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9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第三節：王大炳和他的女兒
回重慶后，按留給我的地址，給王大炳發出的信過了十天，便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告訴我，自77年同老婆一起回到長壽后，當年她的女兒就出生了，第三年又生下了他的兒子，現在他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家」就靠他像牛一樣辛勤勞作，總算能圖一個果腹，近年來他又自己打土胚，築牆，建起了能讓一家人遮風避雨的窩。
在鹽源農場，大家因他的勤勞管叫他馱牛。信上告訴我，他原來的判決，是以叛國投敵作結論的，所以一直沒有給他「平反」。對他來說，平不平反，反正是一輩子面朝黃土背朝天，在那塊土地上當牛馬。
來信告訴我，今冬歲未農閑時，一定要到重慶來看我，一敘久別之情。
1982年冬天，我在蔡家場迎接了我這位患難中的兄弟。我怕他在蔡家車站下車后，找不到偏僻角落裡的二十四中，所以預先和他約好了時間，他到蔡家場以後，我到車站去接他。
按照預定的時間我在車站上足足等了他兩個時辰。中午時分，從車廂里走出了一位地地道道的「老農」。
他身穿灰色補丁的棉衣，腳踏綠色的解放鞋，由於終年的勞累和省吃儉用，那乾瘦蒼老的臉，高高突出的顴骨，頸項上黑黃的皮膚裹著深深的皺紋，下巴被樹皮樣乾燥的皮膚拉得長長的，配以壓得略彎的腰，榨乾了油似的雙肩。
那外形，酷似中共在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地主莊園，展出的兩尊屹立門前呆望天空，手裡柱著打狗棍的老農奴塑像。只是他那形像不是地主劉文采壓榨出來的，而是中共強迫『改造』出來的。
正在下車的他，手中提著一個沉重的麻布口袋。
他比我還小一歲，正逢壯年，但那樣子好像足有六十開外了，我們大約五年沒有相見，相逢第一眼我幾乎沒有認出他來，比之鹽源他新婚的歲月，真變成了另一個樣子了。我連忙迎了上去，把他手中提的麻袋接了過來。
我們一邊走，一邊講敘六年前，給我的母親送信和帶來一包瓜子的情景，指點著所經過的街道上那些沒有變的地方。我說：「世道變了，現在已不是當年，吃的東西並不缺，你不該路遠迢迢帶這麼重的東西來重慶！」
他說自己土裡一點綠豆，算我對你母親一點心意，他對人的忠厚可想而知。
我望著他的臉耽心的說：「你的孩子還這麼小，你自己更要注意身體健康，不要太勞累，不要太節儉，留著身體是最大的本錢。孩子要你撫養成人，千萬不要還像馱牛一樣的干，身體拖跨了什麼都沒有了。」
算來他的大女兒已經六歲，小兒子才四歲啊！
說話間，我們不知不覺到了醫院，因為他曾來過，所以並不陌生。
母親早已在她的房間里等候了許久，今天特別買了很多菜。吃中飯時，她還回憶當年大炳送瓜子仁來的事，用她的話來說，當時在這個人間地獄里，他給我送來的不是普通的瓜子，而是一種生活的希望。
吃過午飯後，我倆便到二十四中我的宿舍里，在我的宿舍里，他住了三天，晚上便是我們促膝談心的時候，我告訴了他去成都探看張錫錕家的經過，還告訴他我去潘朝元家，又去漁洞、化龍橋、大陽溝等地尋找陳力，皮天明，劉順森的家。告訴他，由於中共的封鎖失去聯繫的人尋找很難。
第二天，拿出了我寫的片斷給他看，看后他深情的說：「我可惜沒有那個水平，也沒有那個精力了，願你能把我們在監獄里所遭受的苦難，特別是進行的反抗以及犧牲難友們的大無畏精神，如實寫出來。」
