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血纪》下集（83）

北京时间：2012-01-20 08:08

【新唐人2012年1月2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访

第四节：潘朝元

1979年回重庆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庆后还没有电话，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联系，从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黄沙溪一家百货商店里站柜台，并暂住在大女儿家里，大女儿是重庆干电池厂的职工。

1980年一个星期天，我乘车去了大坪大黄路，并问到了去干电池厂的路。

到了重庆干电池厂，大门传达室里的人将我引出厂门，指着山下傍在嘉陵江边陡壁悬岩半山中的“吊脚楼”，告诉了我潘老大女儿潘丽娜的门牌号数。

我向山下远远望去，认得那些依傍着绝壁札下的“鸽子棚”，还是当年抵抗日寇长驱入侵，国民政府从南京西迁，以重庆为陪都时，跟随着国民政府流落这里的难民留下的遗迹。

这些不愿在日寇铁蹄下当亡国奴的子民们，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也为了从简建起可以遮风避雨的窝，选择了这些绝壁，用木板石头为材料砌成临时“吊脚楼”，成了当年国民政府抗战的珍贵记念留了下来。

它们曾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八千里路云和月”中被搬上银幕。它们的屹立，证明中华民族的子民不屈强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气节。为抗拒日人入侵，他们宁愿在这里风餐露宿过着流浪生活。

没想到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简陋的建筑依然还在，中共三十年来既没有将这些遗迹保护和培修留为文物，现在却被编上门牌号码，变成了贫民窑。毛氏三十年统治，建设竟是白纸一般。

而潘老回到这里安居，真是想都没想到啊！

我沿着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问去，大约走了足足半个小时，终于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儿潘丽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筑的小木房里。当时没有电话，事前我也没有写信告诉他我那一天来访，所以当潘老的女婿打开小木门的时候，带着诧异和陌生问我找谁？

这时在木屋门口仅一尺宽的山路外侧吊脚楼里，响起潘老的回应声。我定睛去看那吊脚楼，靠三根圆木柱，从更低的岩石上支立着。两块厚木板架成了通路。远远看去令人心悬，说不定那阵巨风就会将它连根拔起来吹走。

潘老的回应响过以后，他从关闭的小门里走了出来，一别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热烈的拥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从天而降，来这儿也不给个信。”他还是那么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盐源时精神了许多，虽然头发更花白，但脸却是红润的，显得很健康。他的身后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跟了出来，那是他的小外孙，我来时他正教小外孙做作业。

他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个面积不过六平米，顶上盖着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里的大树作荫蔽，可以减轻太阳对小屋的幅射。

屋里摆着一张小木床，一张小桌和两个小凳，小桌上还摊着小外孙的作业本。虽简陋，但主人却将它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环顾了一下小屋问道：“这小屋冬天恐怕够呛，下面的江风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吗？”

他尴尬一笑，说道：“这总比监狱强些吧！何况，这小屋通风和光线都好，有益于长寿。自陈‘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历三冬，倒也习惯了，被共产党磨出来的，什么苦也不当回事。”

接着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大女儿一家。大女儿在厂里任会计，大女婿姓汪在工厂任技术员。两个外孙，大的已上中学了，小外孙还在读小学。

因为事前大女婿没有任何准备，中午他执意邀请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们便踏着山路向上走去，边走边以这些吊脚楼为话题，谈到当年抗日战争。

抗战时，他才从军校毕业，在汤恩伯的部队里当排长。由于累立战功，抗战胜利时他升到少将军衔，内战时期他的部队打散了，辗转回到重庆。1952年因在深圳偷渡，准备去香港事情败露，被中共边防部队抓捕入狱。

他一生追随孙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决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对抗日战争和对国民党军队的了解，颇得他的教益。

我告诉他，‘平反’后，我回重庆路过成都，曾去张锡锟家。他听到张锡锟母亲和兄妹悲惨遭遇后，唏嘘不巳。

讲到徐伯威时，他说：“1976年我回重庆之初，市委统战部也曾把我请去市参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绝，因为我不愿意按共产党的意图，写国民党当年在重庆的历史。我宁可去商店站柜台，也不愿说国民政府消极抗战。”

于是来劝说他的中共统战部官员，将他分配到黄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点，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资，聊够糊口。

