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血紀》下集（83）

北京時間：2012-01-20 08:08

【新唐人2012年1月20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訪

第四節：潘朝元

1979年回重慶后，有地址可找的便是潘老，回重慶后還沒有電話，我就按他信上留的地址很快接上了同他的通信聯繫，從信上知道他回渝后，在大坪黃沙溪一家百貨商店裡站櫃檯，並暫住在大女兒家裡，大女兒是重慶乾電池廠的職工。

1980年一個星期天，我乘車去了大坪大黃路，並問到了去乾電池廠的路。

到了重慶乾電池廠，大門傳達室里的人將我引出廠門，指著山下傍在嘉陵江邊陡壁懸岩半山中的「吊腳樓」，告訴了我潘老大女兒潘麗娜的門牌號數。

我向山下遠遠望去，認得那些依傍著絕壁札下的「鴿子棚」，還是當年抵抗日寇長驅入侵，國民政府從南京西遷，以重慶為陪都時，跟隨著國民政府流落這裏的難民留下的遺迹。

這些不願在日寇鐵蹄下當亡國奴的子民們，為了躲避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也為了從簡建起可以遮風避雨的窩，選擇了這些絕壁，用木板石頭為材料砌成臨時「吊腳樓」，成了當年國民政府抗戰的珍貴記念留了下來。

它們曾在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千里路雲和月」中被搬上銀幕。它們的屹立，證明中華民族的子民不屈強暴，誓死抵抗外侮的氣節。為抗拒日人入侵，他們寧願在這裏風餐露宿過著流浪生活。

沒想到四十年過去了，這些簡陋的建築依然還在，中共三十年來既沒有將這些遺迹保護和培修留為文物，現在卻被編上門牌號碼，變成了貧民窯。毛氏三十年統治，建設竟是白紙一般。

而潘老回到這裏安居，真是想都沒想到啊！

我沿著曲曲折折的山壁小路一路問去，大約走了足足半個小時，終於才找到潘老的「家」。他的女兒潘麗娜一家住在傍岩而築的小木房裡。當時沒有電話，事前我也沒有寫信告訴他我那一天來訪，所以當潘老的女婿打開小木門的時候，帶著詫異和陌生問我找誰？

這時在木屋門口僅一尺寬的山路外側吊腳樓里，響起潘老的回應聲。我定睛去看那吊腳樓，靠三根圓木柱，從更低的岩石上支立著。兩塊厚木板架成了通路。遠遠看去令人心懸，說不定那陣巨風就會將它連根拔起來吹走。

潘老的回應響過以後，他從關閉的小門裡走了出來，一別四年乍然相逢，我和他都喜出望外，熱烈的擁抱后，他喊道：「啊呀！我的天使，你真是從天而降，來這兒也不給個信。」他還是那麼幽默。

看上去他比在鹽源時精神了許多，雖然頭髮更花白，但臉卻是紅潤的，顯得很健康。他的身後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跟了出來，那是他的小外孫，我來時他正教小外孫做作業。

他拉著我的手，走進了他的小屋。那小屋整個面積不過六平米，頂上蓋著石棉瓦，地上是木地板，地板下面是空的，小屋上面有半山裡的大樹作蔭蔽，可以減輕太陽對小屋的幅射。

屋裡擺著一張小木床，一張小桌和兩個小凳，小桌上還攤著小外孫的作業本。雖簡陋，但主人卻將它打掃得乾乾淨淨。

我環顧了一下小屋問道：「這小屋冬天恐怕夠嗆，下面的江風往上直灌，你老人家受得了嗎？」

他尷尬一笑，說道：「這總比監獄強些吧！何況，這小屋通風和光線都好，有益於長壽。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我在此山岩下已歷三冬，倒也習慣了，被共產黨磨出來的，什麼苦也不當回事。」

接著他向我介紹了他的大女兒一家。大女兒在廠里任會計，大女婿姓汪在工廠任技術員。兩個外孫，大的已上中學了，小外孫還在讀小學。

因為事前大女婿沒有任何準備，中午他執意邀請我到大坪街上用餐，我們便踏著山路向上走去，邊走邊以這些吊腳樓為話題，談到當年抗日戰爭。

抗戰時，他才從軍校畢業，在湯恩伯的部隊里當排長。由於累立戰功，抗戰勝利時他升到少將軍銜，內戰時期他的部隊打散了，輾轉回到重慶。1952年因在深圳偷渡，準備去香港事情敗露，被中共邊防部隊抓捕入獄。

他一生追隨孫中山信仰，若非遇到76年中共大赦令，他是下決心要把牢底坐穿的。我對抗日戰爭和對國民黨軍隊的了解，頗得他的教益。

我告訴他，『平反』后，我回重慶路過成都，曾去張錫錕家。他聽到張錫錕母親和兄妹悲慘遭遇后，唏噓不巳。

講到徐伯威時，他說：「1976年我回重慶之初，市委統戰部也曾把我請去市參事室工作，但遭到我拒絕，因為我不願意按共產黨的意圖，寫國民黨當年在重慶的歷史。我寧可去商店站櫃檯，也不願說國民政府消極抗戰。」

