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讯】人类历史之所以能改变得最快最大、同时也是改变得最文明，最公正，无疑要归功于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整个人类至今恐怕都还生活在封建专制社会。从这一点而言，无论对资产阶级怎样的歌颂，作多么伟大的评价，都不过分。
历史像时间一样，无法往后倒，但历史可以作证，证明我们有那么一个时间段大错特错，证明凡是被我们称作“资产阶级”的，都是好的东西，都是美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性的东西，甚至都是人类所追求所向往的。
一
话说正月初五。
下午三点多打开电视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4频道）正在播“我们和邓丽君的故事”，此时已经是在播故事的“下”了。只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著名歌唱家成方圆与主持人桑晨在那儿聊邓丽君，坐在一旁的有邓丽君的三哥、来自台湾的邓长富先生。
当年的成方圆们对邓丽君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用成方圆自己的话说，把邓丽君那些歌“也曾经掰开了，搡碎了，分析她的歌为什么这么感人？为什么这么好听？”成方圆还说，她那个年代的女歌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从模仿邓丽君的歌走上歌坛的。
节目一播完，由于想敲几句文字，随手关了电视。可当我定下题目后，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上网搜索这档节目。一搜，才发现，这个节目2011年11月中旬就播出了，央视“中文国际”在去年11月11日和18日分上下两次在晚间“天涯共此时”播出。不用说，我又用“视频”搜出观看一遍。此次节目事实上主要采访了三位嘉宾，有邓丽君的三哥、成方圆和台湾专职模仿邓丽君的刘家妏，插播采访的有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作曲家苏越等。
先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如何赞美邓丽君的吧：邓丽君7岁学歌，14岁帮助养家。
由于特殊的原因，她成了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标志，对大陆专业歌手也起到了巨大的影响。那种震撼、那种感染，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邓丽君是一代华语歌坛巨星。
邓丽君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在众多歌迷眼里，邓丽君是最美的。她的歌声，在渴望温柔的人们心里，最终在时光荏苒中，成为了一个美丽的符号和传奇。
成方圆认为：“她是一个天才，她天生就应该是一个歌者。”还说，在那个年代，我们听到更多的是“铿锵有力”的口号似的那种歌词——空洞、乏味、无趣，突然有一个人唱“弯弯的小河，静静的山”等一些人类共有的东西；这个人还会说到爱、会说到我想你、会说到思念、会说到忧伤，正是这种歌词、这种旋律打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东西。
而台湾专职模仿邓丽君的刘家妏小姐谈她的感受时说，她的歌很好听，可她没有架子。她非常受人尊敬和爱戴。她为人很谦虚，很有亲和力。邓丽君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柔，她的气又是非常非常地足。一代歌后将歌曲演绎得清丽脱俗，柔情百转，令人难以逾越。
节目要结尾处，在刘家妏小姐模仿演唱了邓丽君的歌曲后，主持人桑晨做了“总结”：“……真的是仿佛觉得邓丽君小姐又回到了我们大家的身边。我们真的是想说，邓丽君的歌声让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华人朋友都感受到了那一份悠久的中华文化，和一分特殊的温暖的情怀。我们要说的是，邓丽君应该是我们所有中国人永远的骄傲。尽管她现在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十五年来，我们大家仍然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怀念这位传播中华文化的美丽使者。……”
邓丽君虽然已逝去十多年了，但人们一直在怀念她。
二
看着这样的节目，不由得内心翻滚。特别是在节目中听到主持人桑晨说，在那个年代，我们管邓丽君的歌叫“靡靡之音”时，很自然地又联想到“资产阶级”。我们当年所说的“靡靡之音”，就是因为把它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才让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国家里的多少亿人唯恐避之不及，更不敢接受。我们害怕资产阶级，不，我们仇视资产阶级。
当然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缘故。除了意识形态不同，除了我们自己是穷光蛋，没有人能说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是如此地害怕资产阶级。