他说：“当局之所以今天对我们保持统战的“客气”，不仅因为三十年统治，原形毕露，民心丧尽，统治地位动摇了，更因为台湾今天发达的经济和实力。随着大陆的开放，国民逐渐了解真情，台湾赢得了中国越来越多的民心，历史定将证明台湾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宁可住在这里昼迎江风，晚看渔火，过着超然脱世的生活”！

说到这里，他停下脚步，望着绝壁下滔滔东流的江水叹道：“几年来，我常常独自站在这里仰望兰天。

春天，当候鸟从南方飞来，秋天大雁从天空掠过，我的心就想到南归，我常常仰天长叹，苏武牧羊十八年，尚有归期，而我也许只好终老这里了”。

这真是：‘几日避风北海游，回从杨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读陆游绝命诗，对诗人临终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当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鸽子棚里，我们俩将他大女儿屋里的沙发抬进他的吊脚楼阁里。与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俩就在这“加宽”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黄昏一过，月光便从那石棉瓦逢里透了进来，银色的月光洒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静夜思”。！

他是我在重庆最知心的知已，我在他面前可以轻松坦露心怀，甚至于个人隐私也无回避，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讲了邹银双的故事，长叹道，年轻岁月被中共所践踏，身处蔡家场偏僻的乡间，不知我底细的“好人家”，又有谁愿把自己的黄花闺女，许配给我这个劳改释放犯？

记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讯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辞了，好在北碚到重庆并不远，今后每逢假节日重逢团聚的时间还多，那时虽然家里还没有电话，但平时，通信问好互道近况则是经常的。

1987年春，我接到潘老给我的信，说他随着全家从黄沙溪悬崖壁上的吊脚楼里，迁到了重庆电池厂新建的职工宿舍，说我半年与他没相见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来了一张他所住大黄路新宅的位置图，按照他图上提供的坐标，我在一个星期天再度专门去拜访他。

从公路上到达那楼房的底层，大约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这样的新居，虽然免却吊脚楼那种风雨袭击的惊恐，但从马路登到他住的八楼，足有二百余台阶。潘老已七十多岁，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够呛的。

但这年月有一住处已相当不易，谁还管它进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着那高耸入云的八楼窗口，便听到那窗口处传来了他的喊声，他早就在这里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楼，他已从楼上下来接我，好在多年劳动锻炼，他当时身子还很硬朗，见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个劲的摇。我知道，长期的孤单今日得与我相见，那心情一定很高兴。

我们一起走到八楼左边的房门前，他取出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门，进门第一间小屋，大约6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间。进到屋里，一个平柜，一张小床，一张供他写东西看书的办公桌。

与黄沙溪旧居相比，听他打趣说道：“高高在上，空气清新，更加远离人间，进入仙境，我搬来时，想既成了仙，本不应有任何的东西，连这床、柜、桌、椅都不要，中共关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监后又过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资够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体现的人道主义。不知台湾政府知道我们这些当年党国幸存者，住在这高空上有何想法？”

进他房间后，他张罗着给我倒茶，我们俩在小床上对面而坐，他细细打量了我以后，叹气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够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显得苍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么痛快吧？”

他摆了摆手说道：“我今年已七十三岁，来日不多，这把老骨头被中共消磨殆尽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阴曹地府后，来生再不受这种折磨。”

说了一会话，便邀我到客厅就坐，自已到厨房去了，不一会从厨房里传来了他的叹息声：“真够呛！又停水了。”他告诉我说：“临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厂的水压不够，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为了解决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来接水，自来水像一条线一样，开着龙头一直流到天亮还留不满蓄水缸。夏天经常闹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来，到楼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来，有时候我也要下楼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岁，已过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涩仍在困绕他。

我听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楼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经够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凑合着用吧？”

正说着，他的小外孙放学回来，我已经五年没看到他了，现在已经长到一米五以上，俨然一个大小伙子，潘老说他已小学毕业上中学了。小外孙告诉我，外公为了到楼下端水，前几天还在三楼楼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们都不准他下楼端水。

城里的居民，楼房建起来了，却陷入水电供应不配套的难事，这种本来很快可以解决的问题，一拖就要几年。

潘老叹道：“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缺着过吧！”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女儿丽娜夫妇下班回家。丽娜提着一把宝剑，从客厅里拿进卧室。潘老笑着对我说，他的女儿也学起国粹来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着剑到楼下的水泥坝练半个小时，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着说：“可不可以赏光，施展几手给我们开开眼界？”她笑着说：“明天早上就请你在楼上看我现丑吧。”

