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訊】1964年春天，難友楊應森因“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我作為重大涉案人員，被送進死牢接受教育，俗稱“陪場”。楊應森就義後，我在自己的心頭用血用淚刻下一首詩：“蓉城獄西墜隕星，壯士飄然易水行；圖匕雖未斷秦命，卻震中原動國魂。”
楊應森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共軍中尉、中共黨員；我是黨報記者、團委書記。成為“階級敵人”後，我們同在四川省公安廳的勞改集中營“415”築路支隊服勞役，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動”的“花崗巖”。6年之後他被殺，我被判處重刑。
“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案”，是1962年全國數萬起“反革命”案件中的一起，先後共抓捕200餘人，被殺的除楊應森外，還有中共西南黨校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員周居正。“馬盟”一案，中共槍殺了兩名中共黨員，判了三名死緩、四名無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多達20多人。這30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分子，大部份是中共黨員及團員，他們沒有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卻死在共產黨內部的鬥爭之中。此案至今仍未昭雪，死者的冤魂還在“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陰曹地獄裡呻吟吶喊。
在“陪場”的47天裡，我和楊應森在不足十平米的死牢裡相依為命。他腳戴腳鐐，手繫背銬，不唉聲不歎氣，靜靜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一天，他突然問我：“曉楓，我死了後，你有什麼打算？”
我咬牙切齒回答說：“活下去，堅決活下去！與他們鬥到底！”
“怎麼活？怎麼鬥？”
“決不自殺！決不低頭！殺盡那些整人害人的傢夥，大不了像你一樣吃顆子彈。”我望著他那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還有那張因長期饑餓而蒼白浮腫的娃娃臉，激憤得有點歇斯底里。
“冤冤相報何時了，以卵擊石不可為。”沉默良久，他轉頭向我：“曉楓，不自殺、不低頭，是對的，但不能有吃子彈的打算啊！你年輕，又有寫作才華，切不能盲動，做無謂的犧牲。中國政局會發生變化，決不是鐵板一塊，縱是鐵板也會鏽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聽到的寫下來，留下一頁頁歷史……”
我一怔，失望沮喪的心有點驚訝：“有那一天嗎？”
“怎麼沒有？世上沒有不死的人，也沒有萬歲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換了多少個朝代和多少個帝王？不過都是你殺我，我殺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災難，受罪的還是老百姓。我在想，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能不能不通過非暴力的和平過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國家一樣，幾年選一次總統？我看不是沒有可能，但得等……”
在這之前，我們不少勞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過中國的未來，但礙於告密未敢深究，現在他和我同死牢裡，還有什麼話不能交流？一線光明從腦海中閃過，我像是捕捉到了什麼，輕聲問道：“你是說，老毛死後吧？”
他點點頭：“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儘管人們天天喊他萬歲，他能活到萬歲嗎？我叫過，你叫過，那時叫他萬歲時熱血沸騰，渾身激動得發抖，眼裡噙著淚花。以為他會給我們帶來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誰知全是災難。不過，歷朝歷代皇帝都壞，三宮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個皇帝都壞、都狠、都毒。國民黨的人殺，共產黨的人他也殺，不僅整得你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連他的戰友高崗、饒漱石也跑不掉，保駕的彭德懷、張聞天也是一樣，接下來不知道他還要打倒哪個人？”
我大惑不解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幹？”
死牢裡面沒有囚床，除牆角有個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兩張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張。他從草席上站起來，拖著沉重的腳鐐，慢慢地移動著腳步：“什麼叫共產？共產就是為了搶奪別人的財產你鬥我、我鬥你，除了農民鬥地主、工人鬥資本家外，還有兒子鬥父親、老婆鬥丈夫、學生鬥師長，不鬥就不叫共產黨。毛澤東最壞的一招，就是用最美麗神聖的辭彙，把人們靈魂深處最醜惡野蠻的東西釋放出來，比如出賣朋友叫分清敵我，落井下石叫劃清界限，揭發親人叫站穩立場，這一切都是讓人放開手腳做壞事。”
楊應森說得入情入理，我聽得有滋有味，死牢因此變成了課堂，老師與學生在探索社會發展與國家存亡的道理。他有理有據地分析說：“人性的共同特點是趨利避害，總想用最輕鬆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利益。什麼樣的代價最容易付出？出賣自己的靈魂最輕鬆！共產黨每搞一次爭鬥，每搞一個政治運動，總有人爬上去，總有人被打下來。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當官掌權，打下來的人淪為底層賤民，甚至於挨鬥入獄。還有，官位只有那麼幾個，爭奪的人卻有一大幫。人們為了搶到權位就拼命作惡害人，拼命造謠說謊。誰壞事做得多，誰的謊說得大，誰就能搶到最好的權位。有了權位就可以妻榮子貴、作威作福，這就是階級鬥爭，這就是毛澤東的治國之術。一塊骨頭有十條餓狗搶，相互之間只能死拼惡鬥、瞎咬亂叫。中國早已成了群狗爭食的國家，沒人格，沒尊嚴，寡廉鮮恥，苟活殘存。儘管十多年來國家遭受到如此大災大難，卻沒有人敢說真話，就是這塊骨頭在起作用。今後要想過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搶骨頭，各安本份，憑人格尊嚴生存，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曉楓啊！切忌搶骨頭……”
也許是觸動、是啟迪，我回到兩年前探索過的題目：中國的苦難何日是盡頭？便直率問：“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為這個，才起來組織馬列主義者聯盟的？”
“馬盟”對於我，一直是個謎。
