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第三节：王大炳和他的女儿
回重庆后，按留给我的地址，给王大炳发出的信过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诉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长寿后，当年她的女儿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儿子，现在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样辛勤劳作，总算能图一个果腹，近年来他又自己打土胚，筑墙，建起了能让一家人遮风避雨的窝。
在盐源农场，大家因他的勤劳管叫他驮牛。信上告诉我，他原来的判决，是以叛国投敌作结论的，所以一直没有给他“平反”。对他来说，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那块土地上当牛马。
来信告诉我，今冬岁未农闲时，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一叙久别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场迎接了我这位患难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车站下车后，找不到偏僻角落里的二十四中，所以预先和他约好了时间，他到蔡家场以后，我到车站去接他。
按照预定的时间我在车站上足足等了他两个时辰。中午时分，从车厢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农”。
他身穿灰色补丁的棉衣，脚踏绿色的解放鞋，由于终年的劳累和省吃俭用，那干瘦苍老的脸，高高突出的颧骨，颈项上黑黄的皮肤裹着深深的皱纹，下巴被树皮样干燥的皮肤拉得长长的，配以压得略弯的腰，榨干了油似的双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展出的两尊屹立门前呆望天空，手里柱着打狗棍的老农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刘文采压榨出来的，而是中共强迫‘改造’出来的。
正在下车的他，手中提着一个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还小一岁，正逢壮年，但那样子好像足有六十开外了，我们大约五年没有相见，相逢第一眼我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比之盐源他新婚的岁月，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我连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过来。
我们一边走，一边讲叙六年前，给我的母亲送信和带来一包瓜子的情景，指点着所经过的街道上那些没有变的地方。我说：“世道变了，现在已不是当年，吃的东西并不缺，你不该路远迢迢带这么重的东西来重庆！”
他说自己土里一点绿豆，算我对你母亲一点心意，他对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着他的脸耽心的说：“你的孩子还这么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太劳累，不要太节俭，留着身体是最大的本钱。孩子要你抚养成人，千万不要还像驮牛一样的干，身体拖跨了什么都没有了。”
算来他的大女儿已经六岁，小儿子才四岁啊！
说话间，我们不知不觉到了医院，因为他曾来过，所以并不陌生。
母亲早已在她的房间里等候了许久，今天特别买了很多菜。吃中饭时，她还回忆当年大炳送瓜子仁来的事，用她的话来说，当时在这个人间地狱里，他给我送来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种生活的希望。
吃过午饭后，我俩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们促膝谈心的时候，我告诉了他去成都探看张锡锟家的经过，还告诉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渔洞、化龙桥、大阳沟等地寻找陈力，皮天明，刘顺森的家。告诉他，由于中共的封锁失去联系的人寻找很难。
第二天，拿出了我写的片断给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说：“我可惜没有那个水平，也没有那个精力了，愿你能把我们在监狱里所遭受的苦难，特别是进行的反抗以及牺牲难友们的大无畏精神，如实写出来。”
并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并且预约，成为我第一批的读者。
当我问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难时，他说，这几年，原来的茅草房要从新盖瓦房，更换破烂的家俱和农具，给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时称盐打油、买种子化肥都需要钱。眼看明年大女儿就要开始读书，孩子们的学费全指望他在农闲时候替人帮工，换点力钱。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补疤棉衣，便将我的衣服，翻出几件来送给他。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暗暗替他悲哀，这是一个经中共长期炼狱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内心里那一团熊熊燃烧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胆忠心永不会泯灭。
临走时，我给了他一些钱，虽杯水车薪，解除不了他的贫苦，但总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嘱他明年岁未农闲时一定再来我这里，那时我写的片断就更多了。
从此以后，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着亲人般的交往，看到他们的信更使我想起狱中的经历。
远在长寿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时间给我寄信来，问侯母亲的身体健康，谈他的孩子们上学的情况。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帮助下，在一所学校里谋到了一份烧锅炉的工作，以后每年秋收完结，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归来，途经重庆都要来我家一聚，人虽穷而情谊浓，每次相聚如亲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谈国内外大事，有时我们一起到潘老家共聚，畅谈。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长女王琳给我打来的电话，在电话那一端传来了她断续的哭泣声。告诉我说，她的父亲因煤气中毒身亡！