並表示非常渴望我的文章交付出版，並且預約，成為我第一批的讀者。
當我問到他眼下生活上的困難時，他說，這幾年，原來的茅草房要從新蓋瓦房，更換破爛的傢俱和農具，給大人孩子添置衣被，平時稱鹽打油、買種子化肥都需要錢。眼看明年大女兒就要開始讀書，孩子們的學費全指望他在農閑時候替人幫工，換點力錢。
我看看他身上穿的補疤棉衣，便將我的衣服，翻出幾件來送給他。看著他皮包骨頭的身體，暗暗替他悲哀，這是一個經中共長期煉獄的「政治」犯。
不管外形如何，他內心裡那一團熊熊燃燒的反抗烈火，他那棵赤膽忠心永不會泯滅。
臨走時，我給了他一些錢，雖杯水車薪，解除不了他的貧苦，但總是我的一翻心意，叮囑他明年歲未農閑時一定再來我這裏，那時我寫的片斷就更多了。
從此以後，我和潘老，大炳一直保持著親人般的交往，看到他們的信更使我想起獄中的經歷。
遠在長壽的大炳，除了隔一定時間給我寄信來，問侯母親的身體健康，談他的孩子們上學的情況。
直到1986年他才在北京的舅舅幫助下，在一所學校里謀到了一份燒鍋爐的工作，以後每年秋收完結，他都要赴北京打工。
每次到北京去和歸來，途經重慶都要來我家一聚，人雖窮而情誼濃，每次相聚如親兄弟，除了拉家常也談國內外大事，有時我們一起到潘老家共聚，暢談。
一九九五年一月，我突然接到他的長女王琳給我打來的電話，在電話那一端傳來了她斷續的哭泣聲。告訴我說，她的父親因煤氣中毒身亡！
聞此噩耗，我吃驚不已。三個月前他去北京打工前繞道重慶時還來看過我，當時我提醒他已近六旬，身體沒有原來利索年齡不饒人，遠離家人更要小心。
沒想到，意外厄運真纏上了他。
現在他丟下妻兒，在為人打工的路上一去不返了。
大炳在北京中毒后，沒有馬上身亡，煤氣把他變成了不能動彈的植物人，直到那所僱用他的學校通知他的妻子時，一家人才匆匆趕到北京。
他這一走，丟下了兩個孩子，長女才十四歲，小兒子十二歲親朋都是些窮苦農民，加上在這個人情菲薄的年代，誰又能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傾力相助？在邊遠的農村，娘兒三人活下去更加艱辛。
可恨的，對大炳的死負有直接責任的那所雇傭他的學校，想草草了斷此事，在三個孤兒寡母到了北京后，趁已變成植物人的王大炳說不出話來的時候，把責任往死者身上推，僅拿出八千元人民幣了結此事，將母女三人打發回重慶。
身處異鄉，舉目無親，不知怎麼才能保護自己的母子三人，只好含著眼淚將行將咽氣的王大炳，送上了火車，哭哭涕涕一路回到重慶。
剛下火車，王大炳便閉上了他的雙目，與這個奴役他一輩子的社會永遠長辭了。悲痛欲絕的妻女三人只好在車站附近，草草辦了喪事，將他送去石橋鋪火葬。
他的離去，使我痛失一個可以交心的摯友。他那誠懇，質樸的語言，乾瘦的外形，都會喚起我內心對他的無限思念。
也罷，大炳逝去，從此再不為兒女牽挂，再也不受中共奴役，也再不對不平世道憤懣不平了。
面對他丟下的孩子，王琳正面臨初中畢業即將升入中專或高中的學業關頭，按他母親的意願，只要她在初中畢業后，能在城裡謀到一個可以糊口的工作便心滿意足了。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她才只有十四歲，就必須應付世道里處處潛伏的危險。稚嫩的肩上，過早地挑起了生活重擔。
我竭力支持她讀書，至於經濟上拮据，可在我的工資中省下一部份來供她。便當著她母親的面，承諾了幫助她繼續求讀，至少也要讀到中專畢業。直到她取得工作，能獨立生活為止。
我這許多年來，在中共統治的天下，天天耳聞目濡，不平的事太多，對受害者充滿同情，卻無可奈何。漸漸把我性格上固有的楞角打磨得平滑光整，有時碰到替人打人命官司討回公道的事，也往往沒有去做。