看来，他同女儿女婿生活还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间，因为二十几年的隔阂一时没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还住在缙云山的西山坪养殖场，很少回来，暴政给他们留下的伤痕难以弥合。

下午女儿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孙也上中学去了，屋子里又剩下我们俩人，我才翻开他递给我的杂记，里面有律诗杂文和回忆录，那是他在深夜里的愤世之作，我曾建议他能够系统的写下人生回忆录。

一篇‘南归赋’就我记得的，录下了下面几句：

“余南国之弟子兮，祖皇考于民国。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义。少时求读军校兮，正逢国难当头。壮年从戎恩伯兮，启于浙中金华。烽火连天生死兮，败军于乱贼中。独苦战众寡兮，身陷敌虏。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镬求生！……”四十载，他对国民党的向往，至死没有改变。

《七律•十年动乱》写道：“笔锋战紧更兵锋，国事不堪问吉凶。败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敌婢死生从。强扶拓鲁宣邪道，肆诋孔灵黜正宗。野种独根无好果，民族败类史难容。”

另一首是对劳改的真实写照，反映了炼狱的过程；“十年劳改不寻常，欲说真情泪满肠。‘思想斗争’如烈火，精神炙灼胜骄阳。饥劳索命动魂魄，偶语毒刑宁哑盲。压力重重呼吸紧，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队的恶吏，张剑波为了和姘妇交欢而虐杀发妻的案发，他写了《恶吏传》。痛斥那些人面兽心疯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写道：“殊世之共产政权在其阶级斗争之腥风血雨中，对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国民党人仍加紧迫害，除一批在历次运动中杀掉外，四十岁以下的多数投入“劳动改造”。

我入监以后，从蒙昧状态到政治上渐渐觉醒，便有潘老启发和影响的成分，所以，我一直把他当成我的长辈和狱中的良师益友。我们同监十五年，最令我终身难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个血腥之夜，我被军警打掉门牙，被打得遍体鳞伤，无法动弹。

兽警还向全体流放者警告说：“谁敢帮助孔令平，替他送饭送水、倒粪倒尿，就将同他一样受到惩罚”。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六队在中共狱头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当一批人高举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浅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叫我将他早已准备好的收折床，从客厅搬进了他的小屋里，仍同在黄沙溪悬崖的旧居一样，我睡的床对着他的床安下，中间只留下一个拳头的距离。

夜间，同以往一样，是我们俩久已盼望的促膝对话的难得时光，在小屋内纵论天下大事，昼情释放积郁在内心的烦闷。

夜深了，听那自来水如线的水滴，从龙头中掉进水缸里发出淙淙的响声。他打开那壁上的灯，看看挂钟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钟了，便起身去看了厨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没有接满，然后和我肩并着肩坐着继续讲他的经历。

1949年，他所在的部队被打散，他从浙东一带逃出包围圈，在兵荒马乱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历数月终于到达深圳，想在那里越境投奔母党。想不到第二年被边防部队抓获，紧接着被遣回重庆关在二监狱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连，那时她才三十岁，戴着反革命，反动军官家属双重帽子，拖着两个女儿替人帮佣，受尽欺凌。1958年被缙云山西山坪劳教所关押劳教，做了共产党的奴隶，因为常年劳累，严重缺乏营养，使她瘦如干柴。

1960年，两个女儿姐姐才十三岁妹妹十岁，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饥饿的眼睛，把分配给她的口粮从牙齿缝中节省下来，自己却用菜脚叶充饥，因常年饥劳，经常昏倒在缙云的山路上。

每每讲到带孩子的伤心往事，她那干涩眼眶里常挤出泪来。

1972年，大女儿在重庆干电池厂找到了一份包装电池的工作，依附着大女儿在黄沙溪的悬岩壁上原先无家可归的她，筑起了归巢。1976年在这里迎接潘老从盐源归来，这个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总算依附着大女儿，“破镜从圆”了。

人说破镜从圆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来这面被中共打碎的镜子已碎成了粉未，那心灵的粘合力失去了复原的能力。

潘老归来面对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气肿，冠心病，严重的贫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风中残烛，随时都可能熄灭。病床上的她反复唠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于他。

性格固执的潘老因为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就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小屋中，实际上仍处于鳏居独处，逃避着妻子的唠叨和抱怨。

