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3月5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3月3日中共當媒《人民網》刊登了一篇原載于《文化縱橫》2011年2月刊的評論文：《紅衛兵為何能被迅速動員起來並充滿暴力傾向》此舉動被外界普遍解讀為：人民網受命于「胡中央」，通過揭開當年「文革」的血腥歷史來間接否定薄熙來的「唱紅」模式的思想基礎，可能是「反省毛澤東思想」的先聲，暗指薄熙来的仕途已走到了尽头。
人民網刊登並加導讀：「 文革初經常看到一條標語是『紅色恐怖萬歲！』先是批鬥會、私刑審問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鬥死或自殺；後是大規模派性武鬥的暴力。中學生似乎比大學生更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顧惜他人的生命。
兩會，薄熙來的命運最惹人注目，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猶如毛澤東六十年代發動的文化革命。為自己奪取中共最高權力造勢；中共黨媒《人民網》在兩會前刊登此文，外界認為，人民網受命于「胡中央」，通過揭開當年「文革」的血腥歷史來間接否定薄熙來的「唱紅」模式的思想基礎，也可以說是高層整肅薄熙來的前兆。
作者何懷宏文章中指：「紅衛兵運動的興起距今天已經44年了，但它對社會和個人的影響並沒有消逝。」並表示，自己作為體驗了文革的全過程的人，也一直關心這代人的歷史命運， 並嘗試從一個普通的外省紅衛兵的角度觀察、勾勒紅衛兵的一些思想和行為特點，「或者還可看看他們是否已離我們真正遠去」。
文章表示，紅衛兵一代大致可定為從1944年到1954年出生的人。一般認為，紅衛兵真正佔據時代舞臺，起到某種引人注目的作用甚至一度叱吒風雲的，主要是在文革的頭兩年，之後整個中國便陷入到大混亂之中。
作者借用崔健的歌詞說：紅衛兵這一代人基本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接受的都是革命教育，他們的父輩「是個旗杆子」，把紅旗扯上去了，他們自己則是「紅旗下的蛋」。他們以為是自己在作主，其實並沒有。
文章寫到：「當時他們最喜歡大聲朗誦的一句話是青年毛澤東說的『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以及『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回答總是昂揚的『我們!我們!』」。「但不久，他們就從『天之驕子』、從最高領袖的『寵兒』變成了『棄兒』，以後到了社會底層，更明白了『現實像個石頭，精神像個蛋』」。而到了今天，卻變成了「錢在空中飄揚」、「我們不再是棋子，走著別人劃的印，自己想試著站站，走起來四處看看」。
「紅衛兵一代」為什麼能夠被迅速動員起來？動員之後為什麼有那樣的行為？
作者分析到：「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的對領袖的個人崇拜，在文革前就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他們從小一直在階級鬥爭的氣氛中成長，在崇尚（或者至少絕不畏懼）使用暴力的環境中長大，『紅』是最受崇尚的顏色，是革命的顏色，也是鮮血的顏色。」
曾經有紅衛兵寫了一首理想主義長詩，詩中主人公渴望「將徹底埋葬舊世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到來，並堅信「在大戰中紅衛兵們征戰歐美，最後將紅旗插上白宮。」
作者認為，「紅衛兵的造反並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造反的過程並不是一直按他們的意願進行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受命造反』、『奉旨造反』，而後來也一直是在『受控』過程中的造反，到最後結束也是『被命停止』」。
他們之所以在一段時間裏能夠造反，是因為有當時權力和威望都達到同樣「史無前例」頂峰的最高領袖的支持。毛澤東八次接見全國各地的1200萬紅衛兵，他也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並對紅衛兵說「要武嘛」。於是，紅衛兵的大串聯將革命烽火燃遍了全國各地，乃至窮鄉僻壤。
有人評論說，紅衛兵運動因為毛澤東1966年8月1日的一封支持信就「星火燎原」，也因為他1968年7月28日召集的紅衛兵「五大領袖」參加的座談會戛然而止，就清楚地說明了這種主從關係。
然而，即便客觀上「受控」，當時的紅衛兵主觀上卻感到他們是自由的甚至是幸福的。在一段時間裏，他們甚至有一種自己可以「無所不為」甚至「無所不能」的虛幻幸福感。
紅衛兵一代的四個鮮明特點
1.第一個鮮明的特點是「造反」。
1966年5月29日，誕生於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寫了三論「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其中寫到：「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現在不反，更待何時？」
