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讯】1964年春天，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被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我在自己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一首诗：“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杨应森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共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为“阶级敌人”后，我们同在四川省公安厅的劳改集中营“415”筑路支队服劳役，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6年之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件中的一起，先后共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周居正。“马盟”一案，中共枪杀了两名中共党员，判了三名死缓、四名无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多达20多人。这30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分子，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及团员，他们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却死在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之中。此案至今仍未昭雪，死者的冤魂还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阴曹地狱里呻吟呐喊。
在“陪场”的47天里，我和杨应森在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里相依为命。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咬牙切齿回答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怎么活？怎么斗？”
“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一样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还有那张因长期饥饿而苍白浮肿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沉默良久，他转头向我：“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决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不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线光明从脑海中闪过，我像是捕捉到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他也杀，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是一样，接下来不知道他还要打倒哪个人？”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死牢里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他从草席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为了抢夺别人的财产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还有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的一招，就是用最美丽神圣的辞汇，把人们灵魂深处最丑恶野蛮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这一切都是让人放开手脚做坏事。”
杨应森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滋有味，死牢因此变成了课堂，老师与学生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理有据地分析说：“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最轻松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什么样的代价最容易付出？出卖自己的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搞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掌权，打下来的人沦为底层贱民，甚至于挨斗入狱。还有，官位只有那么几个，争夺的人却有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权位就拼命作恶害人，拼命造谣说谎。谁坏事做得多，谁的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权位。有了权位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术。一块骨头有十条饿狗抢，相互之间只能死拼恶斗、瞎咬乱叫。中国早已成了群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活残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却没有人敢说真话，就是这块骨头在起作用。今后要想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凭人格尊严生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晓枫啊！切忌抢骨头……”
也许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探索过的题目：中国的苦难何日是尽头？便直率问：“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的？”
“马盟”对于我，一直是个谜。
记得我在外逃前的1961年，“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元至旺苍的“广旺”铁路，时值苏共召开21次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重新回到“国际共运”的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还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把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参加谈论的右派分子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子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我从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过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事，决不出卖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咬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坦白交待了。我坚持回答说：“一概不知。”
杨应森告诉我：“不是什么组织，是大家在一起探索真理，研究学问，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的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斗人民。铁托不像史达林那样专横，给老百姓多少有点民主自由。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放弃暴力，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为民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袖管理工厂，根本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是个强大无比的党，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拥有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从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过共产党的各次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家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狗，结果被咬得遍体鳞伤……”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表白过，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气得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记得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也还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权位。唉，我们都是杀人犯，自己给自己建造了铁屋子哟？！”
“铁屋子？”我重复着，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整个中国是个更大的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年代久远了铁屋子也会腐蚀锈化。何况毛泽东一直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一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心性躁动，一度想过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要不然就当个刺客暗杀作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杨应森的观点、想法、愿景，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开始冷静思考人生，耐心等待毛泽东死去，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我放弃反抗的目的，正是中共专政当局要我“陪场”的目的，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杨应森，不仅是个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犯，同时也是一个向我布道的精神牧师，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接受他的精神洗礼的民主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冷静得像古井之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劫！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最大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总有一天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总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鲜花一样。”
在最后的日子里，杨应森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要做人格独立的人！”
那天凌晨，杨应森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就好像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人格独立的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