她咳嗽刚停，便又从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说，那儿空气新鲜些。

看到潘老与老妻实际已分居两地，我几次劝他考虑从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绝，理由只有一个：“我已年老不愿拖累别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在他写的＜水调歌头》悼亡妻中，我深深体察他内心里用苦水泡出来的爱，那辞是这样写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经十载医护，病告几番危。

眼看一丝游息，明灭半支残烛，断续又光回。

婿女多劳苦，绝地救娘归。

毕生苦，磨折尽，瘦如柴，能经多少风雨，长寿永不埋。

忽尔一声噩耗，魂断缙云西去，从此弃尘埃。

已矣今真死，遗我有余哀。”

原来，人生的真感情是伟大人格铸成的。

听他的小外孙说，外婆死后，外公曾闭门三月不出，从门缝里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书。

这时他原先退休的那个黄沙溪付食商店，因为承包给了私人，承包人因为他为人正直，一丝不苟，再三恳请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虑到继续打工会有三种好处，一是与店伙计们相处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带给他的思念和孤单；二来每天去那个店步行两里地，可以煅炼身体；三来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为老来进养老院筹点钱，所以欣然答应了。

我知道后，劝告他因年纪已大，行动不灵活了，万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已痛苦，反而增加女儿一家负担，至于靠守店那点收入无补所缺。倘若需要，那点钱重庆市的朋友都会乐意相助。

但是他执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里发给他的“误餐”糖果留下来，每一次我去看他时，他便将它们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关照说：“带给你的小馨馨吧，就说潘爷爷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见到这些糖果就像见到我一样，潘爷爷祝他快快长大，好作国家栋梁！”

1992年我乔迁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诉了他。我诚恳的请他认真考虑我的建议，请他在我这里住一段时间。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写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举步唯艰，黄沙溪的差事也力不胜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杂念累累……正到处寻找我此身的归宿地，效外？市内？老家？总要觅得一个合适的去处。有时整天纳闷，情绪很不正常，所有的远近亲戚，邻居良朋，一概不住来了，愿意小屋一人孤寂独处，一年多来断绝外缘……对于生死，我早有准备，很少去专门思考这个结局。”

他年近八旬也许预感到了什么？本来经过中共关押二十七载，经历长期的洗脑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伤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终身折磨着他。现在他感到妻子仿佛就在天堂口等着他。

由于坚强的信念，经二十五年监狱万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维正常。

收到这封回信后，我决定立即去他的住处。

这次到了他住的八楼，他仍和上次一样在底楼迎接了我，我仔细端详他，他的确更加苍老了，然而上楼时仍保持着矫健的步伐，他告诉我说，明年他就满八十了，这岁数已令他满足了。

进到他的房间，我指着他放在桌子上已写的回忆录嘱他：“共产党将我们下狱二十多年，斗我们整我们，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压垮我们，好给良民百姓们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场，但他们不但没有整垮我们，相反的，使我们成了这段中华民族最黑暗历史的见证者，成为今天最有资格揭露中共欺骗的人。

这一夜，我们俩再次促膝到鸡叫时才合眼睡去，第二天，临走时，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时间，他说虽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条件，但一来他本没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来事前也没有和女儿商量。

自从妻子死后，他的女儿把他管得很严。我说：“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厂里的车来接你。”

讲价还价了好久，最后他答应，过几天到我那里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关心的德馨小儿，但讲好了的，当天去当天回，不在北碚过夜。

一个星期后，他果然来了北碚，给德馨小儿带来了四尾金鱼。

在我劝说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写的“片断”，并且在回去时，带走了我写的一些初稿。以后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纪》注入他的心血，给后来的读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当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气中毒身亡的消息，叹气道：“怎么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当我把王琳带到他那里讲述孩子的困难，并告知他，我已经收她为我的干女儿后，他立即从他的柜子里取出两百块钱拿给孩子，表示对她求学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强渡日，这钱实际上凝聚着对死难者后代的关注和希望。王琳含着泪水说了声谢谢，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满八十，不知是因为阿弥托佛的佛力招唤，还是因为寻找此身归宿的尝试，他应磁器口宝轮寺主持风轮法师的邀请，去那寺院当了居士，其实是应法师邀请，为寺院抄写经文。得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去了宝轮寺。
当我跨进宝轮寺的山门找到他时，他正向一群围坐的老人讲地藏经，我站在远处不敢惊动他，只能从他那微闭双目抑扬顿挫的语言中体会他的虔诚。

