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8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一章：寻 访
1980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暂定后，生活暂时安定下来，随着片断的撰写，每当夜阑人静，死难者的音容笑貌都会来到我面前，与我交谈，大致因为我在他们牺牲时走过他们的遗体前留过誓言：“只要我能活着出狱，我定要将你们的事迹告诉全中国，把你们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告诉全世界。”
现在，是该把烈士们的噩耗告知他们的亲人了。
第一节：寻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连他们生前准确的住址都没有，当时又没电话，在人海茫茫中，我与他们又从未谋面，大海捞针，陡步寻访，他们在那儿呢？
根据刘顺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两次去大阳沟寻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据他讲，他的姐当年是重庆共青团委的干部，1956年他被抓进少管所以后，便与那个三代工人的家庭断绝了联系，为了不受到刘顺森的影响，他的姐姐割断亲情以求自保，这在中共统治时期是普遍的。
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口号下，扭曲人性破坏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灭。我相信刘顺森的老父老母不知为失去亲骨肉流过多少泪！我甚至还相信，刘顺森的姐姐在经历了这二十八年的风风雨雨，体会中共宣传的欺骗和虚妄。
亊久以后，在中共法西斯真靣目越来越暴露，被扭曲的灵魂也在恢复，割断的亲情必将从新建立。
刘顺森的亲人们，一定会像张钖锟的亲人一样，翘首等待他的归来。因为她们比谁都了解刘顺森，他的聪明，正直和冤曲，他们没有理由死守曾作过的荒唐决定。
如果此时，我把刘顺森的死讯告诉他的父母和姐姐，她们会怎样反应呢？我虽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带着这种心情走进了大阳沟。
整整一天，我的足迹走遍了那里所有小巷，挨家挨户询问：二十五年前，这里有没有一个曾在市团委工作过的姓刘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个小巷时，总是带着怅罔再穿进第二个小巷。最后在一无所获后，只好改变主意，让岁月将她们浮出来了。
寻找皮天明就更难了，在盐源我就没有打听到他家的确切地址，只知道他还有一个亲弟弟在渔洞，可渔洞那么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渔洞属九龙坡区，从北碚到渔洞要转两道车，过长江到南坪再转车，光赶路就得花五个小时，所以我特别作了准备，选了一个晴天，早上五点钟乘上公交早班车，天不亮就出发了，直到上午十一点过，我才到达渔洞车站，下车以后，不知该向那个方向找，怀着侥幸去叩开那些街边一间间简陋小屋的柴门，询问有没有姓皮的住户？
依据他生前对他的后娘和兄弟的描述，应当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里所有的巷道，只问得两家姓皮的人家，他们都不知道我所说的人，更没听说皮天明的情况。
想到他赴义前，在六队的大监门口临就义前的嘱托，我便挨着大街一户一户的问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虽渺无踪影，但我的心意已尽。直到下午过了五点钟，证明我的寻访失败从回车站，望着灰色的街道，我擦着汗水悻悻离去，再次寄望未来的岁月或偶然机会，将他的亲人们浮现出来。
陈力就更难了，他压根就没有向任何人讲过他的家在何处，只有他被捕入狱时的华龙桥弹簧钢板厂还在，兴许在那里可以问到他的父亲，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钢板厂的门房那里，便将我档了出来，他们说，从来就没有陈力这个人，更没有听到有关这个人的事。
在中国为民主和正义而献身的人怎么这么凄惨？难道他们的家都被毁灭了不成？当然，他们的档案会提供他们的下落，不过，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好在，我的《血纪》有他们的记载，不会让他们在地下默默无声。
第二节：马开先的下落
1979年的九月我从盐源平反归来后，就一直打探马开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为右派后，这是我心灵上烙下的最厉害的隐伤。二十三年来毎次想起，心里一直很伤心。
自从1958年我离开重大后，我们就被强行拆开，从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狱。尤其是，我要弄清当年曹英为斗倒、斗臭我俩，是怎样诬害我俩的？她怎样渡过这二十三年，现在又在何方？
当年重大来盐源为我“平反”时，我尝试向郑老头询问过她的下落，但被拒绝回答，79年回重庆路过成都一直留意寻访，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后来我向重大保卫科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询问她的下落，结果都被拒绝，这就更加令我怀疑，当年给我们的诬陷，定有不敢公开的东西。
受到这种羞辱，而不理会，还算七尺男儿么？