於是來勸說他的中共統戰部官員，將他分配到黃沙溪一家副食品零售點，接受每月四十元的工資，聊夠糊口。

他說：「當局之所以今天對我們保持統戰的「客氣」，不僅因為三十年統治，原形畢露，民心喪盡，統治地位動搖了，更因為台灣今天發達的經濟和實力。隨著大陸的開放，國民逐漸了解真情，台灣贏得了中國越來越多的民心，歷史定將證明台灣是中國未來的希望。我寧可住在這裏晝迎江風，晚看漁火，過著超然脫世的生活」！

說到這裏，他停下腳步，望著絕壁下滔滔東流的江水嘆道：「幾年來，我常常獨自站在這裏仰望蘭天。

春天，當候鳥從南方飛來，秋天大雁從天空掠過，我的心就想到南歸，我常常仰天長嘆，蘇武牧羊十八年，尚有歸期，而我也許只好終老這裏了」。

這真是：『幾日避風北海游，回從楊子大江流，臣心一片磁石心，不指南方不肯休』。少年讀陸遊絕命詩，對詩人臨終念念不忘『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的殷殷之情，尚理解不深，今天便有了切身的感受。

在他挽留下，當晚我就留宿在他那鴿子棚里，我們倆將他大女兒屋裡的沙發抬進他的吊腳樓閣里。與他的小床拼在一起，我倆就在這「加寬」的床上同榻而眠。

是夜正逢上弦月，黃昏一過，月光便從那石棉瓦逢里透了進來，銀色的月光灑落到地板上，令人不由得想起李白的「靜夜思」。！

他是我在重慶最知心的知已，我在他面前可以輕鬆坦露心懷，甚至於個人隱私也無迴避，我們很自然地談到我的安家娶妻，我講了鄒銀雙的故事，長嘆道，年輕歲月被中共所踐踏，身處蔡家場偏僻的鄉間，不知我底細的「好人家」，又有誰願把自己的黃花閨女，許配給我這個勞改釋放犯？

記下了潘老住地的通訊地址，我在第二天一早就告辭了，好在北碚到重慶並不遠，今後每逢假節日重逢團聚的時間還多，那時雖然家裡還沒有電話，但平時，通信問好互道近況則是經常的。

1987年春，我接到潘老給我的信，說他隨著全家從黃沙溪懸崖壁上的吊腳樓里，遷到了重慶電池廠新建的職工宿舍，說我半年與他沒相見了，很思念我。在信中附來了一張他所住大黃路新宅的位置圖，按照他圖上提供的坐標，我在一個星期天再度專門去拜訪他。

從公路上到達那樓房的底層，大約有二十米高的石梯坎，我心中暗暗想，這樣的新居，雖然免卻吊腳樓那種風雨襲擊的驚恐，但從馬路登到他住的八樓，足有二百余台階。潘老已七十多歲，每天上下都要徒步攀登，夠嗆的。

但這年月有一住處已相當不易，誰還管它進出方不方便？

我正仰面望著那高聳入雲的八樓窗口，便聽到那窗口處傳來了他的喊聲，他早就在這裏扶窗相望了。

爬上三樓，他已從樓上下來接我，好在多年勞動鍛煉，他當時身子還很硬朗，見到我后握住我的手一個勁的搖。我知道，長期的孤單今日得與我相見，那心情一定很高興。

我們一起走到八樓左邊的房門前，他取出鑰匙打開了他的房門，進門第一間小屋，大約6平方米，便是他的房間。進到屋裡，一個平櫃，一張小床，一張供他寫東西看書的辦公桌。

與黃沙溪舊居相比，聽他打趣說道：「高高在上，空氣清新，更加遠離人間，進入仙境，我搬來時，想既成了仙，本不應有任何的東西，連這床、櫃、桌、椅都不要，中共關了我整整二十多年，出監后又過了十一年，菲薄的工資夠糊口，便是中共在我身上體現的人道主義。不知台灣政府知道我們這些當年黨國倖存者，住在這高空上有何想法？」

進他房間后，他張羅著給我倒茶，我們倆在小床上對面而坐，他細細打量了我以後，嘆氣道：「你老多了，大概工作夠操心吧。」我微微一笑道：「你也顯得蒼老多了，心情大概也不怎麼痛快吧？」

他擺了擺手說道：「我今年已七十三歲，來日不多，這把老骨頭被中共消磨殆盡了，我只希望在回到陰曹地府後，來生再不受這種折磨。」

說了一會話，便邀我到客廳就坐，自已到廚房去了，不一會從廚房裡傳來了他的嘆息聲：「真夠嗆！又停水了。」他告訴我說：「臨近中午大家都在用水，水廠的水壓不夠，上午就停水了，天天如此。