一个小时后讲经完毕，他缓缓地向我走来，我迎着他，牵着他的手低声问道：“在这里习惯么？”他说：“四海为家到那里都一样！”

他告诉我：“女儿和女婿去贵州开了一个锌矿，我一人整天闷在屋里，正觉无聊，这时风轮法师在街上碰到我，他说我面带佛缘，于是我就来了。”

我进到禅堂，潘老将我介绍给寺庙的主持。听他说横行于世的大盗和杀人如麻的侩子手，对自己罪业一遭顿悟，皈依佛门是常有的事。

过了两个月，我再度登宝轮寺山门，这一次我们在主持的禅堂里相见，风轮法师纵论当今世道险恶，极言世界末日正逼临人类。

他说：“潘老已将你在狱中情况告诉了我，端详你的面像很像钟馗，佛祖将你降生，专打恶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狱中累次逢凶化吉几次逃过死劫，正因为还要继续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过斋饭，潘老从他的寝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这里，成为他留给我的遗笔之一，现摘录于后：

“我身入佛门，俗念未净，仍然烦恼在心，痛苦难除。时时回忆一生颠沛流离，蹉跎岁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却被无明掩盖，凡夫的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窍，种下恶业，造了不少人间恶果。

“……我小的时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爱如珍宝，生怕养我不活，长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庙，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缘缝起了一件五颜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岁，还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陆腐败，而无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凉心情可以想见，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门解脱自己。

在宝轮寺，他仍以勤奋谦恭待人，诙谐幽默的谈吐，博得寺庙众僧的尊敬，但是，谁能料到，这便是他渡过晚年的最后一岁。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庙中的他，开始咳嗽咯血，起初还以为是普通的支气管出血，半个月服用中药不见好转，痰中的血越来越多，在他小女儿劝说下，由风轮法师亲自掺扶去三军医大检查，检查结果初诊是肺癌。

等到我获悉赶到医院看他时，他已经穿上病号服，住在大坪医院的肺科病房里了。我走进病房，见他一如往常谈笑风生，正在同对面床位上的一个病人讲“精神”治疗法：

“为什么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龙活虎，死气沉沉还叫什么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纪？每天早上我还要打太极拳，起来在阳台上练气功，像我们这样的病，如果就这样躺在床上，没病都要躺出病来。”

病房里的病人向我介绍说，他每天早上六点便按时起床，还要帮助其它病人打开水，真是一个热心快活的老人。邻床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女孩说：“爷爷给我讲故事，他的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好听极了。”

我问他：“谁替你办的住院手续？怎么连陪伴人都不请一个？”他说：“五天前是小女儿替他办的住院手续，请人服伺每天还要开给他三十元工资，我那里给得起？就是这住院费，退休单位承诺一半，你看，我那有这个经济力量住院啊？”

贫病交加，他心里十分凄凉！

我又问：“丽娜呢？”他说：“从贵州回重庆一趟光路费得上千元不说，耽误的时间也补不起，我嘱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诉她，现在病情还没有下结论，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暗地里询问了主治的医生，医生摇头说：“晚了，没有康复的希望，何况他这么大年纪，最多只能三个月的阳寿了。”

然而，他依然地谈笑，依然讲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时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饭菜，打开水，依然的为邻床的病友送药递水！

一个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发生的事，这除了仰仗他那毕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贯的临危不惧外，未必没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聪明过人的长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对着大口吐出的鲜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过了两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赶到他的住处，这时他的家刚从八层高楼上搬到了临街的新修楼房，不用再爬那么高的楼。

我去时，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铺，很坦然地告诉我说：“一个人生死有定，阳寿多少都是在阎罗王的生死薄上圈定的，何况我已过八十一岁算是知足了。”

我担心他这么出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医院未必答应，他回答说：“医生嘱咐我还是回家调养，开了许多中药，在家里熬药方便，过半个月再来复诊一下，我在医院，每天所付的昂贵的住院费使我反而担心，女儿在贵州找点钱也不容易，我怎么能多花他们的血汗钱？”

