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 “2012年将是很热闹的一年！”近来，不少专家学者都作出这样的预测。新年至今不过才短短2个多月，中国就已经上演了精彩的四大传奇故事，包括广东乌坎村变、浙江吴英案、韩方大战、王立军奔美领馆。因此有台湾媒体发表社论指称2012年注定是个故事之年，中国人与其看大戏，不如呼吁体制改革以促变。
台湾《世界新闻网》2月16日发表社论，指中国的2012要用故事读懂和求变，因为开年以来故事不断，而目前已有的四大故事各自有一个焦点，分别是民主、法治、自由、权斗；每一个都情节曲折牵动各方；每一个都难分难解；更重要的，是每个故事至少对应着中国现在一个体制性问题。
首先是广东汕尾的乌坎村变。2011年这里爆发土地纠纷，村民怀疑被腐败的村镇官员藉土地贪污，多方举报，最后上访代表死在公安手上，激起村民愤慨，集体行动，守护村庄，终获批准改选、查案。目前其村民代表选举，再一次以自己的力量，推动农村政权民主化的改革。但是，有舆论指出，乌坎农民的胜利还只是初步和暂时的胜利，有主管政法的领导曾威胁，乌坎的事没有完，因为这是“向进攻”。但无论如何，乌坎已成为中国第一个集体维权成功，而且维出民主权利的村庄。
如果说乌坎村变与民主二字有关，则浙江的吴英死刑案，正火烤中国的法治。《世界新闻网》社论这样描述。吴英是浙江东阳的女民营企业家，被判“非法集资”罪，浙江两级法院都判其死刑，举国为之哗然，各方都吁请最高法院死刑复核，重新审理。外界评价吴英案看似简单，实则背景复杂。社论分析，之所以说案情简单，是因为吴英涉嫌的违法行为如“非法集资”，在中国大陆其实十分普遍，仅温州一地，就成百上千。而说其背景复杂，是吴英的财产被非法瓜分，审理中居然有十数官员联名上书要求杀吴英，介入的公司中有大批退休法官，案件疑似严重官商勾结，劫掠私产。
紧接其三的韩方大战，则是大陆青年作家韩寒起诉打假斗士方舟子的故事。牵动无数人心，交战格外激烈。《世界新闻网》社论指出，打假斗士方舟子质疑韩寒作品是他人代笔，而更值得留意的，是韩方大战，起源于“韩三篇”，即韩寒谈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三篇文章。
“韩三篇”被一方视为其全面转向，由反建制到粉建制，所以不是简单的文坛之战，而是一场知识界全面卷入的意识形态之战。
最后一个故事，是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跑进成都美国领事馆，曝光重庆的种种机密，这也是“最要命”的故事。情节虽未见全面曝光，但其情节精彩过许多小说电影，一出出政坛大戏，都以进行式展开，剧情超过好莱坞电影细节，悬念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它已经把那些所谓的‘唱红打黑’的包装扯烂，把官场的遮羞布撕开，令无情的权力斗争赤裸裸地摊在人们眼前，还留下一个大问号，如何解释和处置为抢夺权力而编织坏故事的人。”《世界新闻网》社论如此评析。
《世界新闻网》说，这四个故事暗中牵动着中国接下来的走向，刺开了中国现在四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躯体，向人们展示着那血淋淋的伤口，令人们不能不直面，中国真的如有人呼喊的那样，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不能不变了。
《世界新闻网》在2月15日曾发表另一篇社论，指称现今的中国人“与其看大戏，不如呼吁体制改革”。文章说道，王立军风波涉及的面广，内幕复杂，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令人遐想，再加上官方在网路上开放绿灯，引发了数以亿计中国人的“围观”，虽然很好看，但也很悲哀。因为“剧情的所有指向，都表明今天的中国，缺乏制度，也缺乏法治，依然维系在人治的层面。”所谓的唱红打黑，有太多的“包装政绩”和掩盖其背后的“血腥”之嫌，“谁来监督”，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文章质疑，中共中央对王立军的调查检验能够公开吗？没有制度，没有监督，没有透明度的时候，今天的胜者，今天的加害者，或许就会重蹈昨天失败者受害者的命运。
不过，令大陆网民犹疑的是，王立军事件已经过去一些日子了除了中国外交部早先那个简短的消息发布，再也没有见到任何官方的新消息了。坊间的各种传闻如同野火般蔓延，几乎每个小时都有新的说法被创造出来，流传出去，但是谁也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最新的谣传，是王立军“被精神病”了，鬼晓得那是官方的版本还是民间的意淫。
王立军之所以要走那一步险棋，自有他的道理。事情既然发展到了这步田地，谁也hold不住了。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是痴人说梦。想把王立军打成今日的林彪叛党集团，那是异想天开；想把王立军关进精神病院，让他得精神病，那形同玩笑；想让王立军成为冤死鬼，更是困难重重。
其实这年头在中国的官场里混，都早就“被精神病”了。这一点，对于无论王立军无论指控谁，人们都不会大惊小怪的。至于王立军事件出来后，该调查谁，掩盖谁，该使用什么证据，该忽略什么证据，这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也可以说，为平衡各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服务须下工夫；在平衡好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后，再决定怎么办。这大概是这些天没有王立军的新的消息的原因。中国人若记忆不差，就知道在毛泽东时代，出了这种事情也是要等很长时间才公布的；因为先要在党内一层层打招呼，做思想工作。党内的思想统一了，然后再告诉全国人民出了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总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但那个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利益集团，也就是毛主席利益集团，比今天简单多了。
