的出口。就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去年北京還關停了農民工子弟學校，的確叫人扼腕嘆息。
這絕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早有專家名言了，一個國家人均GDP進入1000美元階段的時候，是矛盾凸顯時期，而如今的我們，正遭遇這樣的一個發展瓶頸期，必須找尋制度性的突破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在《窮人的經濟學》中說道：「一個社會中窮人太多、富人太富，遲早要出問題。」這絕非危言聳聽，而是一種現實的寫照，當現實的大蛋糕，被一部分攫取了大部分時，剩下的大部分人卻只能吃到一小部分時，這必然會誕生矛盾，甚至引發不和諧的局面。
當富裕被壟斷，貧窮被世襲，這樣的悲涼，唯有《讓子彈飛》裡姜文的台詞可解——「公平、公平、還是公平」！顯然，嘴上的公平，我們吶喊與呼籲很久，可能不能照進現實，才是問題的關鍵。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會長陸學藝曾說：「窮人貧窮並不僅是因為他們觀念落後，而是一些政策性歧視造成的。」這完全可以帶給我們一些啟示，如何去除政策性的歧視，如何引導窮人的觀念日益上進，應是擺在眼下最大的難題。
英國著名的歷史法學家梅因早就指出：「進步社會的運動，迄今為止，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傳統的「身份論」，就是從最開始的奴隸主對奴隸的制度到如今戶籍制度對身份的限制，而契約論，就當下而言，則是一種突破現有戶籍制度限制的改革。唯有戶籍改革提速，教育資源分配的二元格局才可能真正打破，而富裕被壟斷、貧窮被世襲的現象，也才會淪為一個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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