（一）线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离别整整三十年的郑业文，她姐姐当年也在北碚托儿所工作，姐妹俩父母早亡，从小进了孤儿院。这次与郑业文相遇时，她已满头花发，相互倾诉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绝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来1958年反右运动尾声，七十六名极右份子离开重大去南桐后，郑业文姐姐在托儿所向党交心时，说他们两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县地主，郑业文因此从重大实验室“清理”出来，下放到北碚东阳公社。
开始她在一所小学当教师，文革时却被公社的干部诬为地主阶级的后代，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
那时她刚怀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连六小时的斗争，残酷的惩罚使她小产，幸好中医院老医生相救，母子终于逃脱了生命危险。
后来她拖着孩子打扫过厕所，拉过板板车，挣扎着渡过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
她一边叨叨不绝诉说经历的伤心事，一边痛哭起来。其实她们的祖父早在她们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运动并没有饶过这对可怜的孤儿。
那一次相遇，我问到杨明彦下落，郑业文告诉我：“杨明彦自1961年重大毕业后，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过批斗，但遭遇比我好。1987年四川农机学院改名四川工学院，她就一直在那里任教。当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几乎全知道，兴许杨明彦能提供马开先的下落。”
正好，我厂有一位叫陈孝牧的检验科人员，他是1967年应届四川工学院毕业生，是杨明彦的学生，他说过几天他要参加学院建校三十周年大庆，我当即拜托他回校参加校庆时，务必不要忘记去看杨老师，并向她转告我的问候。
为了说清我找杨明彦的目的，我专门写了一封简单的信，托他当面转交给她。那封信简单讲了1958年我被划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陈孝牧参加校庆后回厂不久，我便收到了杨明彦从四川工学院发给我的回信，在这封整整八篇长信里，她的伤感倾泻无遗，读罢我的身心溶进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贞的回忆。——
“看到你的来信，我久久不能平静”，她写道：“一个勤奋好学，喜欢探索，有理想有上进的青年，被整得这么惨，使我万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学时代的校友和兄长，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绩更好”。
少时友人对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给我带来了安慰。
杨明彦也许是我当年同窗中最幸运的一个，她在这封来信中，讲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们大学求学就认识的，她在读书时他已工作，在那种险恶的年代，她俩从大学开始恋爱，终于有了善果，这在同时代人中要算稀贵的。
信中还介绍了她的事业，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机械专家，眼下还带着几个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亲也在1957年划为右派。当时剥夺了他在西农正常的执教，将他放到一家劳改工厂，后来死在狱中。
1960年以后，她们姊妹三人被拆散，一个流落他乡，一个在工厂做工。唯独她才侥幸从重大毕业，分配到四川农机学院执教至今。但她没有逃脱文革的风雨，挨斗抄家，对她这种被称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对我托她寻找马开先的下落，她写道：“历次运动中私心重的人确实害了不少好人，这笔胀就算在错误历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点良心和人性，他们自会受到良心责备。你够苦了，去找这种小人算账反而伤自己，不值得”。
无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恳求“历史”惩治那些做尽伤天害理坏事的人，而无法惩戒这些坏人，甚至于连控诉余地都没有，还蒙在鼓里的杨明彦把一切只看成个人整个人的行为。
后来我接连收到她的几封回信，告诉了我一大窜在成都地区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学地址或下落。其实人的相聚是要讲缘分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几乎没一个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讲几句值得我永生纪念的关怀话！想起他们在斗争会中学舌的丑恶嘴脸，我就对他们感到呕心！。
（二）访少年学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专程去拜访了杨明彦。记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会期间，座落在成都郫县的四川工学院风景格外美丽，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一直很沉郁。