為了解決白天的用水之需，他只好在半夜起來接水，自來水像一條線一樣，開著龍頭一直流到天亮還留不滿蓄水缸。夏天經常鬧水荒，只有等女婿下班回來，到樓下去一盆一盆地端上來，有時候我也要下樓去端水」。

活到七十三歲，已過古稀之年，生活的苦澀仍在困繞他。

我聽到后，忙拿起盆子要下樓端水，他阻止道：「下午的水已經夠了，晚上如果要洗澡差也差不了多少，湊合著用吧？」

正說著，他的小外孫放學回來，我已經五年沒看到他了，現在已經長到一米五以上，儼然一個大小夥子，潘老說他已小學畢業上中學了。小外孫告訴我，外公為了到樓下端水，前幾天還在三樓樓梯口上跌了一跤，所以我們都不准他下樓端水。

城裡的居民，樓房建起來了，卻陷入水電供應不配套的難事，這種本來很快可以解決的問題，一拖就要幾年。

潘老嘆道：「我們的生活就這麼缺著過吧！」

門外響起了敲門聲，女兒麗娜夫婦下班回家。麗娜提著一把寶劍，從客廳里拿進卧室。潘老笑著對我說，他的女兒也學起國粹來了，每天一清早都要提著劍到樓下的水泥壩練半個小時，直到身上起汗方才停止。

我笑著說：「可不可以賞光，施展幾手給我們開開眼界？」她笑著說：「明天早上就請你在樓上看我現丑吧。」

看來，他同女兒女婿生活還融洽，唯一是他同老伴之間，因為二十幾年的隔閡一時沒能疏通，所以她基本上還住在縉雲山的西山坪養殖場，很少回來，暴政給他們留下的傷痕難以彌合。

下午女兒和女婿上班去了，小外孫也上中學去了，屋子裡又剩下我們倆人，我才翻開他遞給我的雜記，裏面有律詩雜文和回憶錄，那是他在深夜裡的憤世之作，我曾建議他能夠系統的寫下人生回憶錄。

一篇『南歸賦』就我記得的，錄下了下面幾句：

「余南國之弟子兮，祖皇考於民國。自幼崇仰中山兮，立志三民主義。少時求讀軍校兮，正逢國難當頭。壯年從戎恩伯兮，啟于浙中金華。烽火連天生死兮，敗軍于亂賊中。獨苦戰眾寡兮，身陷敵虜。囹圄流刑卅年兮，苦鼎鑊求生！……」四十載，他對國民黨的嚮往，至死沒有改變。

《七律•十年動亂》寫道：「筆鋒戰緊更兵鋒，國事不堪問吉凶。敗寇成王功罪判。降官敵婢死生從。強扶拓魯宣邪道，肆詆孔靈黜正宗。野種獨根無好果，民族敗類史難容。」

另一首是對勞改的真實寫照，反映了煉獄的過程；「十年勞改不尋常，欲說真情淚滿腸。『思想鬥爭』如烈火，精神炙灼勝驕陽。飢勞索命動魂魄，偶語毒刑寧啞盲。壓力重重呼吸緊，使人痴慨使人狂」。

1971年六隊的惡吏，張劍波為了和姘婦交歡而虐殺髮妻的案發，他寫了《惡吏傳》。痛斥那些人面獸心瘋狂虐待流放者的中共酷吏，他寫道：「殊世之共產政權在其階級鬥爭之腥風血雨中，對已放下武器停止反抗的國民黨人仍加緊迫害，除一批在歷次運動中殺掉外，四十歲以下的多數投入「勞動改造」。

我入監以後，從蒙昧狀態到政治上漸漸覺醒，便有潘老啟發和影響的成份，所以，我一直把他當成我的長輩和獄中的良師益友。我們同監十五年，最令我終身難忘的，便是1967年8月那個血腥之夜，我被軍警打掉門牙，被打得遍體鱗傷，無法動彈。

獸警還向全體流放者警告說：「誰敢幫助孔令平，替他送飯送水、倒糞倒尿，就將同他一樣受到懲罰」。然而潘老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幫助我渡過了那段最艱難的日子！。

六隊在中共獄頭猖狂的年代，能凝聚相當一批人高舉起抗暴的『火炬』，也有他淺移默化的作用。

下午五點鐘光景，他叫我將他早已準備好的收折床，從客廳搬進了他的小屋裡，仍同在黃沙溪懸崖的舊居一樣，我睡的床對著他的床安下，中間只留下一個拳頭的距離。

夜間，同以往一樣，是我們倆久已盼望的促膝對話的難得時光，在小屋內縱論天下大事，晝情釋放積鬱在內心的煩悶。

夜深了，聽那自來水如線的水滴，從龍頭中掉進水缸里發出淙淙的響聲。他打開那壁上的燈，看看掛鐘已是第二天凌晨三點鐘了，便起身去看了廚房的水缸里的水有沒有接滿，然後和我肩並著肩坐著繼續講他的經歷。

