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6日訊】人類歷史之所以能改變得最快最大、同時也是改變得最文明，最公正，無疑要歸功於資產階級。沒有資產階級，整個人類至今恐怕都還生活在封建專制社會。從這一點而言，無論對資產階級怎樣的歌頌，作多麼偉大的評價，都不過分。
歷史像時間一樣，無法往後倒，但歷史可以作證，證明我們有那麼一個時間段大錯特錯，證明凡是被我們稱作「資產階級」的，都是好的東西，都是美的東西，都是符合人性的東西，甚至都是人類所追求所嚮往的。
一
話說正月初五。
下午三點多打開電視機，央視中文國際頻道（4頻道）正在播「我們和鄧麗君的故事」，此時已經是在播故事的「下」了。只見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著名歌唱家成方圓與主持人桑晨在那兒聊鄧麗君，坐在一旁的有鄧麗君的三哥、來自台灣的鄧長富先生。
當年的成方圓們對鄧麗君的崇拜幾乎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用成方圓自己的話說，把鄧麗君那些歌「也曾經掰開了，搡碎了，分析她的歌為什麼這麼感人？為什麼這麼好聽？」成方圓還說，她那個年代的女歌手，有一個算一個，都是從模仿鄧麗君的歌走上歌壇的。
節目一播完，由於想敲幾句文字，隨手關了電視。可當我定下題目後，不知該說什麼好，只好上網搜索這檔節目。一搜，才發現，這個節目2011年11月中旬就播出了，央視「中文國際」在去年11月11日和18日分上下兩次在晚間「天涯共此時」播出。不用說，我又用「視頻」搜出觀看一遍。此次節目事實上主要採訪了三位嘉賓，有鄧麗君的三哥、成方圓和台灣專職模仿鄧麗君的劉家妏，插播採訪的有著名歌唱家李谷一、作曲家蘇越等。
先來看看我們今天是如何讚美鄧麗君的吧：鄧麗君7歲學歌，14歲幫助養家。
由於特殊的原因，她成了一個文化符號，一個標誌，對大陸專業歌手也起到了巨大的影響。那種震撼、那種感染，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的。
鄧麗君是一代華語歌壇巨星。
鄧麗君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
在眾多歌迷眼裡，鄧麗君是最美的。她的歌聲，在渴望溫柔的人們心裡，最終在時光荏苒中，成為了一個美麗的符號和傳奇。
成方圓認為：「她是一個天才，她天生就應該是一個歌者。」還說，在那個年代，我們聽到更多的是「鏗鏘有力」的口號似的那種歌詞——空洞、乏味、無趣，突然有一個人唱「彎彎的小河，靜靜的山」等一些人類共有的東西；這個人還會說到愛、會說到我想你、會說到思念、會說到憂傷，正是這種歌詞、這種旋律打動了人們內心最柔軟的東西。
而台灣專職模仿鄧麗君的劉家妏小姐談她的感受時說，她的歌很好聽，可她沒有架子。她非常受人尊敬和愛戴。她為人很謙虛，很有親和力。鄧麗君的聲音非常非常的柔，她的氣又是非常非常地足。一代歌后將歌曲演繹得清麗脫俗，柔情百轉，令人難以踰越。
節目要結尾處，在劉家妏小姐模仿演唱了鄧麗君的歌曲後，主持人桑晨做了「總結」：「……真的是彷彿覺得鄧麗君小姐又回到了我們大家的身邊。我們真的是想說，鄧麗君的歌聲讓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華人朋友都感受到了那一份悠久的中華文化，和一分特殊的溫暖的情懷。我們要說的是，鄧麗君應該是我們所有中國人永遠的驕傲。儘管她現在已經離開了我們，但是十五年來，我們大家仍然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懷念這位傳播中華文化的美麗使者。……」
鄧麗君雖然已逝去十多年了，但人們一直在懷念她。
二
看著這樣的節目，不由得內心翻滾。特別是在節目中聽到主持人桑晨說，在那個年代，我們管鄧麗君的歌叫「靡靡之音」時，很自然地又聯想到「資產階級」。我們當年所說的「靡靡之音」，就是因為把它定義為「資產階級的」，才讓這個星球上最大的國家裡的多少億人唯恐避之不及，更不敢接受。我們害怕資產階級，不，我們仇視資產階級。
當然誰也說不清到底是什麼緣故。除了意識形態不同，除了我們自己是窮光蛋，沒有人能說出來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我們是如此地害怕資產階級。
今天知道，當時的有些大人物一邊在享受著資產階級，甚至聽著鄧麗君，卻一邊對外面說鄧麗君唱的都是些「靡靡之音」，是資產階級情調，一如今天我們有些官員，剛剛還在接受賄賂，轉臉就能在主席台上大講如何請正廉潔，如何奉公守法；又如我們另外一些高官，一邊罵美國罵西方罵那些特別講民主自由講人權公道的國家，一邊卻堅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被他們詛咒的地方去。讓人不可思議。