闻此噩耗，我吃惊不已。三个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绕道重庆时还来看过我，当时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体没有原来利索年龄不饶人，远离家人更要小心。
没想到，意外厄运真缠上了他。
现在他丢下妻儿，在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没有马上身亡，煤气把他变成了不能动弹的植物人，直到那所雇用他的学校通知他的妻子时，一家人才匆匆赶到北京。
他这一走，丢下了两个孩子，长女才十四岁，小儿子十二岁亲朋都是些穷苦农民，加上在这个人情菲薄的年代，谁又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倾力相助？在边远的农村，娘儿三人活下去更加艰辛。
可恨的，对大炳的死负有直接责任的那所雇佣他的学校，想草草了断此事，在三个孤儿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变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把责任往死者身上推，仅拿出八千元人民币了结此事，将母女三人打发回重庆。
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不知怎么才能保护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着眼泪将行将咽气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车，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庆。
刚下火车，王大炳便闭上了他的双目，与这个奴役他一辈子的社会永远长辞了。悲痛欲绝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车站附近，草草办了丧事，将他送去石桥铺火葬。
他的离去，使我痛失一个可以交心的挚友。他那诚恳，质朴的语言，干瘦的外形，都会唤起我内心对他的无限思念。
也罢，大炳逝去，从此再不为儿女牵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对不平世道愤懑不平了。
面对他丢下的孩子，王琳正面临初中毕业即将升入中专或高中的学业关头，按他母亲的意愿，只要她在初中毕业后，能在城里谋到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满意足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她才只有十四岁，就必须应付世道里处处潜伏的危险。稚嫩的肩上，过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担。
我竭力支持她读书，至于经济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资中省下一部分来供她。便当着她母亲的面，承诺了帮助她继续求读，至少也要读到中专毕业。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独立生活为止。
我这许多年来，在中共统治的天下，天天耳闻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对受害者充满同情，却无可奈何。渐渐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时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讨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没有去做。
听王琳母亲讲，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学校，因暖气烟道前年堵塞，并未巯通，所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何况人死后只付了她们母女仅八千元了事。为亡友，为他的孩子向学校讨公道，索取应赔的损失，便成了我义不容辞的事。
中共把保护劳工权利，口头上唱的比什么都重要，而实际上看看他们制定的劳工权利保护法，便知道他们的虚假，公认的劳工基本权力，中共并无可行办法给以保障，连他们的生存权受到侵害时，所得的赔偿也是低得可怜。
为替王大炳讨回一点公道，为王琳向北京佣工单位多争一点赔偿，我到我厂劳动人事处借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关贯彻劳保条例的细则，想找到一点关于用人时，被雇佣者死亡或工伤致残，劳动者可以诉诸法律的条款。
遗憾的是，劳动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只字不提劳动者保护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规定，以及遇害时，如何索赔的条款。
只有一段“职工因病伤死亡的‘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凡职工在职期间因工死亡的，佣人单位除承担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医疗住院费，补发十五个月的工资作为一次性抚恤费；承担死者治丧的全部费用；……其配偶在农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劳动力，应由所在单位给与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补助费，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单位承担生活补助费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据用人单位说，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资仅400元，十五个月工资只有6000元。而给与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补助费，在四川省劳保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每月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补助是连吃白饭苟延生命都不够的。
8000元拿给三个人用来买粮食吃，能维持多久？何况大炳一条人命岂可以八千元了结？当然，这比草菅人命的毛泽东时代，算“进步”了。那时，像大炳这样中毒而死的五类，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抛尸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据，只好按“劳保条例”中的抚恤标准，找用人单位算账，看能不能多争到一点抚恤金，以救救将面临失学的孩子们。