記得我在外逃前的1961年，“415”勞教築路支隊在旺蒼快活鎮修築廣元至旺蒼的“廣旺”鐵路，時值蘇共召開21次代表大會，曾被共產國際開除的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重新回到“國際共運”的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產黨，叫“馬列主義者聯盟”。“聯盟”的章程寬鬆，只要你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國共產黨又是什麼“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什麼“獻身無產階級事業”。他們不搞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據說老百姓生活過得還不錯。於是，我們中不少人主張中國走南斯拉夫道路，把共產黨更名為“馬列主義者聯盟”。誰知幾個月後，這些參加談論的右派分子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子抓了幾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省公安廳視我為要犯，發出紅色通緝令。1963年初我從陝西被捕押回成都，經過數十次審訊，無論誘、逼、脅，我只談知道的事，決不出賣一個難友。雖然審訊員咬定這是個重大的“反革命集團”，某某是主席，某某是書記，某某是部長，還說他們都坦白交待了。我堅持回答說：“一概不知。”
楊應森告訴我：“不是什麼組織，是大家在一起探索真理，研究學問，到底中國走蘇聯之路好，還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從報上發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的道路和平、理性，不殺同志，不鬥人民。鐵托不像史達林那樣專橫，給老百姓多少有點民主自由。周居正寫了一個小冊子叫‘堅持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放棄暴力，停止階級鬥爭，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改官員的任命為民選，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還給農民，工廠實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選出自己的領袖管理工廠，根本沒有推翻共產黨的打算。”
他特別提醒我說：“曉楓，共產黨是個強大無比的黨，有軍隊，有警察，有監獄，擁有一切資源，又極其專橫殘暴。造反，殺你；反對，關你；不跟它走沒有飯吃。你我都是從小跟著共產黨走的人，參加過共產黨的各次政治運動，深知道共產黨的底細。過去說國民黨寧可錯殺一千，不肯放過一個；共產黨卻是寧肯錯殺十萬，不肯放過一個。老百姓殺怕了、嚇怕了，哪個敢起來造反？再有，現在不是國民黨時代，那個時代是私有制，廠礦、商店、銀行都是私人開的，人們可以自由自主地找工作；而今整個國家都是共產黨的，沒有私人的企業，沒有個人的空間，大家只有一條路：擁護共產黨，跟著毛澤東走！不要說造反，就是農民在田邊屋角種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鬥爭。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大家只能做狗，還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別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還有你，都是不願意做咬人狗，結果被咬得遍體鱗傷……”
他的這些觀點，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表白過，想說服他們不要做壞事。法官們不但不聽，氣得大罵他堅持反革命立場，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他說：“殺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殺我。他們為了要穿衣吃飯，養兒育女，不得已而為之啊！記得1950年剿匪，我殺過人，你也殺過人。當時我們為什麼要去殺人？也還是為了掙表現，求上進，爭權位。唉，我們都是殺人犯，自己給自己建造了鐵屋子喲？！”
“鐵屋子？”我重復著，不解，迷惑。
“對，鐵屋子！就是這間鐵屋子！中國人都住在鐵屋子裡，只不過大小不一樣。你和我是住的小鐵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鐵屋子，整個中國是個更大的鐵屋子。不過，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年代久遠了鐵屋子也會腐蝕鏽化。何況毛澤東一直搞階級鬥爭，今天整這一批，明天鬥那一批，一次政治運動打擊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運動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澤東一死中國政局肯定發生變化……”
那時，我剛進入而立之年，心性躁動，一度想過拉支隊伍與共產黨幹到底，要不然就當個刺客暗殺作惡的官員，或者做個江洋大盜逞一時之快。經過多次交流，多次探討，楊應森的觀點、想法、願景，對我產生了重大影響，我開始冷靜思考人生，耐心等待毛澤東死去，寄希望於中國政局變化。我放棄反抗的目的，正是中共專政當局要我“陪場”的目的，可稱之為殊途同歸。此時的楊應森，不僅是個即將走向刑場的死囚犯，同時也是一個向我布道的精神牧師，我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接受他的精神洗禮的民主信徒：讓共產黨在時間的歲月裡腐蝕鏽化……
在他等候死神的時間裡，有一天我突然問：“應森，你恨嗎？”
躺在草席上的他，冷靜得像古井之水：“恨誰？我誰也不恨！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劫！要說恨，就恨這個造成災難的共產主義極權專制。共產主義永遠不會實現，它是馬克思編造出的最大謊言。我相信受騙的人總有一天會覺醒。就像這間鐵屋子總有一天會照進陽光，長出綠草，開出鮮花一樣。”
在最後的日子裡，楊應森告訴我：“世界上沒有不變的東西，說不定哪天出個大力士，把鐵屋子打開個洞，腐蝕鏽化的時間就會加快。但是共產黨殘暴專橫的本質難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樣。只要叫共產黨就必然踐踏人權，仇恨民主！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參加了共產黨。別人騙我，我騙別人，大家就這樣騙下去。曉楓，今後決不能再做騙人的事了，在鐵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當工具了，一定要做人格獨立的人！”
那天淩晨，楊應森被叫出死牢，負鐐戴銬走上刑場，被殺於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時間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時，時年三十三歲……
此後，我一聽見岷江咆哮，就好像聽見他說話的聲音：在鐵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當工具了，一定做人格獨立的人！
文章來源：《黃花崗雜誌》第三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