也許是報應！三十幾年前，一覺醒來，我們事實上很抽了自己幾個耳光，摑了自己一個又一個嘴巴，腆著臉開始學習資產階級，學習資本主義，學習「靡靡之音」。當然我們取了個自我解嘲的名目：改革開放。奇怪的是，歌還是那些歌，耳朵還是那些耳朵，大腦也還是那些大腦，一下就變得喜歡了！也不怕資產階級、不怕「靡靡之音」了！
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那會兒，在電視節目中看到我們一些人在那裡大談三十年音樂界的變化，談紀念台灣歌星鄧麗君，節目最後說這位歌星將與她的歌聲永存不朽。說你不信，當時自己的心真是感到隱隱作痛：我們原當作「腐朽的資產階級」大批而特批的「靡靡之音」及其歌星，現在卻要說人家將會永存不朽了。「我們」早幹什麼去了！不覺得很醜嗎？是不是至今仍然還在做著一件又一件類似的蠢事！
慢慢地中國人明白了：偌大一個國家，原來我們並非真的恨資產階級恨資本主義，恨的只是資產階級、資本主義之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的一切快樂享受，我們的官員我們的統治者都想要，只是別把那些東西說成是資產階級的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此外，對人民要永遠反對資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因為一旦全盤接受了資產階級，完全實行資本主義，我們的官員就享受不到原先享受的那一切了。這是多麼地荒唐，又是多麼地奇醜無比哦！
在《我們和鄧麗君的故事•上》中，主持人問鄧麗君的三哥，鄧麗君生前是否談到過想到大陸來演唱，憨厚的鄧長富回答說有過，並且告訴台下的歌迷們，說鄧麗君還表示來大陸可以為她的那些歌迷們免費演唱。而節目中成方圓說中國的「君迷」們最遺憾的就是鄧麗君生前沒能回到大陸，滿足她的歌迷們見上她一面。
這些當然都是檯面上的話。到底是什麼原因阻礙了鄧麗君到大陸演唱，怕是只有鄧麗君以及大陸官方自己心裡最清楚。儘管當時我們已經實行了所謂的改革開放，恐怕還是意識形態在作怪，還是害怕所謂的「資產階級」，害怕「靡靡之音」，特別是一會要「清除精神污染」，大反「人性異化」，一會又是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常的人性在大陸一直不能得到回歸。如此這般，大陸不會邀請鄧麗君，鄧麗君見這種「陣勢」也絕不會主動提出。
記得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說，當年鄧麗君曾就自己什麼時候回大陸演唱說過這樣的話：「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那一天」，「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之前，將永不踏入大陸……」
看來，中國幾十年來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教育太壞，意識形態太壞。這麼大一個國家，大半個世紀不教人民走正道，教人民說謊，教人民欺騙，教人民作惡，教人們拒絕人性，拒絕好的東西、美的東西；把明明是好的東西、美的東西說得一錢不值，如何如何不堪。
雖然對美的、好的東西由於不可能而沒有全部拒絕，但已經把人心搞亂了，讓人的靈魂分不清什麼是好是壞，什麼是美是醜。直到現在，我們在某些方面、某種程度上依然還是這種德性：一旦因意識形態出現分歧或所謂需要維穩拒絕某種文化、拒絕某種文明，就說那些是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甚至說那是西方的。而只要說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甚至只要說是西方的，就不是好東西，在極端時候或極端場合，還會拿出毫無人性的手段進行對付，甚至連法律都不放在眼裡，叫囂法律也不能做公民自我保護的「擋箭牌」。
我們一直不敢說真話，一直拒絕人性，拒絕發自靈魂深處的認知和判斷，在是非美醜中掙扎、折騰。直到現在，我們動不動還鼓吹所謂的主流，彷彿凡主流的，就是好的，非主流就是不好的。殊不知，大半個世紀，我們有那麼幾個時間段，當時被稱作主流的東西都是虛假的、錯誤的、醜陋的、非人性的，甚至反文明，反社會，反人類。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如此。前不久有官員把一些合法在中國進行採訪報導並主持公道正義的外國媒體說成是「爛媒體」，還說什麼這些媒體如果也能相信，「母豬都會上樹」。像這種「主流」，仍在禍害著我們的社會，禍害中國人民。
三
那麼，我們教育太壞（包括意識形態太壞）的這種根源又是什麼呢？是無知，只能是無知，是原本無知卻自以為知。在這一點上，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意識形態真是愧對了孔夫子，因為「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是「論語」中極為鮮明的教育思想，更是孔夫子對他三千弟子的教誨。