想到这里，便提笔以王琳的口气，写信给那所学校，一面据理陈述有关国家劳动保护条例对死亡职工的抚恤规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标准进行计算，一次性需要这所学校所付出的抚恤金，至少需再补一万的费用。
写完了这封信，把它交给王琳，嘱她将原件保存好，一次性复印三份，一份挂号寄给那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如果这位校长抱着不理的态度，则可以将其它两封向劳动部投诉。当然这些信都只能抱着试的态度，因为，这种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会重视的。
两个月后，给学校发出的信，终于有了回音，答应再增加三千元抚恤费作为一次性了断，面对这种“软打整”，王琳犹疑了。
她说介绍她父亲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来信说，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纯属他的面子带着“照顾”，并不是该校聘的正式员工，所以还不能完全按劳保条例交涉，劝王琳母亲在学校增加抚恤金后，不要再纠缠了，不然他不好处事。
同时马上就是初中毕业生考试，孩子正面临着一场激烈的竞争，据她说长寿地区当年初中毕业生要求考中专的学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专学校招收长寿农村学生的总数不到一百人，在这场竞争中她必须取胜。
她说“爸生前对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长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让我上学，现在他去世了，考大学受经济条件限制，唯一只有应考中专学校。穷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从学校毕业后得一个就业机会，所以暂时只好将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试以后再作计较。
其实她已经在舅公和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追索父亲死亡赔赏的念头，无可奈何地了结了这场人命纠份，在中共专制时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后以1.1万人民币了结了，在中共眼里普通劳动者人命多么溅！！
1996年夏天，在长寿初中应届毕业生报考中专的考场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录取96名的高难竞争中，沉着应对，以总成绩486分，远远超过了当时对农村学生的苛刻录取线440分。
但是在如此优异的成绩面前，她的面部没有任何兴奋。在她那孩子气脸上不但布满了倦容，还忧虑的告诉我：她报考第一志原的学校已半月，一直没有发来录取通知书。并且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在重庆市工业学校有没有相识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种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困绕着。
在我追问下，她终于告诉我，这次报考她填写的第一志愿，是重庆工业学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数时，她的中学校长特别叮嘱道，重庆工业校是重庆市经委主办的一所重点中专学校，因为该校包毕业生分配，所以是重庆报考生最多的一所热门学校，考进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类毕业生常受用人单位拒绝女生的影响，所以工科专业，女生被录取的机会比男生更苛刻，过去长寿地区常常发生女生上了录取线，没被录取的事。所以请求我设法与工业校疏通关系，说关系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数线，也有被落榜的危险。
像王琳这样远在长寿偏僻农村里的女孩子，那来与工业学校攀亲沾故的关系？万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尽弃回家务农，要未交足两万元读该校的议价生。两种后果，对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亲为她读书连老命都丢在异乡，还不是让她能走升学这种唯一前途，她从小刻苦读书，为了节省开支，她背米上学交学费；放学了打猪草喂猪；内衣烂了也没有换的，补了又补；做作业把其它同学用过的作业本翻过来打草稿。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亲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钱去交议价费。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灵上烙下了铭心印记，这也许是那个年代，想在求学中找到一碗饭吃的穷孩子们，最痛苦的事。报纸上每年都有这种因考不上学校的考生，走上自杀轻生的消息。
事不宜迟，病笃乱投医了，王琳在几个亲戚的商议下，在老校长的建议下，从银行里取出来一千元，这可是她父亲的丧命钱，用这钱买了烟酒之类的常规“礼品”，战战兢兢怀惴着剩余的几百元钱，到重庆找到了工业学校。
工业校已放暑假，就连操场上也没见几个人影，怯生生的她跟着老校长，找到了往届长寿中学毕业后就读工业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为王琳介绍现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林老师，据这位李同学介绍，报考同学只要上了线，都可托他来决定入校的资格。
于是老校长和王琳跟着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师住宿楼。不巧林老师放假后回乡下老家一直没有回来，但是这位校友答应林老师回来后，立即办这件事，劝他们暂时回长寿听候消息。
王琳回到长寿，在焦虑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业校的录取通知，仍杳无音讯。王琳心中想：是这笔私下交易出手太轻，还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节？乡下又没有电话，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娇阳下天天往学校跑，犹如热锅的蚂蚁，经过发奋努力考试成绩名列前矛的她，还要为求学送礼，撞后门！