1949年，他所在的部隊被打散，他從浙東一帶逃出包圍圈，在兵荒馬亂中步行千里，形同乞丐，曆數月終於到達深圳，想在那裡越境投奔母黨。想不到第二年被邊防部隊抓獲，緊接著被遣回重慶關在二監獄中。

他的妻子直接受到殊連，那時她才三十歲，戴著反革命，反動軍官家屬雙重帽子，拖著兩個女兒替人幫傭，受盡欺凌。1958年被縉雲山西山坪勞教所關押勞教，做了共產黨的奴隸，因為常年勞累，嚴重缺乏營養，使她瘦如乾柴。

1960年，兩個女兒姐姐才十三歲妹妹十歲，做娘的不忍看孩子飢餓的眼睛，把分配給她的口糧從牙齒縫中節省下來，自己卻用菜腳葉充饑，因常年飢勞，經常昏倒在縉雲的山路上。

每每講到帶孩子的傷心往事，她那乾澀眼眶裡常擠出淚來。

1972年，大女兒在重慶乾電池廠找到了一份包裝電池的工作，依附著大女兒在黃沙溪的懸岩壁上原先無家可歸的她，築起了歸巢。1976年在這裏迎接潘老從鹽源歸來，這個被中共暴力打碎的家，總算依附著大女兒，「破鏡從圓」了。

人說破鏡從圓乃人生幸事，只可惜二十七年來這面被中共打碎的鏡子已碎成了粉未，那心靈的粘合力失去了複原的能力。

潘老歸來面對骨瘦如柴的妻，因身患肺氣腫，冠心病，嚴重的貧血和心衰，宛如一支風中殘燭，隨時都可能熄滅。病床上的她反覆嘮叨，好像二十多年母女三人所受的欺侮都源於他。

性格固執的潘老因為忍受不了這種折磨，就把自己封閉在他的小屋中，實際上仍處於鰥居獨處，逃避著妻子的嘮叨和抱怨。

她咳嗽剛停，便又從新住到西山坪的老屋中，她說，那兒空氣新鮮些。

看到潘老與老妻實際已分居兩地，我幾次勸他考慮從新建立家庭，但都被他拒絕，理由只有一個：「我已年老不願拖累別人」。

直到1988年春天，他的妻子因病醫治無效去世。

在他寫的＜水調歌頭》悼亡妻中，我深深體察他內心裡用苦水泡出來的愛，那辭是這樣寫的：

「生命如重返，一死何足悲。

曾經十載醫護，病告幾番危。

眼看一絲游息，明滅半支殘燭，斷續又光回。

婿女多勞苦，絕地救娘歸。

畢生苦，磨折盡，瘦如柴，能經多少風雨，長壽永不埋。

忽爾一聲噩耗，魂斷縉雲西去，從此棄塵埃。

已矣今真死，遺我有餘哀。」

原來，人生的真感情是偉大人格鑄成的。

聽他的小外孫說，外婆死後，外公曾閉門三月不出，從門縫裡看到他每夜三更伏案疾書。

這時他原先退休的那個黃沙溪付食商店，因為承包給了私人，承包人因為他為人正直，一絲不苟，再三懇請他回店值夜班。

他考慮到繼續打工會有三種好處，一是與店夥計們相處聊天，可以抵消亡妻帶給他的思念和孤單；二來每天去那個店步行兩里地，可以煅煉身體；三來可以增加一點收入，為老來進養老院籌點錢，所以欣然答應了。

我知道后，勸告他因年紀已大，行動不靈活了，萬一在路上摔倒，不但自已痛苦，反而增加女兒一家負擔，至於靠守店那點收入無補所缺。倘若需要，那點錢重慶市的朋友都會樂意相助。

但是他執意的去商店值夜班了，反而把每次店裡發給他的「誤餐」糖果留下來，每一次我去看他時，他便將它們包好，硬塞在我的提包里，關照說：「帶給你的小馨馨吧，就說潘爺爺十分想念他，希望他見到這些糖果就像見到我一樣，潘爺爺祝他快快長大，好作國家棟樑！」

1992年我喬遷月亮田后，便把我分到新房的消息首先告訴了他。我誠懇的請他認真考慮我的建議，請他在我這裏住一段時間。

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上寫道：「我一年一年的老了，身心衰微，舉步唯艱，黃沙溪的差事也力不勝任了，所以也不再去了。

然而，每每雜念累累……正到處尋找我此身的歸宿地，效外？市內？老家？總要覓得一個合適的去處。有時整天納悶，情緒很不正常，所有的遠近親戚，鄰居良朋，一概不住來了，願意小屋一人孤寂獨處，一年多來斷絕外緣……對於生死，我早有準備，很少去專門思考這個結局。」