今天知道，当时的有些大人物一边在享受着资产阶级，甚至听着邓丽君，却一边对外面说邓丽君唱的都是些“靡靡之音”，是资产阶级情调，一如今天我们有些官员，刚刚还在接受贿赂，转脸就能在主席台上大讲如何请正廉洁，如何奉公守法；又如我们另外一些高官，一边骂美国骂西方骂那些特别讲民主自由讲人权公道的国家，一边却坚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被他们诅咒的地方去。让人不可思议。
也许是报应！三十几年前，一觉醒来，我们事实上很抽了自己几个耳光，掴了自己一个又一个嘴巴，腆着脸开始学习资产阶级，学习资本主义，学习“靡靡之音”。当然我们取了个自我解嘲的名目：改革开放。奇怪的是，歌还是那些歌，耳朵还是那些耳朵，大脑也还是那些大脑，一下就变得喜欢了！也不怕资产阶级、不怕“靡靡之音”了！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那会儿，在电视节目中看到我们一些人在那里大谈三十年音乐界的变化，谈纪念台湾歌星邓丽君，节目最后说这位歌星将与她的歌声永存不朽。说你不信，当时自己的心真是感到隐隐作痛：我们原当作“腐朽的资产阶级”大批而特批的“靡靡之音”及其歌星，现在却要说人家将会永存不朽了。“我们”早干什么去了！不觉得很丑吗？是不是至今仍然还在做着一件又一件类似的蠢事！
慢慢地中国人明白了：偌大一个国家，原来我们并非真的恨资产阶级恨资本主义，恨的只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切快乐享受，我们的官员我们的统治者都想要，只是别把那些东西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此外，对人民要永远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因为一旦全盘接受了资产阶级，完全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的官员就享受不到原先享受的那一切了。这是多么地荒唐，又是多么地奇丑无比哦！
在《我们和邓丽君的故事•上》中，主持人问邓丽君的三哥，邓丽君生前是否谈到过想到大陆来演唱，憨厚的邓长富回答说有过，并且告诉台下的歌迷们，说邓丽君还表示来大陆可以为她的那些歌迷们免费演唱。而节目中成方圆说中国的“君迷”们最遗憾的就是邓丽君生前没能回到大陆，满足她的歌迷们见上她一面。
这些当然都是台面上的话。到底是什么原因阻碍了邓丽君到大陆演唱，怕是只有邓丽君以及大陆官方自己心里最清楚。尽管当时我们已经实行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恐怕还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还是害怕所谓的“资产阶级”，害怕“靡靡之音”，特别是一会要“清除精神污染”，大反“人性异化”，一会又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常的人性在大陆一直不能得到回归。如此这般，大陆不会邀请邓丽君，邓丽君见这种“阵势”也绝不会主动提出。
记得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说，当年邓丽君曾就自己什么时候回大陆演唱说过这样的话：“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之前，将永不踏入大陆……”
看来，中国几十年来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教育太坏，意识形态太坏。这么大一个国家，大半个世纪不教人民走正道，教人民说谎，教人民欺骗，教人民作恶，教人们拒绝人性，拒绝好的东西、美的东西；把明明是好的东西、美的东西说得一钱不值，如何如何不堪。
虽然对美的、好的东西由于不可能而没有全部拒绝，但已经把人心搞乱了，让人的灵魂分不清什么是好是坏，什么是美是丑。直到现在，我们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依然还是这种德性：一旦因意识形态出现分歧或所谓需要维稳拒绝某种文化、拒绝某种文明，就说那些是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甚至说那是西方的。而只要说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甚至只要说是西方的，就不是好东西，在极端时候或极端场合，还会拿出毫无人性的手段进行对付，甚至连法律都不放在眼里，叫嚣法律也不能做公民自我保护的“挡箭牌”。
我们一直不敢说真话，一直拒绝人性，拒绝发自灵魂深处的认知和判断，在是非美丑中挣扎、折腾。直到现在，我们动不动还鼓吹所谓的主流，仿佛凡主流的，就是好的，非主流就是不好的。殊不知，大半个世纪，我们有那么几个时间段，当时被称作主流的东西都是虚假的、错误的、丑陋的、非人性的，甚至反文明，反社会，反人类。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前不久有官员把一些合法在中国进行采访报导并主持公道正义的外国媒体说成是“烂媒体”，还说什么这些媒体如果也能相信，“母猪都会上树”。像这种“主流”，仍在祸害着我们的社会，祸害中国人民。
三
那么，我们教育太坏（包括意识形态太坏）的这种根源又是什么呢？是无知，只能是无知，是原本无知却自以为知。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意识形态真是愧对了孔夫子，因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论语”中极为鲜明的教育思想，更是孔夫子对他三千弟子的教诲。