又等了十天，她终于耐不住，再度从长寿乡下来重庆，这一次跑来求助于我了。学校在国家统一下达招生指标外，增收应届落榜生的规定，称之为“议价生”，教肓上的投资，大陆向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学校招收议价生的‘正当理由’。
我不知道这种议价生的召生人数和价格是谁定的，也不知道这种制度是什么时候兴的。只听说收议价生是为了‘满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学的一种措施。大陆实行一胎的计划生育，一个家庭一个独生子，特别是贫穷的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唯一独儿进得一所较好学校。
在中共毛泽东时期穷怕了的臭老九们，盼来了发财的好机会。议价学校遍地开花，教育也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之一。古时候卖官鬻爵是可杀头的，而今中共领导下，文凭变成了社会主义流通中特别的商品。当然双方都心甘情愿本无可非议，不过买方往往成了无力支付的穷人。
而且“文凭”不是日用的商品，买卖文凭这种公开的腐败在中共后集权时期的猖厥，窒死了求知识求本领的学风。
中国是一个文明教化的国家，自古我们祖先办教育是以“修身，致知”为目的，古来圣人办学完全是为了修好社会风气的。提倡苦学，以立身为本，老师也只满足于束攸之礼。
而今文凭既成了进身的通行证，成了有钱人眩耀自己的阶梯。办学的人也从事贩卖假文凭的勾当，在社会上招摇撞骗。
报上偶然看到对买卖文凭的批露打击，那是行骗者搞得太不像话，拿个别人开刀做做样子的。学校都这样，教师收取学生贿赂，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敲诈学生便一点不奇怪了。
令王琳烦恼的就是为了求学的这份礼该送多少？这是不比商场上的商品，挂着“明码实价”“童叟无欺”的牌子，使买卖双方都明白的。送给老师的这份礼，其多少也要根据求学人数变化的“供需”关系来调整，俏时可以几千元，溅的也是几十块。
再加上，这种议价为世人所不齿，需要遮遮掩掩进行，王琳再烦恼也只好委屈着忍受，好歹这也是社会主义特色一绝！
不过，已经付出去了一千元，穿着拣来的比自己大两个码子很不合身的花裤子，对于刚跨进城里，在工业学校的大门口徘徊的王琳来说，就是一笔了不起的巨大开支，要知道仅仅这么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亲用生命换来的抚恤费十分之一的数目，是长在农村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开头讲元朝未年有一个叫王冕的少年，他十岁时就给人放牛，因为他七岁的时候父亲早逝，母亲为人做针线活，供他到村校读书。每天黄昏回来，放牛的东家给他的一些鱼肉，用帕子包好，带回家孝敬母亲。白天放牛时常骑在牛背上，画池塘的荷花，日渐成名。
长大以后，他常常以自己画的荷花拿来集市上换些柴米，后来有人发现他不但才艺高超，且胸襟开阔，便举荐他去当官，王冕却为了逃官跑到山东济南靠测字绘画为生。没有好久，明朝改代，礼部拟定了在民间行科举考试办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试，以四书，五经，八股文考士。
王冕说：“这种科举制度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以此为进身之道，必会把文行出处也看轻了。王冕后来隐居会稽山中。
古人连科举制度都有非议，而今天却兴出来贿赂作弊。王琳既然跑来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业学校校办工厂的厂长陈明生，正好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八六年我和陈明生在同学会上重逢，当时参加这次同学聚会的人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现在王琳入学的问题正好请他出面帮助疏通。
当我接通陈明生的电话，告诉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应了。事不宜迟，我马上带着王琳匆匆地乘车赶到了化龙桥，在工业学势校教职工的宿舍里，我们很快地找到了头发已斑白的陈明生。
自上次同学聚会后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时间对于老同学尤其显得光阴摧老。他告诉我，他刚刚才退休，校办工厂和学校的大小化验室他都没有介入了。今年招生办公室负责的教务主任张某正是他的学生，向来关系处得不错。
当我讲到当今社会上教育的种种丑恶现象，生活在我们这个层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当即表示，现在不是评论中国教育危机的时候，而是要赶快落实王琳入学的具体问题，于是他又亲自带着我们去到了张主任的家里。
张主任的爱人接待了我们，但她告诉我们，张老师去成都招生还没有回来，估计要下周才能回家。陈明生当即写了一张便条，把王琳的名字、考区、准考证的编号以及所考的分数全部写在上面，拜托这位张主任务必关照。
便条写好，交给了张夫人还一再地嘱托张夫人等到张老师回来后，务必落实这件事，这么一来王琳的录取才算是有了着落，但终究还没有最后的敲定，回到陈明生的家里，我把和王琳父亲同我在狱中多年交往告诉了他，他感叹说，现在人和人之间感情的空间已越来越窄，社会上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很淡。”
教师为了多捞几个违心钱，与学生关系搞得如此庸俗，仔细想来难道不是中共统治设下的隔阂么？师生已经谈不上什么感情。
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情丧失，人与人之间全是势、利关系，何等可悲。
当我们起身告辞后，我嘱王琳暂时回长寿家里，好好的休息几天，准备好上学的行李和学惯用具。中专学习的时间足足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所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固然我可以帮助她，但必竟是有限的。
大约十几天以后，我终于接到到了陈明生的电话，告诉我，王琳被工业学校正式录取，我问老同学需不需买点礼品，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如此，他和这位教导主任纵有师生之谊，也该随着俗流有所表示。否则王琳就是被录取了，今后还要拜托工业校的老师和校长们对她多多的关照。
他在电话上说：“不必了，否则也太小看他这位老同学了。”但是他关照王琳先前送的礼也不要再去追究，礼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况收礼的林老师今后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后三年的学业中，不但要依靠他对她的关照，还要在三年以后的毕业评语上得到他的肯定，千万不能得罪他。