但毛泽东时代毕竟过去了，如今谁都别想万岁万万岁，谁也不可能“取得伟大胜利”了。王立军事件后，不管是谁得益谁失意，这都很可能是过眼云烟；但谁也不知道下个月又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把谁的家俬给捅出来。王立军去得美国领事馆，别的官员难道就去不得？要是官员们都一窝蜂往美国领事馆跑，那怎么办？！所以，王立军事件无论如何是要处理的。关键是如何处理这件事。但这种事情着藏着总不是办法；越是保密，就越有更多的谣言流传出来。
中国自从几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谣言大国，无论政府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半信半疑。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整天在党内外疯传，连伟大领袖都拿那没有法子——总不能不让夫妻在被窝里传播小道消息。如今的互联网，使谣言以光速传播，如同野火般蔓延，这是任何防火墙都挡不住的。
在这种局面下，处理王立军最好的法子，就是公开。王立军无论做了什么错事或犯了什么罪，都不会牵涉到任何军事机密或外交机密。把他的案子拿到阳光下，让最高检察院成立一个特别调查组，把事情原原本本地搞清楚，然后依法处理，这是最好的办法。
与此同时，也给王立军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让他请个律师，在法庭上把他的道理说清楚，让法律来决定最后该如何处理。这样处理，不但会使各种谣言不攻自破，也会让各大利益集团的利益得到合理的平衡。固然这一次是有人一定要要倒霉了，但比起逼王立军生精神病，要好一万倍。
查古今中外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不能公正对待外国人，就不能公正对待本国人；不能公正对待外族人，就不能公正对待本族人；不能公正对待女人，就不能公正对待男人；不能公正对待老人、小孩，就不能公正对待强青壮年；不能公正对待穷人，就不能公正对待富人；不能公正对待平民，就不能公正对待官员；不能公正对待恶人，就不能公正对待好人；不能公正对待犯人，就不能公正对待合法公民；不能公正对待弱势者，就不能公正对待强势者。
不能公正对待他人的人，也必然会受到不公正对待！对他人的不公正，也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不公正。
但在今天，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不透明。政府总是低估老百姓的智力和知识水准，说什么话总是要遮遮掩掩的，做什么事总是鬼鬼祟祟的。这种做法在以前信息闭塞的时代也许还凑合，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是不行的。要是不把王立军事件在阳光下光明正大地处理好，要不了多久，“维基解密”就会把真相捅了出去。就是维琪解密不去捅这个真相，那成千上万的网路水军，也会创造出几个“真相”出来。
《世界新闻网》说的好，2012年开春这四个故事暗中牵动着中国接下来的走向，刺开了中国现在四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躯体，向人们展示着那血淋淋的伤口，中国的出路在于体制的改革，或者革命。这个问题在近来因为韩寒的文章，网络上也已经谈论了长时间。恐怕没有多少人不赞成中国需要改变，但还是一个老问题，就是代价少的改革好，还是来得快的革命好。这个问题之所以困扰着人们，是因为人们总是会进入一个误区，以为自己有选择的机会。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既没选择的资格，也没机会。
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选择的机会，有。但不是我们老百姓有，而是当权者有。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大多数人有选择的机会。而专政之所以成为专政，就因为选择的机会被一小撮人给垄断了。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大权，而且垄断了几乎所有选择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现实。
假设老百姓有选择的权利，相信大多数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代价比较小的改革道路。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革命？难道利比亚的人民就很傻，就不知道改革的代价会比较小？一定要死伤几万人才好玩？不用很聪明的人都知道，那是因为独裁专制的集团不准改革。卡扎菲不准改革和人民要改革之间无法调和，就只能革命了。无论管叫改革还是革命，总之是革了专制独裁的命，革了上层利益集团的命。如果改革触动的利益不大，双方都可以接受，那么温和的改革就可以进行下去。比如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中国，那时候各阶层人们的经济利益差别不大，没有多大的利益冲突。干部和百姓的主要差别是政治权利和自由度，也就是指挥者和被指挥者的矛盾，不是阶级矛盾。那时候给予人民民主的权利和经济上的自由，干部们失去的特权不多，而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可以部分弥补失去的特权；就像苏联和东欧的革命一样，一些人满腹怨言可是并非无法接受。对于改变专政体制来说，这是最温和的革命了。当然，统治阶层失去特权还是会带来巨大的震动，不是幻想的那样温和，但受到全社会的支持。