他年近八旬也許預感到了什麼？本來經過中共關押二十七載，經歷長期的洗腦和奴役，其遭受的精神傷害和家庭破碎的痛苦，終身折磨著他。現在他感到妻子彷彿就在天堂口等著他。

由於堅強的信念，經二十五年監獄萬般折磨，他晚年仍保持思維正常。

收到這封回信后，我決定立即去他的住處。

這次到了他住的八樓，他仍和上次一樣在底樓迎接了我，我仔細端詳他，他的確更加蒼老了，然而上樓時仍保持著矯健的步伐，他告訴我說，明年他就滿八十了，這歲數已令他滿足了。

進到他的房間，我指著他放在桌子上已寫的回憶錄囑他：「共產黨將我們下獄二十多年，斗我們整我們，目的就是在精神上壓垮我們，好給良民百姓們展示一下，反共的下場，但他們不但沒有整垮我們，相反的，使我們成了這段中華民族最黑暗歷史的見證者，成為今天最有資格揭露中共欺騙的人。

這一夜，我們倆再次促膝到雞叫時才合眼睡去，第二天，臨走時，我再次相邀他到北碚住一段時間，他說雖然我的新居提供了條件，但一來他本沒有到北碚居住的打算，二來事前也沒有和女兒商量。

自從妻子死後，他的女兒把他管得很嚴。我說：「你老人家行走如果不便，我可以用廠里的車來接你。」

講價還價了好久，最後他答應，過幾天到我那裡看看我的新居，尤其想看看他最關心的德馨小兒，但講好了的，當天去當天回，不在北碚過夜。

一個星期後，他果然來了北碚，給德馨小兒帶來了四尾金魚。

在我勸說下，他留住了一夜，翻看了我所寫的「片斷」，並且在回去時，帶走了我寫的一些初稿。以後在它上面批了他的斧正，使我的《血紀》注入他的心血，給後來的讀者以更多教益。

1994年，當他得知王大炳因煤氣中毒身亡的消息，嘆氣道：「怎麼天公老是整善良的好人啊。」當我把王琳帶到他那裡講述孩子的困難，並告知他，我已經收她為我的乾女兒后，他立即從他的柜子里取出兩百塊錢拿給孩子，表示對她求學的支持。

在他已近垂暮，僅靠菲薄的退休金勉強渡日，這錢實際上凝聚著對死難者後代的關注和希望。王琳含著淚水說了聲謝謝，便跪倒在地。

1995年他滿八十，不知是因為阿彌托佛的佛力招喚，還是因為尋找此身歸宿的嘗試，他應磁器口寶輪寺主持風輪法師的邀請，去那寺院當了居士，其實是應法師邀請，為寺院抄寫經文。得到這個消息，我當即去了寶輪寺。
當我跨進寶輪寺的山門找到他時，他正向一群圍坐的老人講地藏經，我站在遠處不敢驚動他，只能從他那微閉雙目抑揚頓挫的語言中體會他的虔誠。

一個小時后講經完畢，他緩緩地向我走來，我迎著他，牽著他的手低聲問道：「在這裏習慣么？」他說：「四海為家到那裡都一樣！」

他告訴我：「女兒和女婿去貴州開了一個鋅礦，我一人整天悶在屋裡，正覺無聊，這時風輪法師在街上碰到我，他說我面帶佛緣，於是我就來了。」

我進到禪堂，潘老將我介紹給寺廟的主持。聽他說橫行於世的大盜和殺人如麻的儈子手，對自己罪業一遭頓悟，皈依佛門是常有的事。

過了兩個月，我再度登寶輪寺山門，這一次我們在主持的禪堂里相見，風輪法師縱論當今世道險惡，極言世界末日正逼臨人類。

他說：「潘老已將你在獄中情況告訴了我，端詳你的面像很像鍾馗，佛祖將你降生，專打惡鬼。仗佛祖庇佑，你在獄中累次逢凶化吉幾次逃過死劫，正因為還要繼續留在世上打鬼啊」。

吃過齋飯，潘老從他的寢室里取出了他新作「等待皈依的居士」。這一篇就一直珍存的在我這裏，成為他留給我的遺筆之一，現摘錄於後：

「我身入佛門，俗念未凈，仍然煩惱在心，痛苦難除。時時回憶一生顛沛流離，蹉跎歲月，本有清明的智慧，卻被無明掩蓋，凡夫的貪嗔痴，三毒迷住了心竅，種下惡業，造了不少人間惡果。

「……我小的時候，大概尚在襁褓中，吾父，吾母，晚年得子，愛如珍寶，生怕養我不活，長不大，便去拜寄了寺廟，求佛保佑取名小和尚，化緣縫起了一件五顏六色的百家衣，穿到了十多歲，還在叫我小和尚。」

