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5日讯】（新唐人记者何雅婷综合报导）3月3日中共当媒《人民网》刊登了一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1年2月刊的评论文：《红卫兵为何能被迅速动员起来并充满暴力倾向》此举动被外界普遍解读为：人民网受命于“胡中央”，通过揭开当年“文革”的血腥历史来间接否定薄熙来的“唱红”模式的思想基础，可能是“反省毛泽东思想”的先声，暗指薄熙来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
人民网刊登并加导读：“ 文革初经常看到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两会，薄熙来的命运最惹人注目，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犹如毛泽东六十年代发动的文化革命。为自己夺取中共最高权力造势；中共党媒《人民网》在两会前刊登此文，外界认为，人民网受命于“胡中央”，通过揭开当年“文革”的血腥历史来间接否定薄熙来的“唱红”模式的思想基础，也可以说是高层整肃薄熙来的前兆。
作者何怀宏文章中指：“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距今天已经44年了，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没有消逝。”并表示，自己作为体验了文革的全过程的人，也一直关心这代人的历史命运， 并尝试从一个普通的外省红卫兵的角度观察、勾勒红卫兵的一些思想和行为特点，“或者还可看看他们是否已离我们真正远去”。
文章表示，红卫兵一代大致可定为从1944年到1954年出生的人。一般认为，红卫兵真正占据时代舞台，起到某种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咤风云的，主要是在文革的头两年，之后整个中国便陷入到大混乱之中。
作者借用崔健的歌词说：红卫兵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他们的父辈“是个旗杆子”，把红旗扯上去了，他们自己则是“红旗下的蛋”。他们以为是自己在作主，其实并没有。
文章写到：“当时他们最喜欢大声朗诵的一句话是青年毛泽东说的‘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以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回答总是昂扬的‘我们!我们!’”。“但不久，他们就从‘天之骄子’、从最高领袖的‘宠儿’变成了‘弃儿’，以后到了社会底层，更明白了‘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而到了今天，却变成了“钱在空中飘扬”、“我们不再是棋子，走着别人划的印，自己想试着站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红卫兵一代”为什么能够被迅速动员起来？动员之后为什么有那样的行为？
作者分析到：“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的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他们从小一直在阶级斗争的气氛中成长，在崇尚（或者至少绝不畏惧）使用暴力的环境中长大，‘红’是最受崇尚的颜色，是革命的颜色，也是鲜血的颜色。”
曾经有红卫兵写了一首理想主义长诗，诗中主人公渴望“将彻底埋葬旧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并坚信“在大战中红卫兵们征战欧美，最后将红旗插上白宫。”
作者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并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造反的过程并不是一直按他们的意愿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后来也一直是在‘受控’过程中的造反，到最后结束也是‘被命停止’”。
他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能够造反，是因为有当时权力和威望都达到同样“史无前例”顶峰的最高领袖的支持。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1200万红卫兵，他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并对红卫兵说“要武嘛”。于是，红卫兵的大串联将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国各地，乃至穷乡僻壤。
有人评论说，红卫兵运动因为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红卫兵“五大领袖”参加的座谈会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主从关系。
然而，即便客观上“受控”，当时的红卫兵主观上却感到他们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在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有一种自己可以“无所不为”甚至“无所不能”的虚幻幸福感。
红卫兵一代的四个鲜明特点
1.第一个鲜明的特点是“造反”。
1966年5月29日，诞生于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其中写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这话是有根据的，因为毛泽东早就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谁可以造反？“一开始，造反的主体是有限制的，必须出身红五类，“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红卫兵”甚至更加严格，其核心是革干子弟，但毛泽东为了通过红卫兵广泛发动群众，支持了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所以，一度比较普通、受压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虽然这些人多在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整肃）”。
造谁的反？当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边人的反，造老师、 校长的反，造派驻工作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压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后也杀向社会，破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决裂，也和革命政党建国前期的“传统”决裂。
作者认为：谭厚兰率北京师范大学的红卫兵，到山东曲阜砸了过去被认为是“万世师表”的孔子的庙宇和墓地，可以说是一个象征，而网罗了除少数几人之外的“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的‘百丑图’也是一个象征。”
文革头一两年，全国经历了一个类似于半无政府状态的“天下大乱”时期。那也是红卫兵最为红火的时期。在这种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轻人几乎可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那个遥远而“神圣”的 “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火烧xxx（这里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单位领导机构或领导人的名称）的大标语贴得到处都是。年轻人也许本来就有针对一切压抑他们事物的反叛倾向，而此时，他们似乎获得了一种千载难逢的‘造反’机会”。
红卫兵的第二个鲜明特点即是“忠诚”。
作者认为：这种忠诚与其说是忠于某种思想或精神，不如说是忠于一个人、一个被视作神一样神秘莫测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那个时代蜂拥而起的红卫兵组织，几乎都是在比谁最左、最红、最忠于和拥护毛主席。“他们很难说拥有或确立了他们的主体性，一切都必须严格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进行，和红卫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他们也都擅长打‘语录仗’，还要时刻准备听从 ‘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
红卫兵的第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释放。
“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力洋溢，这段时间的反叛倾向可能是一种天性的冲动，对周围一切压制他们的东西会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当年的红卫兵造反，尽管事后看是一种“受控的造反”，但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表现出许多年轻人的热情、勇敢和智慧”。然而不幸的是，少男少女们的“青春活力”，被引向了对国家方方面面的暴力破坏。
“红卫兵”运动的第四个鲜明特点：即暴力的倾向。
文章说，文革之初经常看到的一条标语是“红色恐怖万岁！”先是批斗会、私刑审问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斗死或者自杀；后是大规模派性武斗的暴力。
作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我亲眼看见一大群红卫兵围住了一个据说藏匿了保守派的单位大门，突然一个人从里面被推出来，立刻不由分说地遭到暴打。有人拚命地挤进去，然后高兴地大叫‘我打着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开，原来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实是‘自己人’，但这个人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对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惧。”
“年轻人们似乎要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证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坚定。平时温和的人们也变得凶狠起来。武斗开始还主要是动手，后来就动枪了，起初遇难者还被抬棺游行，争论谁先开的第一枪，后来就无所谓了。红卫兵们喜欢提着手枪，一边一个站在汽车驾驶室的两侧踏板上飞驰而过。中学生似乎比大学生更不顾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顾惜他人的生命， 他们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对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拨红卫兵抓住了一个据说是‘老保头子’的人，就在饭店前枪毙了，也无人收尸，红卫兵们就在这饭店用餐，进进出出，视若无睹。”
“文革”及红卫兵们的结局
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派出了工宣队员进驻清华园去结束那里的两派武斗，因为他没有打招呼，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进行了武装抵抗，毛不禁脱口说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实并不知道这次行动是毛组织的，他还悲愤地向毛主席党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并在次日凌晨的座谈会上见到毛时大哭。当毛说“我就是黑手”。
于是，从清华附中发端的红卫兵运动，也就结束于清华大学。
不久，北京的这些红卫兵及其领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层，而头头们在文革还没结束之前，在1970年就纷纷被隔离审查或者入狱。至于红卫兵群众，在1968年就开始被裹挟到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下乡的也到了工厂或部队的基层，到1980年的时候已经有1700万人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