现在的中国经过了30年改革，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经过30年的酝酿，阶级差别已经非常明显。各阶级的利益也已经严重地对立或者冲突，之间对各种事务和事件的判断差别巨大，已经难以弥合。官方不讲理，所以老百姓也早就不习惯于讲理了；只要街头发生了官民冲突，围上来的老百姓也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见官就打，打完了还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阶级对立已经走向极端的证据。这种形势下靠讲理来解决阶级矛盾，恐怕双方都不会接受。温和改良的道路，得不到任何社会现实的支持。因为温和改良也就是讲理的革命，讲理就需要双方都接受才行得通。老百姓其实都想要讲理。老百姓是弱者，讲理对弱者最有利。问题是强者们不想讲理，一个巴掌拍不响。现在的官僚资产阶级拥有巨大的利益，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讲理，叫与虎谋皮。这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所以现代中国的温和改良派，是不现实的幻想派。因为国际资本需要温和的改良不喜欢革命，所以有资源支持温和改良派，因此就有了拿空中楼阁换取资本援助的吃货。
除了官僚资产阶级那1%的人口之外，在90%以上的贫穷阶级之上还有一个中间阶级，或者叫做中产阶级，他们比上不足，却比下有余。虽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随着经济危机正在下降到贫民阶级，但思想上还保留着中产的面貌：比上他们满腹怨言强烈抨击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比下他们很满足于已经温饱的现实。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要改变但不要大的代价，要革命但只要温和的革命。这些人就是温和改良派的社会基础。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是多数。
革命一定会像描写的那样恐怖吗?不一定。如果统治集团内部稳定，团结一致，就像卡扎菲那样，革命就不得不流很多血；但如果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一些比较明智的人出面发动，就像苏联和埃及那样，不会流很多血。但需要长期的调整和反复，总的代价不会少。普京执政的俄罗斯付出的代价，不比流血的革命少。所以，无论是什么形式的革命或改革，不付代价是不可能的，就像天上不可能掉馅儿饼一样。温和改良派的鼓吹者们盛产于美国，这些美国人和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似乎忘记了美国的历史。美国是第一个依靠民众的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在它改良民主制度的过程中也充满了暴力。在它维护现有的民主社会时，也依靠着警察和军队的有组织的暴力，只不过它革命成功后，一劳永逸地建立了以人权为基石的民主共和的宪政制度，两百年来风雨不倒，和谐稳定。
所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戏规则，需要依靠合理的暴力去建立和维持。如果不能或者没有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暴力就是唯一可行的规则了。总之不可能没有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合理的规则，就有不合理的规则。
对不能改弦更张、走宪政之路的的中国官方来说，它的明天，很有可能如中共元老叶剑英之女叶向真2012年2月8日在《炎黄春秋》新春团拜会上所指出的，“中国历史证明，听不进谏言、只闻吹捧声音的政府终究会灭亡。”
笔者不希望有血流成河的革命，但希望有彻底的改革，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戏规则。这一样有代价，就是全民族灵魂上的革命，思想上的革命。希望所有的人、不管是中国人、美国人，都能享受到平等的人权，只要还有政治犯在监狱里面，只要还有国土没有传播文化的自由和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有责任站出来，为人权、民主、特别是为中国早日走向民主而呼吁：改善人权、启动政改，让所有的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享受到言论、结社、信仰自由。
有网民评价当今的中国社会：凡事不以事实上的真为基础，所以中国往往是无知阶级专横；无知而难圆其谎，所以必终于无耻阶级的专权；现在的立国基础从马列毛主义，讲究残酷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其实就是个四无之国：经济上无产，做人无情，认识上无知，道德上无耻，政治上无法，信仰上无天。这六个“无”加起来，还有归结为“无耻”二字。中国现代思想启蒙家严复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之弊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最值得讨论的问题：“真实”和“意识形态”哪一个的价值更高。应毫无保留地认为，真实的价值远高于任何意识形态。因为，不建立在追求真实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负向价值的，而且迟早一定会轰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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