聽王琳母親講，致大炳中毒身亡的那所學校，因暖氣煙道前年堵塞，並未巰通，所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何況人死後只付了她們母女僅八千元了事。為亡友，為他的孩子向學校討公道，索取應賠的損失，便成了我義不容辭的事。
中共把保護勞工權利，口頭上唱的比什麼都重要，而實際上看看他們制定的勞工權利保護法，便知道他們的虛假，公認的勞工基本權力，中共並無可行辦法給以保障，連他們的生存權受到侵害時，所得的賠償也是低得可憐。
為替王大炳討回一點公道，為王琳向北京傭工單位多爭一點賠償，我到我廠勞動人事處借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護法」，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有關貫徹勞保條例的細則，想找到一點關於用人時，被雇傭者死亡或工傷致殘，勞動者可以訴諸法律的條款。
遺憾的是，勞動保法及各地配套文件，隻字不提勞動者保護自己的生命不被侵害的規定，以及遇害時，如何索賠的條款。
只有一段「職工因病傷死亡的『處理辦法』其中規定，凡職工在職期間因工死亡的，傭人單位除承擔死亡過程中所發生的醫療住院費，補發十五個月的工資作為一次性撫恤費；承擔死者治喪的全部費用；……其配偶在農村的，因死者亡故后而失去了勞動力，應由所在單位給與死亡者每月基本生活補助費，子女未成年的，由所在單位承擔生活補助費直到成年，如此云云。
據用人單位說，王大炳的基本月工資僅400元，十五個月工資只有6000元。而給與王大炳妻子的生活補助費，在四川省勞保條例實施細則中規定，每月僅只有三十元。在九十年代，三十元的生活補助是連吃白飯苟延生命都不夠的。
8000元拿給三個人用來買糧食吃，能維持多久？何況大炳一條人命豈可以八千元了結？當然，這比草菅人命的毛澤東時代，算「進步」了。那時，像大炳這樣中毒而死的五類，就只有用席子一裹，拋屍荒野的命。
既然找不到其它的依據，只好按「勞保條例」中的撫恤標準，找用人單位算賬，看能不能多爭到一點撫恤金，以救救將面臨失學的孩子們。
想到這裏，便提筆以王琳的口氣，寫信給那所學校，一面據理陳述有關國家勞動保護條例對死亡職工的撫恤規定，如果以四川省政府的最低標準進行計算，一次性需要這所學校所付出的撫恤金，至少需再補一萬的費用。
寫完了這封信，把它交給王琳，囑她將原件保存好，一次性複印三份，一份挂號寄給那所學校的校長辦公室。！如果這位校長抱著不理的態度，則可以將其它兩封向勞動部投訴。當然這些信都只能抱著試的態度，因為，這種老百姓的「人命官司」在中共的天下一向是不會重視的。
兩個月後，給學校發出的信，終於有了迴音，答應再增加三千元撫恤費作為一次性了斷，面對這種「軟打整」，王琳猶疑了。
她說介紹她父親去北京找工作的「舅公」來信說，王大炳去北京打工，純屬他的面子帶著「照顧」，並不是該校聘的正式員工，所以還不能完全按勞保條例交涉，勸王琳母親在學校增加撫恤金后，不要再糾纏了，不然他不好處事。
同時馬上就是初中畢業生考試，孩子正面臨著一場激烈的競爭，據她說長壽地區當年初中畢業生要求考中專的學生，在一千人以上，而各中專學校招收長壽農村學生的總數不到一百人，在這場競爭中她必須取勝。
她說「爸生前對我的最大希望就是長大成材，他外出打工，一心讓我上學，現在他去世了，考大學受經濟條件限制，唯一只有應考中專學校。窮人家的孩子最需要是從學校畢業后得一個就業機會，所以暫時只好將替亡父打官司的事押一下，等到考試以後再作計較。