這話是有根據的，因為毛澤東早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誰可以造反？「一開始，造反的主體是有限制的，必須出身紅五類，「只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文革初期北京的「老紅衛兵」甚至更加嚴格，其核心是革幹子弟，但毛澤東為了通過紅衛兵廣泛發動群眾，支持了後來的「造反派紅衛兵」。所以，一度比較普通、受壓的人，甚至包括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造反了（雖然這些人多在後來的「清理階級隊伍」中遭到整肅）」。
造誰的反？當然首先和直接是造自己身邊人的反，造老師、 校長的反，造派駐工作組的反，造一切可能造就壓抑的管理者的反。然後也殺向社會，破除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千年的歷史文化傳統決裂，也和革命政黨建國前期的「傳統」決裂。
作者認為：譚厚蘭率北京師範大學的紅衛兵，到山東曲阜砸了過去被認為是「萬世師表」的孔子的廟宇和墓地，可以說是一個象徵，而網羅了除少數幾人之外的「黨中央和政府領導人的『百醜圖』也是一個象徵。」
文革頭一兩年，全國經歷了一個類似於半無政府狀態的「天下大亂」時期。那也是紅衛兵最為紅火的時期。在這種造反精神的鼓舞下，年輕人幾乎可以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除了那個遙遠而「神聖」的 「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火燒xxx（這裏可以填上任何本地本單位領導機構或領導人的名稱）的大標語貼得到處都是。年輕人也許本來就有針對一切壓抑他們事物的反叛傾向，而此時，他們似乎獲得了一種千載難逢的『造反』機會」。
紅衛兵的第二個鮮明特點即是「忠誠」。
作者認為：這種忠誠與其說是忠於某種思想或精神，不如說是忠於一個人、一個被視作神一樣神秘莫測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那個時代蜂擁而起的紅衛兵組織，幾乎都是在比誰最左、最紅、最忠於和擁護毛主席。「他們很難說擁有或確立了他們的主體性，一切都必須嚴格按照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進行，和紅衛兵日夜相伴的是『小紅書』——《毛主席語錄》，他們也都擅長打『語錄仗』，還要時刻準備聽從 『最高指示』和『最新指示』的指引。」
紅衛兵的第三個鮮明特點：那就是青春的生命力的洋溢和釋放。
「青少年時期的生命力洋溢，這段時間的反叛傾向可能是一種天性的沖動，對周圍一切壓制他們的東西會本能地反感，以致激烈反抗。當年的紅衛兵造反，儘管事後看是一種「受控的造反」，但身處其中卻並不自知，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也的確表現出許多年輕人的熱情、勇敢和智慧」。然而不幸的是，少男少女們的「青春活力」，被引向了對國家方方面面的暴力破壞。
「紅衛兵」運動的第四個鮮明特點：即暴力的傾向。
文章說，文革之初經常看到的一條標語是「紅色恐怖萬歲！」先是批鬥會、私刑審問和拷打的暴力，多有人被鬥死或者自殺；後是大規模派性武鬥的暴力。
作者講述了自己的一次親身經歷：「我親眼看見一大群紅衛兵圍住了一個據說藏匿了保守派的單位大門，突然一個人從裏面被推出來，立刻不由分說地遭到暴打。有人拚命地擠進去，然後高興地大叫『我打著他了！』直到人群又突然散開，原來是弄清了被打者其實是『自己人』，但這個人已經躺在地上奄奄一息。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對盲目嗜血的暴力感到恐懼。」
「年輕人們似乎要通過對他人的暴力來證明自己的成年、勇敢和堅定。平時溫和的人們也變得兇狠起來。武鬥開始還主要是動手，後來就動槍了，起初遇難者還被抬棺遊行，爭論誰先開的第一槍，後來就無所謂了。紅衛兵們喜歡提著手槍，一邊一個站在汽車駕駛室的兩側踏板上飛馳而過。中學生似乎比大學生更不顧惜自己的生命，也不顧惜他人的生命， 他們不怕流自己的血，也不惜流對方的血。有一次，不知是哪一撥紅衛兵抓住了一個據說是『老保頭子』的人，就在飯店前槍斃了，也無人收屍，紅衛兵們就在這飯店用餐，進進出出，視若無睹。」
「文革」及紅衛兵們的結局
1968年7月27日，毛澤東派出了工宣隊員進駐清華園去結束那裏的兩派武鬥，因為他沒有打招呼，蒯大富領導的紅衛兵組織進行了武裝抵抗，毛不禁脫口說出「造反派，真的反了？」而蒯大富其實並不知道這次行動是毛組織的，他還悲憤地向毛主席黨中央求救，要求揪出「黑手」，並在次日淩晨的座談會上見到毛時大哭。當毛說「我就是黑手」。
於是，從清華附中發端的紅衛兵運動，也就結束於清華大學。
不久，北京的這些紅衛兵及其領袖都被分配到了基層，而頭頭們在文革還沒結束之前，在1970年就紛紛被隔離審查或者入獄。至於紅衛兵群眾，在1968年就開始被裹挾到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下鄉的也到了工廠或部隊的基層，到1980年的時候已經有1700萬人下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