汽车在四川工学院的大门口停下。走进校门，按照门卫指点的路线，我在教学大楼西侧的一群老式三层楼的楼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从1958年一别至今，已过了整整三十多年，从她略呈花白的两鬓中，我仍可以认出她来，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强，以及特别清晰的五官，让我记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样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动。相见一刹那，表面装得十分平静，心里翻腾着复杂的波澜。
她伸过手来接过我提的皮包，一边解释道：“早上我去校门两次都没有接到你，今天又不凑巧，天伦又在开系务会，女儿出差去了湖南，家里丢着两岁的孩子，我怕母亲照应不过来，就没有去车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着她，听着她那毫无惊诧很随便的口气，好像我们是分别了不久似的。
于是我问道：“我真的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让你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来过照片么？我怎么认不出来？”听她这么一说，我也笑了起来，回答道：“你虽然老了，但少女的轮廓还没有脱形，这就叫‘本来面目’。”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原来忧郁的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当我跨进她家那扇已经褪色的朱红木门时，我才意识到原先估计她住的“教授”别墅，同眼前所见相差太远。这套房间还是二十年前的“遗产”，毛泽东时代，大学里的臭老九们住这样的房子已经相当不错了：两间卧室，没有客厅，也没有过道，外面一间放着两张大床和一个两开大柜，这便是大陆十年“改革开放”后，中年知识份子的家境。
临窗放着一张办公桌上面，堆满书籍资料和字典，墙上挂着绘图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绘图仪器，证明这里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为一体的“教授房”。一张木桌四个凳子证明这又是吃饭的地方，房子里已经十分拥挤，没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里屋的，同样是朱红木门里挂着帘帏，门半掩着。主人打开那门，里面同样摆着两张床，床的四周被整齐的大柜子包围。大柜里整齐的插满了各种大部头的精装参考书和工具书，这样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动空间”。
靠门边那床上，一个两岁的小男孩正在那里搭积木。当我们走进去，他朝我们望了望，依然聚精会神的在设计着他的“建筑群”。我取过提包，从里面取出那可爱的‘唐老鸭’，放在床上按动电钮，便在床上“扑”动起来，还发出“呷”、“呷”叫声，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来，从床中间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来试图捉住那“怪物”，逗得我们都哈哈大笑。
这时杨明彦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爷爷”。听他这么教，我顿时感到时间已在中共迫害中，将我们拉成两“代”，我的孩子还只有七岁。
门外传来一声老妪轻声的招呼：“明彦，红烧鸡的酌料还没有买，我这就去小卖部，灶上熬的排骨汤你看着点。”
估计她是杨明彦的母亲，少年时我曾在西农见过，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个招呼！当我跨出过道，便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提着菜篮子向楼梯口走去，我连忙喊了一声伯母。她同我母亲年龄相仿，退休时还是西农讲师。
从她苍老面容，可知她过去吃了不少苦，她回过头来，向我点头，明彦介绍说母亲专职在家带孩子。说中国知识份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青黄不接，其实也未竞然。
中共统治下，几乎没有什么知识份子“溃缺”的时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识份子依然被闲置一旁，并无他们的用武之地。
现在我明白，杨彦信上所说的四代同堂，便是讲她的家四代人口，济济一堂于这两间陋室之内的现状。这样的四代同堂，客厅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饭拉屎拉尿，这厨房和厕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杨彦发问。
她指着过道对面的一个砖墙砌起来的小屋说：
“这里原来是学生宿舍，每层一共十间房子，新建的教学大楼竣工后，学生宿舍搬到西侧的教学大楼南面。这些腾空的旧房子便加以‘改造’，将两间房中间打通，增加了一道门又封掉了一道门，成了一户人家的一套两居室，用来分给老知识分子住。临时过道上又搭建了小厨房，浣洗间和厕所，两家共享。”
我走进了那两家共享的厨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里面放着一个炉子和一个烧木材用的灶。那炉子上的锑锅里，正溢出排骨汤的香气。这种住宿条件，与我在80年初回重大时所见右派的家情况相似，至今十年来依然如故。