目睹大陸腐敗，而無回天之力的他，晚年凄涼心情可以想見，他只好以依靠皈依佛門解脫自己。

在寶輪寺，他仍以勤奮謙恭待人，詼諧幽默的談吐，博得寺廟眾僧的尊敬，但是，誰能料到，這便是他渡過晚年的最後一歲。

1996年春天，寄住在寺廟中的他，開始咳嗽咯血，起初還以為是普通的支氣管出血，半個月服用中藥不見好轉，痰中的血越來越多，在他小女兒勸說下，由風輪法師親自摻扶去三軍醫大檢查，檢查結果初診是肺癌。

等到我獲悉趕到醫院看他時，他已經穿上病號服，住在大坪醫院的肺科病房裡了。我走進病房，見他一如往常談笑風生，正在同對面床位上的一個病人講「精神」治療法：

「為什麼叫生活呢？生活就是生龍活虎，死氣沉沉還叫什麼生活，你看我有多大年紀？每天早上我還要打太極拳，起來在陽台上練氣功，像我們這樣的病，如果就這樣躺在床上，沒病都要躺出病來。」

病房裡的病人向我介紹說，他每天早上六點便按時起床，還要幫助其它病人打開水，真是一個熱心快活的老人。鄰床還有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女孩說：「爺爺給我講故事，他的故事，我從來沒有聽過，好聽極了。」

我問他：「誰替你辦的住院手續？怎麼連陪伴人都不請一個？」他說：「五天前是小女兒替他辦的住院手續，請人服伺每天還要開給他三十元工資，我那裡給得起？就是這住院費，退休單位承諾一半，你看，我那有這個經濟力量住院啊？」

貧病交加，他心裏十分凄涼！

我又問：「麗娜呢？」他說：「從貴州回重慶一趟光路費得上千元不說，耽誤的時間也補不起，我囑咐她的妹妹不要告訴她，現在病情還沒有下結論，用不著大驚小怪！」

我暗地裡詢問了主治的醫生，醫生搖頭說：「晚了，沒有康復的希望，何況他這麼大年紀，最多只能三個月的陽壽了。」

然而，他依然地談笑，依然講些有趣的故事，依然的每天按時起床，依然自己走出病房，打飯菜，打開水，依然的為鄰床的病友送葯遞水！

一個明知自己死期已近，仍然置之度外，坦然迎接日常發生的事，這除了仰仗他那畢生的人生毅力和一貫的臨危不懼外，未必沒有佛在暗中相助？潘老是聰明過人的長者，每天清早他不可能面對著大口吐出的鮮血，而不知察自己已入膏肓。

又過了兩周，他索性的出院了，得知他出院的那一天，我又趕到他的住處，這時他的家剛從八層高樓上搬到了臨街的新修樓房，不用再爬那麼高的樓。

我去時，他正在收拾他的床鋪，很坦然地告訴我說：「一個人生死有定，陽壽多少都是在閻羅王的生死薄上圈定的，何況我已過八十一歲算是知足了。」

我擔心他這麼出院是由於經濟的原因，醫院未必答應，他回答說：「醫生囑咐我還是回家調養，開了許多中藥，在家裡熬藥方便，過半個月再來複診一下，我在醫院，每天所付的昂貴的住院費使我反而擔心，女兒在貴州找點錢也不容易，我怎麼能多花他們的血汗錢？」

我走進廚房揭開鍋蓋，鍋裏面正熬的稀飯。

我問道：「你現在咳那麼多血，如果再不在營養上補充，就是健康人也受不了的。」他搖搖頭說：「吃不下啊；再說誰能替我上街買菜啊？兩個外孫都已在電池廠上班了，早出晚歸，我不願麻煩他們，自己慢慢的下樓上街，生活也從簡了，一天兩頓都吃稀飯，這樣反而腸胃受得了。」

聽他這麼說我真想放聲大哭。

我忍著悲傷，向他說：「我替你在北碚請一個保姆過來，專門替你買菜弄飯吧！」他很堅決的拒絕了，告訴我說：「我的二女兒和住在楊家坪的外侄女都先後來幫過我，但是我反而失去了活動的機會，你看我一個人能走，能做事，一旦停止了必要的運動，病情反而會加重的`！」

面對著形體骷槁的潘老，我忍不住淚流滿面，他卻反而拉著我的手吃力的說道「這又是為什麼呢？」
我放聲痛哭起來，這是一個傲骨一身的好人，他一塵不染的品格，如青松傲立在這個世道昏濁的人間，已經不多見了。

撥通了他侄女家的電話，對她說：「潘老在人間已是最後幾天了，麗娜又沒在家，千萬對他要盡最後幾天的責任，請你馬上過來，千萬不要讓他再一個人上街了，萬一不小心摔在馬路上，那我們這些做晚輩的怎麼忍得下心？」
電話那一頭傳來了哭聲，答應馬上趕過來。