其實她已經在舅公和社會的壓力下，放棄了追索父親死亡賠賞的念頭，無可奈何地了結了這場人命糾份，在中共專制時期受苦受累的大炳一命，最後以1.1萬人民幣了結了，在中共眼裡普通勞動者人命多麼濺！！
1996年夏天，在長壽初中應屆畢業生報考中專的考場上，王琳在一千多考生只錄取96名的高難競爭中，沉著應對，以總成績486分，遠遠超過了當時對農村學生的苛刻錄取線440分。
但是在如此優異的成績面前，她的面部沒有任何興奮。在她那孩子氣臉上不但布滿了倦容，還憂慮的告訴我：她報考第一志原的學校已半月，一直沒有發來錄取通知書。並且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在重慶市工業學校有沒有相識的朋友？我看得出她被一種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難困繞著。
在我追問下，她終於告訴我，這次報考她填寫的第一志願，是重慶工業學校，在通知她的中考分數時，她的中學校長特別叮囑道，重慶工業校是重慶市經委主辦的一所重點中專學校，因為該校包畢業生分配，所以是重慶報考生最多的一所熱門學校，考進去不容易。
加上工科類畢業生常受用人單位拒絕女生的影響，所以工科專業，女生被錄取的機會比男生更苛刻，過去長壽地區常常發生女生上了錄取線，沒被錄取的事。所以請求我設法與工業校疏通關係，說關係不到位，就是上了分數線，也有被落榜的危險。
像王琳這樣遠在長壽偏僻農村裡的女孩子，那來與工業學校攀親沾故的關係？萬一真的落榜，要未前功盡棄回家務農，要未交足兩萬元讀該校的議價生。兩種後果，對王琳都是致命的。
她的父親為她讀書連老命都丟在異鄉，還不是讓她能走升學這種唯一前途，她從小刻苦讀書，為了節省開支，她背米上學交學費；放學了打豬草餵豬；內衣爛了也沒有換的，補了又補；做作業把其它同學用過的作業本翻過來打草稿。這一切都近在眼前，她不能把父親用生命代價換來的錢去交議價費。
世道的不公平在她年幼的心靈上烙下了銘心印記，這也許是那個年代，想在求學中找到一碗飯吃的窮孩子們，最痛苦的事。報紙上每年都有這種因考不上學校的考生，走上自殺輕生的消息。
事不宜遲，病篤亂投醫了，王琳在幾個親戚的商議下，在老校長的建議下，從銀行里取出來一千元，這可是她父親的喪命錢，用這錢買了煙酒之類的常規「禮品」，戰戰兢兢懷惴著剩餘的幾百元錢，到重慶找到了工業學校。
工業校已放暑假，就連操場上也沒見幾個人影，怯生生的她跟著老校長，找到了往屆長壽中學畢業后就讀工業校，至今仍留校工作的老校友李某。李某表示他可以為王琳介紹現招生辦公室工作的林老師，據這位李同學介紹，報考同學只要上了線，都可托他來決定入校的資格。
於是老校長和王琳跟著他，爬上半山上的教師住宿樓。不巧林老師放假后回鄉下老家一直沒有回來，但是這位校友答應林老師回來后，立即辦這件事，勸他們暫時回長壽聽候消息。
王琳回到長壽，在焦慮和盼望中等了十天，工業校的錄取通知，仍杳無音訊。王琳心中想：是這筆私下交易出手太輕，還是那位李校友另生了枝節？鄉下又沒有電話，正夏日三伏，王琳在嬌陽下天天往學校跑，猶如熱鍋的螞蟻，經過發奮努力考試成績名列前矛的她，還要為求學送禮，撞後門！
又等了十天，她終於耐不住，再度從長壽鄉下來重慶，這一次跑來求助於我了。學校在國家統一下達招生指標外，增收應屆落榜生的規定，稱之為「議價生」，教肓上的投資，大陸向來是世界最低的國家。經費嚴重不足，成為學校招收議價生的『正當理由』。
我不知道這種議價生的召生人數和價格是誰定的，也不知道這種制度是什麼時候興的。只聽說收議價生是為了『滿足』老百姓子弟期盼求學的一種措施。大陸實行一胎的計劃生育，一個家庭一個獨生子，特別是貧窮的家庭，砸鍋賣鐵也要讓唯一獨兒進得一所較好學校。