他们在极不公正待遇，在歧视轻蔑里，仍保持着那勤奋的韧劲，无怨无悔的劳动着。有诗云：“阳和不散途穷恨，霄汉长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九十年代，中国的大款已纷纷上市，住的小洋房，驾的小汽车，请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园，高档生活设施应有尽有，还要养情妇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钱权交宜，随手捞来，八旗子弟们发福得轻飘飘的人们，从八九年的六四民运以来，更感到这特权不可丢失。
现在对“性资姓社”的无聊争论不感兴趣的官僚们，只盯着权和钱，活得快活的人，不屑于知道创造财富的下苦力都市劳动大军；也不屑于知道，中国的科学家和专家们，在怎样条件下奉献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1979年回重大时，已瘫痪的钱企范教授。
可惜，中国知识阶层这头“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挤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不像正常人那样反抗施暴者？却以德抱怨。
“过去的就不谈了”这是我的旧友们共同的口头禅。
能不谈么？能不知羞耻么？能不知雪恨么？能做一辈子忍字当头的顺民么？毛泽东对知识界的一个断论，就陷死了中国知识界的一生？他说“知识份子是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谈话间，忽然楼下传来了喊声：“杨明彦接电话”。她向我做了一个歉意的手势，便匆匆下了楼。我再次环顾了四周，暗暗自问道：教授也够可怜的，不但身居陋室，连电话都没有一部。
两分钟后她上楼来了，带着无奈对我说道：“真对不起，本来今天，为了你远道而来，我专门请了一天假，但连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刚才系上来了电话，叫我把资料室的钥匙拿过去。”
她的母亲刚从付食店回来，不声不响的独自到厨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里教她的小外孙玩唐老鸭。
大约十二点钟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们互致问候后，便忙着将她母亲已弄好的菜淆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这个“远道”来客没有外人，相互之间没有拘泥。一到吃饭照样会与十年前联系起来，大家都是饥饿年代的过来人，对那段数粮票过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较起来，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间，她告诉我，她已问遍了过去重大毕业来成都工作的同事，他们并不知道马开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过在成都科技大学机械实验中心工作的杨治国认识马开先，而且是马开先的远房亲戚。看看能不能在那里得到马开先的一些下落？
杨治国是我在重大同一专业同年级的同学。在重大时，因为诗歌文学创作方面爱好，我同她都曾是重大业余话剧团的成员。1956年的暑假和寒假，我们还在重大话剧团的组织下，去重庆市话剧团受过培训，在参观了当时该剧团采排的曹禹名剧“雷雨”时有过交往。
在杨明彦家吃过午饭后，便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转了一下校园，直到下午五点多钟我便向她道别，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杨明彦提供的电话先给科技大学挂了一个电话，证实杨治国确在成都大学的机械实验室里工作，并且这些天没有外出。
吃过早饭便乘坐公共汽车外环线路南进，过了九眼桥，大约九点钟，我已顺利地走进了科技大学的校门，并在门岗指点下向学院东侧的中心大楼走去。
当我走上实验大楼门口的石阶上，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在他带领下，我走进杨治国的实验室，见一位穿着白色大挂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两个年轻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试验机前。引路人指着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学生时代一别至今整整三十三载，眼前的她已两鬓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乱世后，和杨明彦一样，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里忙碌奉献，若不是因为我突如其来的寻访，恐怕我们今生都难以重逢。
按学校规定，工作时间谢绝会客，但她破例转过身去向两个年轻人交待了几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会议室就坐，我明白，虽然是久别重逢，但这里不是畅说旧事的场所。在递出了我的名片后，简单介绍了我现在工作和近况，听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声长叹伤感的说：
“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经啊。”这简单的感慨已勾画了这三十多年来，她所走过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来意后，她走出会议室，两分钟后拿了一张名片递给了我，告诉我说，马开先现在何处她不知道，但她有一个亲堂弟就是名片上的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说不定他能告诉你。