還沒隔上十天，六月十八日下午五點鐘，我便接到了潘老的外孫打來電話，帶著哭聲在電話中他通知我說：「外公已於今天下午兩點鐘離開了人間。」我的心頓時收縮得厲害。

我沒有遲疑，立即乘坐公共汽車趕到他家時，已是華燈初照。

就在他家樓下的巷道中，靈堂已經布好。逢布遮蓋的「靈堂」里除了他的小女兒，外侄女和兩個外孫，裏面空蕩蕩的坐著幾個緊鄰的鄰居，老家涼平的兩位老哥和遠在貴州的大女兒，都只發了通知他們的加急電報，還沒有趕到。

靈柩前方的一張桌子上兩位寶輪寺的僧人正身披袈裟，正襟危坐，一邊敲著木魚，一邊還在不斷地誦經，為他的亡靈超度。

那悠揚哀怨的頌經聲，吸引著一群周圍鄰人的孩子們。我坐在靈堂前放的一張長凳上，聽著那抑揚頓挫的經文，腦子裡正翻滾著幾十年回憶的畫頁：

我與他相識於1960年8月重慶南岸彈子石四川第二監獄中，剛入獄那時我才滿二十二周歲，雖頭頂著「右派」和「反革命」兩頂大帽，實在講還不懂什麼叫「政治」，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長者。

靠著這天賜的緣分，我們倆在1962年3月份一起從孫家花園在槍押之下，流放到涼山自治州甘洛農場，在那裡九死一生地撞過老母坪，同年10月死裡逃生又從甘洛農場再發沛西昌黃聯關。

以後又一齊押送到西昌地區的鹽源農牧場，這其間除了短期的調散，到農六隊以後的十四年間都在同一中隊，編在同一個組，鋪褥相依，朝夕為伴。無論是年齡、資歷和學問，他都無愧於我的長輩，在我政治上日臻成熟，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形成都受到了他的啟迪和教誨。

從1960年到1976年獄中相伴十六年，有難同當，有危相扶。我遭受獄吏殘酷折磨，被打傷后，在生活無法自理的情況下，他敢於頂著槍杆子的威脅幫助我勉勵我，渡過最難熬的日子。在饑寒交迫之下，我們相扶為生存而拼博。

十六年令人難忘的共勉共扶的往事似悲歌，一曲一曲回蕩在耳際，不敢忘懷。

1975年中美建交，上海公報發表以後，中共對國民黨縣團有以上人員頒布大赦令，他得以先一步回到重慶，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中，我脫離鹽源的地獄回到重慶。以後，我們又在重慶相逢，以不斷的書信、互訪聯繫著我們間的友誼，共勉共勵，成為精神上不可缺少的摯友。

然而憑著他在獄中的堅定信仰，待人平和寬容的人品，憑著他的博學和自我犧牲的獻身精神，卻贏得了獄中共患難的難友們普遍的尊敬。人們恭稱他為「潘翁」，是獄中最有號召力和威信的「國民黨人士」。

五○年鋃鐺入獄以後，他的妻子直接受到了殊連，為人奴佣。不久就被收押進行勞教，從此帶著政治上的歧視，拖著兩個小女兒，大的不滿三歲，小的未足兩歲，也在監獄般的管束下，終身為奴。可以說他的一家都因投身三民主義事業，而獻給了中國民主革命的大業了。

臨終前，在他的陋室中伏案留下「生活與遺言」，我在這裏摘抄下來，一面給我的讀者留下對他的簡介，一面也讓我們知道，老一輩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對後人的教誨：

「由於我過去親自感受飢餓二字，深有體會，又來自農村，熟諳庄稼人耕田種地的辛苦，正如古人云：「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須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生逢亂世之我，感受而加以認識，深深懂得物力艱難，從來敬愛農民，從來不敢拋灑糧食，也足見我的生活節約刻苦有了根，再苦我也能過去。

因為我從苦中來，早已苦慣了，君子憂道不憂貧，窮困威脅不到我。

出獄二十年來，一直自炊自食，自洗自補，逢人從不說苦，在經濟收入低於普通職工，受著不斷上漲的物價壓力，不得不更加節約，不吃煙和茶，酒在嚴冬喝一口。好在我一個人又已年老，消化機能減退，齒牙搖落，咀嚼困難。每天吃兩餐粥，有時候換吃麵條，一菜下飯無兼味。

看起來我生活確實清苦，但比起那獄中的日子就好多了……

告訴麗娜麗施兩女，我死了不舉哀，不辦喪事，不穿壽衣，不燒香燭紙錢。臭皮囊一火焚了，不要骨灰，不詳之物，要來何用？人生道路上我是一個失意者，沒有任何留戀，洒脫而去，豈不快哉！」