如果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我是认可的。如果说我们对孔夫子的这种教育思想应当弘扬和传承，我也会举双手赞成。遗憾的是，我们只知道在世界上到处建孔子学院，却把孔夫子这种最应该传承的教育思想忘到九霄云外。须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大半个世纪来所出现的很多问题的根源，正是由于统治者忘记了孔夫子的这句话。
前段时间读了一点柏拉图，感觉很好。尽管他有一些历史的局限性，但他的那些伟大思想及深刻的认知是同时代的中国先贤们所不及的。正如有一种说法：“哲学其实就是哲学史，后来的全部西方哲学只不过是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的注脚或展开。”（《形而上学•总序》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人类文明史上最有名也最具哲学意义上的“对话”，以我这个孤陋寡闻者看来，估计就要数柏拉图的那些“对话”了。柏拉图在多篇对话中都谈到了教育谈到了人的无知以及因无知带来的愚蠢，带来的恶果。当我们读到两千多年前这位古希腊先贤的思想观点，也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一个中国”——如果再说得直白点，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是由一群无知者来管理来统治的。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说：“有些人头脑简单，以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就是知识”（《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第81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样，导致有“一类非常巨大的、极坏的无知，如果将它区分出来放在天平上称一称，那么它的份量超过其他所有无知种类的总和。”（第20页）而这种无知就是“以为自己知道，而实际上并不知道，这是理智所犯全部错误的最大根源。”（第21页）如果说要原谅这种无知者，只有相信据说“所有无知者都是不自愿的”（同上，第21页）。可对于那些在无知者领导或叫统治下受尽苦难的人们，他们实在很难说出“原谅”二字了呀。
因为这些苦难都是统治者的无知给他们带来的，正如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所比喻的：“这些船过去就有许多裂缝，今后肯定也会出现新的裂缝，是由船长和其他水手的邪恶引起的。他们是罪人，他们的罪就是极端的无知。他们对真正的政治方面的真理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然而却认为自己从头到尾都知道，以为自己在这种技艺方面所受的教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第158页）
在柏拉图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当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见《政治家篇》。第118页）又说，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有三种情形，第二种是“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高大、更英俊，认为自己的身体比实际上更好”，而第三种是“认为自己德性极高，而实际上并不是”（见《斐莱布篇》。第236页）。其实，绝不仅仅只有个人才会出现这些情形，大半个世纪来，这个星球上某些国家某些组织不也正是这种“德行”吗？
柏拉图认为：无知就是一种恶。“以为自己的愚蠢就是智慧，其结果就是我们不懂的那些事，在行动中犯下不可避免的错误。因此，每个人必须力避极端的自爱，要步步紧跟比自己好的人，决不要认为这样做是一种耻辱。”（见《法篇》。第490页）其实，“力避”的绝不仅仅只是“每个人”，而应该是每个社会每个国家。且不说不能动不动就要分东方西方，更不应该因为一些“好”是西方的就不肯学。
当然最可怕的是，由于“人的愚蠢情况更加复杂，它意味着愚蠢者不仅只受无知之苦，而且也受他本人的智慧的欺骗，设定他自己知道所有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事情”，特别是“当这样的无知伴随着出众的能力或权力”，就会成为“一种滔天大罪的源泉”（见《法篇》。第624页）。别的国家的人民感觉如何，我不敢说，只知道，我们这个国家的人民对这种“滔天大罪”怕是早已受够了。
所以我要说，中国极需要做的就是改革我们的教育，改变我们的意识形态，最要紧的就是如何提高权威尤其是提高统治者的认知水平，再也不要口是心非，再也不要自欺欺人。否则，谁也无法预见中华民族会坠入怎样的无底深渊。
总说吃一堑长一智，可好像我们也总是只能长一智，却不愿意举一反三。知道原先被划在“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原来是天下人所爱，我们终于接受了，可谁也说不清还有多少资产阶级好的东西至今被我们反对着，甚至仇视着，等待着我们去认知和接受。
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最差，进步最慢。因此，我只能说：中国普通百姓的命苦啊！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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