在中共毛澤東時期窮怕了的臭老九們，盼來了發財的好機會。議價學校遍地開花，教育也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商品之一。古時候賣官鬻爵是可殺頭的，而今中共領導下，文憑變成了社會主義流通中特別的商品。當然雙方都心甘情願本無可非議，不過買方往往成了無力支付的窮人。
而且「文憑」不是日用的商品，買賣文憑這種公開的腐敗在中共後集權時期的猖厥，窒死了求知識求本領的學風。
中國是一個文明教化的國家，自古我們祖先辦教育是以「修身，致知」為目的，古來聖人辦學完全是為了修好社會風氣的。提倡苦學，以立身為本，老師也只滿足於束攸之禮。
而今文憑既成了進身的通行證，成了有錢人眩耀自己的階梯。辦學的人也從事販賣假文憑的勾當，在社會上招搖撞騙。
報上偶然看到對買賣文憑的批露打擊，那是行騙者搞得太不像話，拿個別人開刀做做樣子的。學校都這樣，教師收取學生賄賂，在他們的權力範圍內，敲詐學生便一點不奇怪了。
令王琳煩惱的就是為了求學的這份禮該送多少？這是不比商場上的商品，掛著「明碼實價」「童叟無欺」的牌子，使買賣雙方都明白的。送給老師的這份禮，其多少也要根據求學人數變化的「供需」關係來調整，俏時可以幾千元，濺的也是幾十塊。
再加上，這種議價為世人所不齒，需要遮遮掩掩進行，王琳再煩惱也只好委屈著忍受，好歹這也是社會主義特色一絕！
不過，已經付出去了一千元，穿著揀來的比自己大兩個碼子很不合身的花褲子，對於剛跨進城裡，在工業學校的大門口徘徊的王琳來說，就是一筆了不起的巨大開支，要知道僅僅這麼一送，就送走了他的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撫恤費十分之一的數目，是長在農村一個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辛苦了一年的收入！
《儒林外史》開頭講元朝未年有一個叫王冕的少年，他十歲時就給人放牛，因為他七歲的時候父親早逝，母親為人做針線活，供他到村校讀書。每天黃昏回來，放牛的東家給他的一些魚肉，用帕子包好，帶回家孝敬母親。白天放牛時常騎在牛背上，畫池塘的荷花，日漸成名。
長大以後，他常常以自己畫的荷花拿來集市上換些柴米，後來有人發現他不但才藝高超，且胸襟開闊，便舉薦他去當官，王冕卻為了逃官跑到山東濟南靠測字繪畫為生。沒有好久，明朝改代，禮部擬定了在民間行科舉考試辦法，凡要考取功名，三年一試，以四書，五經，八股文考士。
王冕說：「這種科舉制度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以此為進身之道，必會把文行出處也看輕了。王冕後來隱居會稽山中。
古人連科舉制度都有非議，而今天卻興出來賄賂作弊。王琳既然跑來求助我，也是天有巧合，工業學校校辦工廠的廠長陳明生，正好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八六年我和陳明生在同學會上重逢，當時參加這次同學聚會的人留下了通訊地址和電話，現在王琳入學的問題正好請他出面幫助疏通。
當我接通陳明生的電話，告訴他有事相求后，他欣然答應了。事不宜遲，我馬上帶著王琳匆匆地乘車趕到了化龍橋，在工業學勢校教職工的宿舍里，我們很快地找到了頭髮已斑白的陳明生。
自上次同學聚會後又相隔了十年，十年的時間對於老同學尤其顯得光陰摧老。他告訴我，他剛剛才退休，校辦工廠和學校的大小化驗室他都沒有介入了。今年招生辦公室負責的教務主任張某正是他的學生，向來關係處得不錯。