那名片上写着马开运，工作单位是成都气象学校总务处。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寻找，我终于在浩如烟海的人流中觅到了她的踪影。
从成都科技大学乘公共汽车奔气学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车上，想这些年，我在中学同学中每次打听马开先下落，就听他们说我和她的种种诽闻，这些诽闻，全是曹英们为批臭我们而编造的！
至于我的冤情和当年事实却无人说起。他们宁可道听途说，为什么不顾事实和受害人长达二十多年痛苦，起劲向受害人伤口上撒盐？也不愿为被害人说几句公道话！
母亲听到这些谣言，劝我再不要找马开先了。
然而不明真像的人还在向我身上拨脏水，就越坚定了我揭示真像的决心。虽然我将拜访的是马开先的弟弟，这个人会持什么态度我心中没有底。
十一点钟我在气象学校的门房里，马开运的爱人接待了我。当时这位女人并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我的来意。当时该校正在建设，建筑承包人经常到总务处找马开运。
那女人热情的招呼我，忙着请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诉我说，马开运今天出差到龙泉驿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来，如果有什么事，尽管向她说，她会如实转告的。
于是我只好向这位从不认识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隐私”。我预计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马开先的下落，至少也会把她现在何处告诉我。
但是我的话还没有讲完，令我吃惊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脸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起来，原先谦和的态度倾刻变得凶恶，充满敌意训斥道：
“最好你别再找她，你还嫌当年害她不够是不是？你现在听明白了，她已经有家，有儿女，她恨着你，也决不会再理你，你还是走吧！”
在这突然变化的脸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绝的可能虽在我的预料之中，但，听她那种对我和马开先的事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敌对的口气，使我的心凉透了。
面对向我拨来的这盆污水，我太难堪，看到办公室里另外两个年轻人，都莫明奇妙的看着我，心里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嘴巴也像被堵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怀着一股被羞辱被驱赶的恼怒，我从坐椅上霍的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出那学校的大门！
此刻我的脸热辣辣的，好像被刚才那女人狠狠搧了两耳光。愤怒和羞辱顿时集中到刚才这个毫无教养的妇人身上，却又骂不出口，无法渲泄，小跑着向车站走去。
这一次算是给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课，哪怕在大陆这块灾难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邓小平平反冤假错案，也只给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饭吃而己，八十年代，一度兴起的“伤痕文学”，用被害人凄惨遭遇，也只嬴得善良人们的一抹眼泪。
只要中共的独裁统治没有被推翻，那段漫长而血腥的历史，没有拿出来公开受到揭露审判。在平反中还有一堵：“不要过多纠缠过去，而应向前看”的墙，严严实实堵着国人省视历史的视线，公开说：“反右是必要的，错误在于扩大。”受害人悲惨的过去永远不会得到昭雪。
受害人对自己被害在那里都没有弄清，怎么平反？
与全国千千万万被害人一样，我同马开先这段被当局封杀的冤情，其中必有他们不可告人的内幕。我持续几十年努力寻找她，就是要找到当年受侮辱的原因，揭这层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车，想到‘平反’后奔波已快十载，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难度”的时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诽谤之声：“你还嫌害她不够是不是？”不断像炸雷般响在我的耳际。她那话是代表马开先本人，还是代表她的家人？
从中，我可以隐约感觉出，这些年来马开先被中共糊里糊途整得生不如死的惨景，也许只有这种悲惨的遭遇，才会强烈的震憾着她的亲人们，也才会让她的兄弟媳妇有如此“一触即发”的愤怒。
上有毛泽东，下有曹英，统治着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那来的生路？我不知道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认识？所以寻找马开先将这段被中共掩饰的罪恶真像公诸于世，不但是关系我和马开先个人的事，也是我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晚上，我没有心情去杨治国那里作客，按照她给我的电话号码给她打了电话，没有提及马开运的妻子那令人咀伤的“接待”，只告诉了她，马开运因为出差没有碰到，因为我将回重庆，在成都该办的事还得抓紧办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后若有机会到成都来，一定挤出时间拜访她。
（三）意外得来
