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 重庆“唱红打青”
居渝沪青丁惠民被判劳教两年。去年七月九日，重庆劳教管委会《决定书》“罪行”认定一节：丁惠民于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渝中区肖家湾景程宾馆成立“重庆支边知青赴京汇报团”，随后于五月二十四日组织赴京汇报团成员三十余人及欢送人员（支边青年近百人、腰鼓队近五十人）在渝中区菜园坝火车站聚集，准备赴京集访，引起现场多人围观，严重影响了火车站的正常秩序。
根据国情，集体上访（尽管未遂）而非“严重影响火车站秩序”，才刺激了官家。○九年九月三日丁惠民飞沪，六日主持沪郊知青代表会议，发表《知青白皮书》，准备召开全国知青第一次代表大会，“动静太大”，次日即被警察“拍肩膀”请去，二十五天后放出。一○年七月三日，丁欲赴滇组织知青活动，再次被渝警刑拘，十余名警察搜宅，取走丁女电脑，八月六日取保候审。一一年七月六日，丁第三次被捕，罪由为一○年九月网上发表《全国知青联合起来》，“煽动”知青集会，组织声援上海在押赴疆女知青张维敏。七月八日以批准劳教为由，撤销行政拘留，九日下达劳教《决定书》。但七月十四日，取保候审一年将满，警方撤销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劳教决定书中将一○年七月三日至八月六日的刑拘羁押折抵一月劳教期限。刘晓原律师认为前后两案如此折抵显属违法。一○年七月刑拘，次年七月撤销，应依法国家赔偿，不能用于折抵另案劳教期限。
知青问题乃中共政府最头痛的“历史遗留问题”之一，甚至比右派还头疼，因为知青比右派年轻，折腾能力还很强。丁要组织“全国知青代表大会”，赴各省串连知青，直触大忌，官家当然要消灭“不稳定因素”于摇篮。
去年十月八日，丁惠民依《行政诉讼法》向法院提出申诉，规定七日须覆，可至今“明月不归沉碧海”。今年一月三日，刘晓原律师自京飞渝，携家属要求重庆一中院立案，答复不予受理；再跑巿高院、检察院、人大，均告知丁案事涉上访，“内部规定”不予受理。丁的合法诉权便如此这般被剥夺，失去最后的司法救济途径。丁现“服役”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一度绝食以抗。
重庆知青没有上海“疆青”的抱团，无人敢为丁写联名信呼吁，更无每周一次集体“街访”。刘晓原律师只有指望“社会关注”。家属受到警告：“不要对外声张，不要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否则……”。刘晓原律师因关注艾未未案，去年被京警秘押五天，无任何法律手续。刘的律师事务所，年检也一直“被麻烦”。
丁惠民“成名作”
丁惠民，五三年出生上海工人家庭，六九届初中生，七一年赴云南兵团景洪农场，后任小学教师。他的“成名作”为七九年一月滇青进京请愿总指挥。七八年秋，西双版纳五万余沪川知青因文明与落后差距极大──从现代城市来到刀耕火种原始村寨，率先起来京访，点燃大返城火把。七八年十月丁惠民起草给邓小平的请愿信，上捺三百多知青手印。国务院例转滇省，没了下文。十二月八日，鉴于二团农场领导将知青述愿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版纳知青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召开，七十多营级农场一百二十多名代表（须持百名以上知青签名的“代表证”），选出赴京请愿筹备组，丁被推举为总指挥，上万知青送行，并坚持罢工。
首批代表在昆明弄丢几千元募款经费，冲进车站欲直接上车，被阻拦后卧轨，致使滇黔线中断三天，版纳六万知青则几乎全部停工！
七九年一月四日，王震在京接见丁惠民一行，先痛斥知青闹事，再大骂“四人帮”，晚上请看美国影片《巴顿将军》，但回避实质问题。知青代表刘庭明见王震欲走，喊了一嗓子：“王震，你不准走！你还没回答我们的实际问题！”王震大怒，京访告崩。
慑于王震之威，丁一行紧急回滇，途中丁向王震写检讨信，承认犯下大错，誓当扎根派予以弥补，同时向留守版纳的副总指挥胡建国发报：立即复工！此前，丁已与农垦总局签约（一月二日下发），保证滇青放弃回城立即复工，官方则承认请愿团的合法性。但版纳知青士气正旺，不相信复工电报为丁所发，与丁核实。丁明确回电：“立即复工！立即复工！指挥部人员要带头复工！”不少版纳知青因此恨丁，认为他是接受招安的宋江。大返城还是依赖高层的“阶级觉悟”。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云南省委认识到“抱来的孩子养不住”，省委书记安平生：“不愿留的，统统都走。”知青们万万想不到难如登天的回城愿望居然“一夜成真”！生怕政策有变，抢办回城手续，一些农场干脆将公章用铁丝拴在办公室门上，听任知青各取所需。
丁惠民最初担心被骂“当了宋江”，且在报上发表“坚决扎根”的公开信，在重庆磨磨蹭蹭不敢回景洪，后见“形势发展很快”，一月二十三日才回。为守承诺，他眼巴巴看着五万余知青狂喜回城，苦撑至年底，丁母提前退休，才顶替至湖北崇阳县仪表厂（油漆工），并与回渝的版纳女知青结婚。八五年，丁调重庆工业搪瓷厂（烧瓷工）。九四年厂子倒闭，丁妻代缴社保十五年，○九年五十五岁退休（油漆工、烧瓷工均属特殊工种），现每月退休金两千零，算得“善终”。
“他还活在那个时代”
丁惠民对大返城有功，他很怀念那一段“峥嵘岁月”。前些年回版纳，立一大牌：“知青有事，请找丁惠民”，附留手机号码。近年，他押房得款五万，办了重庆版纳知青网、出版画册、知青旅游文化节等，希望重聚知青。《南方周末》○九年一月载文《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有知青说“他依然活在那个时代”。丁希望老知青有问题集中于他，通过他“包打天下”去上访解决。
丁女网文抱怨“职业革命家”的父亲未对家庭尽责，她从小到大所有费用均赖母亲打工。丁妻收入微薄，丁却常用妻子的辛苦钱资助他人，加上投资失败，欠债数万，只能离婚以让妻女避债。最能说明“他还活在那个时代”的一则细节：丁床边一直放着《毛选》。他网上致信政治局，要求政治局委员认真学习《毛选》五卷。丁其实也是某一类型的“文革遗老”。
“有悔”“无悔”，成为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基本评价的重大分歧。十年前，成都知青聚会，横幅“青春无悔”被不同意见者扯下：“无悔？你们无悔你们就回去！”一群老“疆青”在上海虹口公园跳新疆舞，其中一位说：“都是苦中作乐，一肚子委屈，无处申诉，只有等见到马克思，再慢慢诉说了。”
丁惠民“三进宫”，上访成罪，岂不等于不准上访？“请”他进去住一阵，当然意在让知青失去“领头的”。有点名气的“知青领袖”，就剩下这位还在“焕发生命力”。上海的张维敏判三缓三出来了，重庆的丁惠民却进去了，只要老知青还如此受“重视”，套用张爱玲《金锁记》的结束语：五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还没完，完不了。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3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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