當我講到當今社會上教育的種種醜惡現象，生活在我們這個層次的人感受是相同的。他當即表示，現在不是評論中國教育危機的時候，而是要趕快落實王琳入學的具體問題，於是他又親自帶著我們去到了張主任的家裡。
張主任的愛人接待了我們，但她告訴我們，張老師去成都招生還沒有回來，估計要下周才能回家。陳明生當即寫了一張便條，把王琳的名字、考區、准考證的編號以及所考的分數全部寫在上面，拜託這位張主任務必關照。
便條寫好，交給了張夫人還一再地囑託張夫人等到張老師回來后，務必落實這件事，這麼一來王琳的錄取才算是有了著落，但終究還沒有最後的敲定，回到陳明生的家裡，我把和王琳父親同我在獄中多年交往告訴了他，他感嘆說，現在人和人之間感情的空間已越來越窄，社會上除了金錢關係什麼都很淡。」
教師為了多撈幾個違心錢，與學生關係搞得如此庸俗，仔細想來難道不是中共統治設下的隔閡么？師生已經談不上什麼感情。
活在這個世界上，真情喪失，人與人之間全是勢、利關係，何等可悲。
當我們起身告辭后，我囑王琳暫時回長壽家裡，好好的休息幾天，準備好上學的行李和學慣用具。中專學習的時間足足有三年，在這三年裡所需要的費用還很多，固然我可以幫助她，但必竟是有限的。
大約十幾天以後，我終於接到到了陳明生的電話，告訴我，王琳被工業學校正式錄取，我問老同學需不需買點禮品，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如此，他和這位教導主任縱有師生之誼，也該隨著俗流有所表示。否則王琳就是被錄取了，今後還要拜託工業校的老師和校長們對她多多的關照。
他在電話上說：「不必了，否則也太小看他這位老同學了。」但是他關照王琳先前送的禮也不要再去追究，禮是王琳自己送的，只能看成是她自作多情了，何況收禮的林老師今後是王琳的班主任，在今後三年的學業中，不但要依靠他對她的關照，還要在三年以後的畢業評語上得到他的肯定，千萬不能得罪他。
但我還是主張找個適當時間，大家認識一下，就在附近找了個乾淨食館吃頓飯聚一聚，一來為王琳順利入學慶祝一下，二來也算是我代表他的父親向學校拜託王琳今後三年中學業順利，陳明生同意了。他們把聚會相識的時間訂在該校開學的時候，那天我反正要到學校來給她付開學第一個學期的學費。
王琳在得知她被錄取的消息，究竟高興到什麼程度我不知道，我想到千千萬萬個類似王琳的孩子，不一定都會得到她這種比較滿意的結果，中學畢業升入中專，以及今後處社會的人際關係是非常複雜的。
開學前三天，王琳拎著一個沉甸甸的大包來到我家，那包里裝了一袋綠豆，一袋芝麻和一大塊農村的「老臘肉」，滿臉汗水，臉蛋漲得通紅的王琳向我解釋說：「這是我媽的一點心意，本來還想把家裡的幾十個雞蛋帶來的，但我實在拿不動了，再說路遠迢迢的，雞蛋在汽車上又容易打爛，所以我沒帶。」
我知道在偏僻的長壽農村，她送來的東西恐怕要算農家最值錢的禮物了，我那能收下？便對王琳說「你母親對你的用心，你應當牢記，這些東西，你在大熱天這麼老遠的扛來，謝謝你媽的心意，但你還是帶到學校去，酬謝一下你的陳伯伯吧。」
後來我知道，陳明生也沒收她的禮物，最後還是送給了班主任林老師了。
後來，陳明生告訴我，他已問過張主任，知不知道王琳送禮給林老師這件事，張主任說林老師壓根就沒有提起此事。若不是陳明生起了作用，王琳能不能走進工業學校的校門，並坐在課堂里上課，恐怕還是一個未知的事。
後來為託附王琳的入學和學業，我曾兩次去過林老師的家，在他的家裡家庭電影，櫃式空調，國外進口的高級VCD，講究的傢具擺設，應有盡有，比我富裕多了，他那裡希罕王琳帶來的一包綠豆，一塊臘肉啊。想到可憐的王琳連內衣都沒有換的，我心裏真有說不清的滋味。
聽這位林老師說，他除了工作外，還兼任好幾個業餘的職位，他拿給我的名片上寫著，某機械進出公司的推銷員。