说来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牵引，两年以后的春节，在邀约重大当年赴南桐监督的右派同学小小聚会上，我在王泽庸家里获悉了马开先的下落。
原来，正逢1990年60届重大校友毕业30周年纪念，重大校友会，曾向全国各地同系同届校友发出回校团聚通知，10月中旬来自全国各地的两百多校友重聚饶家院，各诉三十年来的事业和人生遭遇。
王泽庸回忆其中一名来自西北的女同学，在聚会的第二天晚上自由发言时，讲到当年她被划右派而遭受批斗侮辱，声泪俱下，控诉了当年机械系六O届中共党支部委员曹英，对她的胁迫和威胁，她因不堪侮辱而逃离学校，于是被开除了学藉。在生活无着，万般无奈下，嫁给一个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泽庸还告诉我，机械系六O届的同学，总共六百多同学，当年划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这次参加这难得的聚会仅只有十来人。
这种聚会，不可能专门反映那个年代里令人伤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记载他们的血泪仇恨。仅仅几个人的哭诉，已把聚会带到了那个血腥年代里。
曹英正好就是当年这个年级中共支部委员，同学们纷纷控诉这个对无辜学生的迫害狂，为了疯狂捞取政治资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泽庸回忆说：根据这位女生的揭发，曹英对当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女生，进行肆无忌惮的调戏和玩弄。毕业时，利用决定毕业生分配的政治评语，强迫她们同他发生“初夜欢”，居然把中世纪奴隶主对奴隶的虐待带到校园里重演！。
从北京来的同学告诉大家，文革中曹英调到北京某机关，因为恶习太深，兽性不改，被人打断了了脊梁骨，已直不起腰，终生残废。所以，他不可能来参加这次聚会，逃过了这次当年被他残害同学们对他的控诉！
易曰：“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癞皮狗拖着一生罪过，最后怎么到闫王老爷那里去下地狱，了结肮脏一生啊！
听王泽庸这段叙述，我想起当年曹英组织对我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式斗争，硬逼着我按他的意思，编造与马开先的“不规”行为，以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来他自己就是实足的禽兽。
直到我入监后，他那狞狰的嘴脸，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有人说，在这个暴虐时代，“趴儿狗比主人更凶狠。”在那个年代，类似于我的遭遇岂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党专制存在一天，这种罪恶还会不断发生，像曹英这样的禽兽还会公开的加害无辜者。
王泽庸所讲的西北来的女同学，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捞针一样寻找的她？
我问起他当年聚会时的同学通讯录，他便从抽屉里找出来给了我。
我当时就在这本同学通讯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后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肃兰州西固区第二十一中学，在这本同学录的最后一篇，《重庆大学机械系55级毕业三十周年活动纪录》中写道：“……甘肃省人民代表兰州市西固区政协付主席，一级教师马开先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工作。”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想不到她已离开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兰州，过着“名人”的生活，她是怎么会从右派奴隶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还是她的亲人中有中共的新贵？我却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泽庸，我恐怕还不知道那年那月获此信息！尤其是马开先不是因她以甘肃省人大代表，在这种会上涕洒泪流的“介绍自己不幸的经历”，怎么知道至今我所获悉的这一切？缘分吗？巧合吗？
也罢，既然马开先的下落已经找到，不管她现在的情况如何，我都必需马上与她取得联系。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讯录上的地址提笔给她写信。
当我发往兰州的信过了十来天，我终于收到了从兰州寄来的“回音”。
当我拆开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识颤抖！她那弟媳妇尖刻的警告声，此时又回荡在我的耳际。
“我几乎是在痛哭中读完了你的来信”，她写道：“收到你的来信整整两天两夜都没有合眼，泪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现在又一滴一滴地洒落在这一封长长的信纸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离开了重大，我当时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时我真想得很绝，真想找你拚命，一刀杀了你再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说毛泽东是杀人狂，他的杀人不但在战场上，在刑场上，在监狱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斗办法，制造出人和人间的自相残害。