我走进厨房揭开锅盖，锅里面正熬的稀饭。

我问道：“你现在咳那么多血，如果再不在营养上补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摇摇头说：“吃不下啊；再说谁能替我上街买菜啊？两个外孙都已在电池厂上班了，早出晚归，我不愿麻烦他们，自己慢慢的下楼上街，生活也从简了，一天两顿都吃稀饭，这样反而肠胃受得了。”

听他这么说我真想放声大哭。

我忍着悲伤，向他说：“我替你在北碚请一个保姆过来，专门替你买菜弄饭吧！”他很坚决的拒绝了，告诉我说：“我的二女儿和住在杨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后来帮过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动的机会，你看我一个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运动，病情反而会加重的`！”

面对着形体骷槁的潘老，我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却反而拉着我的手吃力的说道“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放声痛哭起来，这是一个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尘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这个世道昏浊的人间，已经不多见了。

拨通了他侄女家的电话，对她说：“潘老在人间已是最后几天了，丽娜又没在家，千万对他要尽最后几天的责任，请你马上过来，千万不要让他再一个人上街了，万一不小心摔在马路上，那我们这些做晚辈的怎么忍得下心？”
电话那一头传来了哭声，答应马上赶过来。

还没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孙打来电话，带着哭声在电话中他通知我说：“外公已于今天下午两点钟离开了人间。”我的心顿时收缩得厉害。

我没有迟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车赶到他家时，已是华灯初照。

就在他家楼下的巷道中，灵堂已经布好。逢布遮盖的“灵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儿，外侄女和两个外孙，里面空荡荡的坐着几个紧邻的邻居，老家凉平的两位老哥和远在贵州的大女儿，都只发了通知他们的加急电报，还没有赶到。

灵柩前方的一张桌子上两位宝轮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还在不断地诵经，为他的亡灵超度。

那悠扬哀怨的颂经声，吸引着一群周围邻人的孩子们。我坐在灵堂前放的一张长凳上，听着那抑扬顿挫的经文，脑子里正翻滚着几十年回忆的画页：

我与他相识于1960年8月重庆南岸弹子石四川第二监狱中，刚入狱那时我才满二十二周岁，虽头顶着“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大帽，实在讲还不懂什么叫“政治”，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长者。

靠着这天赐的缘分，我们俩在1962年3月份一起从孙家花园在枪押之下，流放到凉山自治州甘洛农场，在那里九死一生地撞过老母坪，同年10月死里逃生又从甘洛农场再发沛西昌黄联关。

以后又一齐押送到西昌地区的盐源农牧场，这其间除了短期的调散，到农六队以后的十四年间都在同一中队，编在同一个组，铺褥相依，朝夕为伴。无论是年龄、资历和学问，他都无愧于我的长辈，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启迪和教诲。

从1960年到1976年狱中相伴十六年，有难同当，有危相扶。我遭受狱吏残酷折磨，被打伤后，在生活无法自理的情况下，他敢于顶着枪杆子的威胁帮助我勉励我，渡过最难熬的日子。在饥寒交迫之下，我们相扶为生存而拼博。

十六年令人难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荡在耳际，不敢忘怀。

1975年中美建交，上海公报发表以后，中共对国民党县团有以上人员颁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庆，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中，我脱离盐源的地狱回到重庆。以后，我们又在重庆相逢，以不断的书信、互访联系着我们间的友谊，共勉共励，成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挚友。

然而凭着他在狱中的坚定信仰，待人平和宽容的人品，凭着他的博学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却赢得了狱中共患难的难友们普遍的尊敬。人们恭称他为“潘翁”，是狱中最有号召力和威信的“国民党人士”。

五○年锒铛入狱以后，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连，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进行劳教，从此带着政治上的歧视，拖着两个小女儿，大的不满三岁，小的未足两岁，也在监狱般的管束下，终身为奴。可以说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义事业，而献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业了。

临终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与遗言”，我在这里摘抄下来，一面给我的读者留下对他的简介，一面也让我们知道，老一辈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后人的教诲：

“由于我过去亲自感受饥饿二字，深有体会，又来自农村，熟谙庄稼人耕田种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乱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认识，深深懂得物力艰难，从来敬爱农民，从来不敢抛洒粮食，也足见我的生活节约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过去。

因为我从苦中来，早已苦惯了，君子忧道不忧贫，穷困威胁不到我。

出狱二十年来，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补，逢人从不说苦，在经济收入低于普通职工，受着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不得不更加节约，不吃烟和茶，酒在严冬喝一口。好在我一个人又已年老，消化机能减退，齿牙摇落，咀嚼困难。每天吃两餐粥，有时候换吃面条，一菜下饭无兼味。