好一位徹底的無我者，臨終前留下的這段文字瀟瀟洒灑，對這個痛苦不堪的人間，沒有任何牽腸掛肚和遺憾，沒有任何的遺產留給他的後人。當我問主理後事的外侄女，有沒有追念他的悼詞在他的追悼會上宣讀，她卻搖搖頭。

在這種臨終的時候，縱有千言萬語，豈是一段家人的悼詞能說清？

好在他身雖歸去，靈魂尚存。信仰和追求都隨靈魂而一起長存。至於一生，後人如何評說，對於置生死於度外的他也不會計較。更何況，又有誰為他寫傳記，留存人間呢？於是我默默寫了下面這段文字：

《他的一生，出生農家，六十年前從政治大學畢業，後來去黃埔求讀，從此在心中扎正了三民主義的根，追隨著國民黨從事中國的民主革命事業，在國難當頭，日寇入侵之際，毅然從軍，官拜浙江金華行轅主任，並掛少將銜，抗擊日寇，八年倥傯。

抗戰結束共軍蜂起，他憤然率軍抗擊兵匪，終因兵敗成囚，鋃鐺入獄，然而由於信仰堅定，在中共高壓刑鐐之下，獄火垂煉了他整三十五年。

自比蘇武，用他的精神鞭策自己，激勵周圍。做到在獨裁淫威下，威武不屈，信守了對三民主義的忠貞不渝。其人格，可以昭日月，他一生中無愧於孫中山之最為忠誠的信奉者。

這同那些把自己打扮成中國人民之「救星」，貧苦者之救世主，卻在國難當頭之際挑動內戰，塗炭生靈，殘害無辜，製造人為的戰爭飢荒，殺人如麻的人比起來，顯得光彩奪目。這同那些爭奪權位，呼風喚雨，窮奢極欲的當今各級貪官污吏和毫無正骨的人比起來，又是何等磊落！

歷史一定會對一代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向邪惡鬥爭一生的人作出公正裁決。歷史會永遠記念潘朝元這個忠誠的民主戰士。》

是夜，就在那燈光昏暗的靈堂之中，在他的遺體之前，我把這段文字在他的靈前默默念后，再一火而焚。就在他的腳前，我將四條長板凳，拼在一起，從溫過去鬢髮相觸的情誼，俯身在他的耳邊悄悄說了聲：「潘伯，我來矣，就在你的腳前與你作最後一次相伴吧。」言畢和衣悄然躺下，似與往常那樣，面對面促膝相對，只可惜此時我們已不能對話了。

心中似有一團烈火在燃燒，一摸我自已的額頭燙得灼手。又感到板凳下面涼風突起，凌晨二點左右忽狂風大作，雷電驟起，我定了定昏迷的眼，看那靈前燭光隨著狂風而搖曳不止。昏昏屯屯之中，感到那南方尊者來迎接在空中久久徘徊的潘老遊魂了。

緊接著傾盆大雨狂瀉不止，好似要衝凈這地面上人間太多的濁泥垢土，沖凈這人間太多太多的不平。

到了凌晨四點左右，樓下響動，他的大女兒麗娜和丈夫才下火車，匆匆趕到。兩個女兒扶靈柩慟哭，我看四下，除梁平老哥外並無他人，連生前最密切的摯友都沒有在場，我知道他生前的朋友不計其數，僅鹽源同過患難，而今就在重慶仰慕他人品的就不少，而今一個也沒有來。

後來我才知道，自他身患絕症后，全部斷絕了同周圍友人的信息。他的病來得突然，他的靈魂走得倉促。

後來我問到唐元澄等人，他們壓根就不知道潘老得了肺癌。就連黃沙溪付食店，他站過櫃檯守過夜的那家商店的小青年們，都不知道他得絕症的消息。

我若不是特別的關注他的晚年，主動獲悉他的消息，未必又能守著他的靈，渡過這最後的令人難忘的一夜！

這段晚年的凄涼和悲景，以及他為自己設計的瀟瀟洒灑離世的全部過程，真正實踐了他的臨終遺言。

這同那講排場，囑兒托女活得快活，死得悲傷的市俗人們比起來，有多大差異啊！

上午九時許，一輛卡車載著他的遺體，一駕舊中巴客車，載著送行的不到三十個親朋，就在陰霾的天色里緩緩馳向石橋鋪火葬場。

夜間下起的雨變成了霏霏細雨，就像老天爺的淚水永無止盡。

送葬的隊伍沒有樂隊，沒有儀仗，沒有鞭炮。靈車緩緩馳出巷道，悄悄的，那氣氛可以說十分凄涼。

身處此情此景，我淚流不止。十點鐘，潘麗娜在火葬場院弔唁廳里，組織了一個小小的家庭遺體告別會。告別會剛剛結束，我已難以堅持，前一夜風寒感染，此時已使我渾身發燒，滿腦袋的昏昏沉沉說不清是病還是過度悲哀，坐在那告別會廳前的廊沿長凳上，我止不住哭出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