但我还是主张找个适当时间，大家认识一下，就在附近找了个干净食馆吃顿饭聚一聚，一来为王琳顺利入学庆祝一下，二来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亲向学校拜托王琳今后三年中学业顺利，陈明生同意了。他们把聚会相识的时间订在该校开学的时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学校来给她付开学第一个学期的学费。
王琳在得知她被录取的消息，究竟高兴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万万个类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会得到她这种比较满意的结果，中学毕业升入中专，以及今后处社会的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开学前三天，王琳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包来到我家，那包里装了一袋绿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块农村的“老腊肉”，满脸汗水，脸蛋涨得通红的王琳向我解释说：“这是我妈的一点心意，本来还想把家里的几十个鸡蛋带来的，但我实在拿不动了，再说路远迢迢的，鸡蛋在汽车上又容易打烂，所以我没带。”
我知道在偏僻的长寿农村，她送来的东西恐怕要算农家最值钱的礼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对王琳说“你母亲对你的用心，你应当牢记，这些东西，你在大热天这么老远的扛来，谢谢你妈的心意，但你还是带到学校去，酬谢一下你的陈伯伯吧。”
后来我知道，陈明生也没收她的礼物，最后还是送给了班主任林老师了。
后来，陈明生告诉我，他已问过张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礼给林老师这件事，张主任说林老师压根就没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陈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进工业学校的校门，并坐在课堂里上课，恐怕还是一个未知的事。
后来为托附王琳的入学和学业，我曾两次去过林老师的家，在他的家里家庭电影，柜式空调，国外进口的高级VCD，讲究的家具摆设，应有尽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里希罕王琳带来的一包绿豆，一块腊肉啊。想到可怜的王琳连内衣都没有换的，我心里真有说不清的滋味。
听这位林老师说，他除了工作外，还兼任好几个业余的职位，他拿给我的名片上写着，某机械进出公司的推销员。
因穷而逼出来的致富狂热，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动下，对穷得上无片瓦的中国人，产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尤其是像林某这种人，邓小平的政策意味着一个富人集团从社会中分化出来。古人说：“人无横财不富”。
所以现在知识分子，也学会了这种从更穷的人身上进行“原始积累”的手段。这可是中国人中前所未有的，这种现象无疑是文革道德堕落的继续，有这种行为的人，怎么能担当塑造人类灵魂的神圣使命？
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经历毛泽东疯狂的摧残已完全堕落，人们以随意的骂人打人为习惯。以公开枪劫为乐事，社会道德的危机日趋严重。接着就被一群打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机，可说是当前社会最大的危机。形形色色的腐败以及公开的损人利己已严重腐蚀了青少年，据报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龄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低了三岁，1999年公布的我国青少年作案数，占整个刑事案件的19%，并以偷、盗为重点。
先前还有在报章媒体上发一点“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渐渐的淹没在“怎么发财”的嚣声中，人们似乎对社会的堕落感到麻木，当局更担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呐喊会引发六四的回声，会因此而动摇中共统治的大厦。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口号，就像包着无数腐肉的侬包，越包越烂，人们耽心，为维持一个腐败政局的稳定，究竟会把中国引向何处？
我们古代的哲人主张内心的修养。把修心养性当成教育的出发点，百年树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业，被一群打着“解放中华民族”，“砸烂封建礼教”的革命家们糟踏得一无所存了。
当然，王琳送给林先生的礼物，既无聊也无知，然而这恰恰是被社会看作可行的途径，林先生对给他送去的酒和烟不屑一顾，这区区一千元的礼物，对聚财有道的林先生哪里算得上是“礼”？但对于连布衣服都没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笔想了又想凑了又凑的大数字。
同在一个课堂上的师生怎么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尴尬？所幸工业校求学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绩一直名列前矛。我想这大概是王大炳的遗传基因作用，是他那双死不瞑目的灵魂，在阴间对他女儿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从工业校毕业以后，在南坪一家电力公司下属的配件加工厂从事技术室的工作。算是她跻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业之地”，实现了她的母亲最低的要求。
由于我已年老，这几年很想找到继承我的遗志，完成对这个时代无情批判的大业，我曾倾注于我的儿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会争夺我的孩子时，我却失败了。
曾一度把这种神圣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没料到，我的影响终于没有战胜恶劣社会空气对她的影响，三年的中专生活，在环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诚实的品性被渐渐改变，渐渐地我们失去了原先那种感情，自2003年她结婚以后，我们就很少往来了。
但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延续，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儿，他们身上固有的秉性会最终会起作用，我想我终生反对专制主义那种不懈斗争，终会在中国这片热土上结出硕果。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