如果說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我是認可的。如果說我們對孔夫子的這種教育思想應當弘揚和傳承，我也會舉雙手贊成。遺憾的是，我們只知道在世界上到處建孔子學院，卻把孔夫子這種最應該傳承的教育思想忘到九霄云外。須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大半個世紀來所出現的很多問題的根源，正是由於統治者忘記了孔夫子的這句話。
前段時間讀了一點柏拉圖，感覺很好。儘管他有一些歷史的侷限性，但他的那些偉大思想及深刻的認知是同時代的中國先賢們所不及的。正如有一種說法：「哲學其實就是哲學史，後來的全部西方哲學只不過是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哲學的註腳或展開。」（《形而上學•總序》第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人類文明史上最有名也最具哲學意義上的「對話」，以我這個孤陋寡聞者看來，估計就要數柏拉圖的那些「對話」了。柏拉圖在多篇對話中都談到了教育談到了人的無知以及因無知帶來的愚蠢，帶來的惡果。當我們讀到兩千多年前這位古希臘先賢的思想觀點，也就明白了我們為什麼會有「現在這樣一個中國」——如果再說得直白點，那就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是由一群無知者來管理來統治的。
柏拉圖在《智者篇》中說：「有些人頭腦簡單，以為自己相信的東西就是知識」（《柏拉圖全集•第三卷》第81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這樣，導致有「一類非常巨大的、極壞的無知，如果將它區分出來放在天平上稱一稱，那麼它的份量超過其他所有無知種類的總和。」（第20頁）而這種無知就是「以為自己知道，而實際上並不知道，這是理智所犯全部錯誤的最大根源。」（第21頁）如果說要原諒這種無知者，只有相信據說「所有無知者都是不自願的」（同上，第21頁）。可對於那些在無知者領導或叫統治下受盡苦難的人們，他們實在很難說出「原諒」二字了呀。
因為這些苦難都是統治者的無知給他們帶來的，正如柏拉圖在《政治家篇》中所比喻的：「這些船過去就有許多裂縫，今後肯定也會出現新的裂縫，是由船長和其他水手的邪惡引起的。他們是罪人，他們的罪就是極端的無知。他們對真正的政治方面的真理知之甚少或一無所知，然而卻認為自己從頭到尾都知道，以為自己在這種技藝方面所受的教育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第158頁）
在柏拉圖看來：「我們每個人都像是在夢中觀察事物，以為自己完全認識這些事物，然而當醒來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一無所知。」（見《政治家篇》。第118頁）又說，一個人不認識自己，有三種情形，第二種是「認為自己比實際情況更高大、更英俊，認為自己的身體比實際上更好」，而第三種是「認為自己德性極高，而實際上並不是」（見《斐萊布篇》。第236頁）。其實，絕不僅僅只有個人才會出現這些情形，大半個世紀來，這個星球上某些國家某些組織不也正是這種「德行」嗎？
柏拉圖認為：無知就是一種惡。「以為自己的愚蠢就是智慧，其結果就是我們不懂的那些事，在行動中犯下不可避免的錯誤。因此，每個人必須力避極端的自愛，要步步緊跟比自己好的人，決不要認為這樣做是一種恥辱。」（見《法篇》。第490頁）其實，「力避」的絕不僅僅只是「每個人」，而應該是每個社會每個國家。且不說不能動不動就要分東方西方，更不應該因為一些「好」是西方的就不肯學。
當然最可怕的是，由於「人的愚蠢情況更加複雜，它意味著愚蠢者不僅只受無知之苦，而且也受他本人的智慧的欺騙，設定他自己知道所有他其實並不知道的事情」，特別是「當這樣的無知伴隨著出眾的能力或權力」，就會成為「一種滔天大罪的源泉」（見《法篇》。第624頁）。別的國家的人民感覺如何，我不敢說，只知道，我們這個國家的人民對這種「滔天大罪」怕是早已受夠了。
所以我要說，中國極需要做的就是改革我們的教育，改變我們的意識形態，最要緊的就是如何提高權威尤其是提高統治者的認知水平，再也不要口是心非，再也不要自欺欺人。否則，誰也無法預見中華民族會墜入怎樣的無底深淵。
總說吃一塹長一智，可好像我們也總是只能長一智，卻不願意舉一反三。知道原先被劃在「資產階級的」「靡靡之音」原來是天下人所愛，我們終於接受了，可誰也說不清還有多少資產階級好的東西至今被我們反對著，甚至仇視著，等待著我們去認知和接受。
在這一點上，我們認識最差，進步最慢。因此，我只能說：中國普通百姓的命苦啊！
文章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