因窮而逼出來的致富狂熱，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鼓動下，對窮得上無片瓦的中國人，產生了一股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尤其是像林某這種人，鄧小平的政策意味著一個富人集團從社會中分化出來。古人說：「人無橫財不富」。
所以現在知識分子，也學會了這種從更窮的人身上進行「原始積累」的手段。這可是中國人中前所未有的，這種現象無疑是文革道德墮落的繼續，有這種行為的人，怎麼能擔當塑造人類靈魂的神聖使命？
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經歷毛澤東瘋狂的摧殘已完全墮落，人們以隨意的罵人打人為習慣。以公開槍劫為樂事，社會道德的危機日趨嚴重。接著就被一群打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者搞得面目全非。
教育的危機，可說是當前社會最大的危機。形形色色的腐敗以及公開的損人利己已嚴重腐蝕了青少年，據報上透露，未成人的犯罪年齡比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低了三歲，1999年公布的我國青少年作案數，占整個刑事案件的19%，並以偷、盜為重點。
先前還有在報章媒體上發一點「救救孩子」的吶喊，也漸漸的淹沒在「怎麼發財」的囂聲中，人們似乎對社會的墮落感到麻木，當局更擔心的是救救孩子的吶喊會引發六四的回聲，會因此而動搖中共統治的大廈。
「穩定是壓倒一切」的口號，就像包著無數腐肉的儂包，越包越爛，人們耽心，為維持一個腐敗政局的穩定，究竟會把中國引向何處？
我們古代的哲人主張內心的修養。把修心養性當成教育的出發點，百年樹人是一件好不容易的事業，被一群打著「解放中華民族」，「砸爛封建禮教」的革命家們糟踏得一無所存了。
當然，王琳送給林先生的禮物，既無聊也無知，然而這恰恰是被社會看作可行的途徑，林先生對給他送去的酒和煙不屑一顧，這區區一千元的禮物，對聚財有道的林先生哪裡算得上是「禮」？但對於連布衣服都沒多一件的王琳，恐怕就是一筆想了又想湊了又湊的大數字。
同在一個課堂上的師生怎麼面對這種不公平的尷尬？所幸工業校求學三年，王琳在班上的成績一直名列前矛。我想這大概是王大炳的遺傳基因作用，是他那雙死不瞑目的靈魂，在陰間對他女兒的督促？
1999年夏天，她從工業校畢業以後，在南坪一家電力公司下屬的配件加工廠從事技術室的工作。算是她躋身城市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一業之地」，實現了她的母親最低的要求。
由於我已年老，這幾年很想找到繼承我的遺志，完成對這個時代無情批判的大業，我曾傾注於我的兒子身上，但令我羞愧的是，在和社會爭奪我的孩子時，我卻失敗了。
曾一度把這種神聖的希望寄托在王琳上，然而沒料到，我的影響終於沒有戰勝惡劣社會空氣對她的影響，三年的中專生活，在環境的陶冶下，她那原先誠實的品性被漸漸改變，漸漸地我們失去了原先那種感情，自2003年她結婚以後，我們就很少往來了。
但是我的兒子是我的延續，王琳是王大炳的女兒，他們身上固有的秉性會最終會起作用，我想我終生反對專制主義那種不懈鬥爭，終會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結出碩果。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