看起来我生活确实清苦，但比起那狱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诉丽娜丽施两女，我死了不举哀，不办丧事，不穿寿衣，不烧香烛纸钱。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详之物，要来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个失意者，没有任何留恋，洒脱而去，岂不快哉！”

好一位彻底的无我者，临终前留下的这段文字潇潇洒洒，对这个痛苦不堪的人间，没有任何牵肠挂肚和遗憾，没有任何的遗产留给他的后人。当我问主理后事的外侄女，有没有追念他的悼词在他的追悼会上宣读，她却摇摇头。

在这种临终的时候，纵有千言万语，岂是一段家人的悼词能说清？

好在他身虽归去，灵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随灵魂而一起长存。至于一生，后人如何评说，对于置生死于度外的他也不会计较。更何况，又有谁为他写传记，留存人间呢？于是我默默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农家，六十年前从政治大学毕业，后来去黄埔求读，从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义的根，追随着国民党从事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在国难当头，日寇入侵之际，毅然从军，官拜浙江金华行辕主任，并挂少将衔，抗击日寇，八年倥偬。

抗战结束共军蜂起，他愤然率军抗击兵匪，终因兵败成囚，锒铛入狱，然而由于信仰坚定，在中共高压刑镣之下，狱火垂炼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苏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励周围。做到在独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对三民主义的忠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无愧于孙中山之最为忠诚的信奉者。

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民之“救星”，贫苦者之救世主，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挑动内战，涂炭生灵，残害无辜，制造人为的战争饥荒，杀人如麻的人比起来，显得光彩夺目。这同那些争夺权位，呼风唤雨，穷奢极欲的当今各级贪官污吏和毫无正骨的人比起来，又是何等磊落！

历史一定会对一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向邪恶斗争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决。历史会永远记念潘朝元这个忠诚的民主战士。》

是夜，就在那灯光昏暗的灵堂之中，在他的遗体之前，我把这段文字在他的灵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脚前，我将四条长板凳，拼在一起，从温过去鬓发相触的情谊，俯身在他的耳边悄悄说了声：“潘伯，我来矣，就在你的脚前与你作最后一次相伴吧。”言毕和衣悄然躺下，似与往常那样，面对面促膝相对，只可惜此时我们已不能对话了。

心中似有一团烈火在燃烧，一摸我自已的额头烫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凉风突起，凌晨二点左右忽狂风大作，雷电骤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灵前烛光随着狂风而摇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来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游魂了。

紧接着倾盆大雨狂泻不止，好似要冲净这地面上人间太多的浊泥垢土，冲净这人间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点左右，楼下响动，他的大女儿丽娜和丈夫才下火车，匆匆赶到。两个女儿扶灵柩恸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并无他人，连生前最密切的挚友都没有在场，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计其数，仅盐源同过患难，而今就在重庆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个也没有来。

后来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绝症后，全部断绝了同周围友人的信息。他的病来得突然，他的灵魂走得仓促。

后来我问到唐元澄等人，他们压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连黄沙溪付食店，他站过柜台守过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们，都不知道他得绝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别的关注他的晚年，主动获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着他的灵，渡过这最后的令人难忘的一夜！

这段晚年的凄凉和悲景，以及他为自己设计的潇潇洒洒离世的全部过程，真正实践了他的临终遗言。

这同那讲排场，嘱儿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伤的市俗人们比起来，有多大差异啊！

上午九时许，一辆卡车载着他的遗体，一驾旧中巴客车，载着送行的不到三十个亲朋，就在阴霾的天色里缓缓驰向石桥铺火葬场。

夜间下起的雨变成了霏霏细雨，就像老天爷的泪水永无止尽。

送葬的队伍没有乐队，没有仪仗，没有鞭炮。灵车缓缓驰出巷道，悄悄的，那气氛可以说十分凄凉。

身处此情此景，我泪流不止。十点钟，潘丽娜在火葬场院吊唁厅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家庭遗体告别会。告别会刚刚结束，我已难以坚持，前一夜风寒感染，此时已使我浑身发烧，满脑袋的昏昏沉沉说不清是病还是过度悲哀，坐在那告别会厅前的廊沿长凳上，我止不住哭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