马开先兄弟媳妇的怒斥，不应说完全无理，在“阶级斗争”年代中，有多少子杀父，夫杀妻，兄弟相残的悲剧啊。马开先当年对我如此的愤恨并不足怪，要怪就怪我们生在这万恶的毛贼东时代！
此时此刻，如烟的往事，唤起了有关她的一段回忆：
鸣放初期，在正义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为她的一位长辈，鸣冤，伸张。据她介绍重庆钢铁公司一位工程师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间被认定“大老虎”。为逼迫他们承认大笔贪污款项，双双隔离审查，毒打折磨了两个多月。两人不堪冤枉和羞侮，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监押他们的人不备，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倾盆，两个走投无路的人在雨中抱头痛哭一场，便双双触电自杀。丢下两个女孩，大的六岁，小的才四岁，无人收养，被送进了孤儿院。
两年后，事情终于水落石出，这对夫妇并没有贪污劣迹，可是，当时的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拒绝对他们平反，反诬他们“革命意志不坚定”戴着“自绝于人民”的帽子永远的含冤九泉。两个孤儿，也不知如今流落那里？
不过当时的马开先，并没有看清这一点，仅仅出于正义感，站在同情受难者的立场上“帮助党整风”。在大鸣大放会上她赢得听众热泪横溢，也成了她“借题发挥”向党猖狂进攻的罪证。
死者的“冤”没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进去，成了连环冤。中共统治下，正义被蹂躏，这又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例证之一。
批斗我的时候白天开斗争会，晚上派人轮流守着我，按照他们已定好的罪名强迫我写“交待”。因为几夜没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刚刚闭上眼皮时，他们就用预先准备好的竹棍敲我的头，用针扎我的脸。五天五夜下来，我的头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写的交待写了又被他们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写，直到第五天我实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们口授的东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样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来时，我还睡在反省室里。
就这样，年仅二十岁的我，被逼着开始了我长达二十三的冤狱之路。至于当时交待中我写的是些什么，已全然忘记，当我听说，我写的材料重重的伤害了马开先时，我便负着良知的重枷。
对马开先的诬害，恐怕是曹英最恶毒的绝招！！中共的无耻，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远不会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气喧，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锦，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窦娥虽含冤而死，但为此东海大旱三年。民间传说在临刑前，伤心过度的窦娥，怒撞在侩子手的尖刀上自尽。古来的烈女，节妇比比皆是，中共统治下的大陆，还少了这样的事吗？
而曹英三十年后成了爬不起的一条癞皮狗，天道是怎么编写人间故事啊！
写这封信触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经历时，在信笺上留下了两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无法用文字来表述。在她的一生中这是切‘魂’之痛，是一个永远都无法愈合的心灵伤口，一触这伤口就会流出血来。
她从此就没有和机械制造专业沾边，她流向社会后的经历没有写出来，使我无法为她这段经历落上句号。
信中接着介绍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张是一位老实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儿子承包了一家车辆维修店。
她一共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已成了家，一家人过得挺平静。阿弥陀佛，慈悲为怀的佛祖爷在她身陷绝境的时候，将她引出了重大这块是非之地，引到了这北国古城，重新给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给了她的家。
来信的最后，她还告诉我，九O年，她所以不辞千里迢迢的专程回重庆参加同学聚会，主要正是寻访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开会期间她问遍了到会的同班同学，可惜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我的下落。问到重大党委，他们故作惊讶回答说“不知道”，当时她根本没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诗•国风•汉广》有云：“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苍天安排人间的缘分阴差阳错，更堪统治者故意的搅乱！处在音信渺无的她，唤起的岂止心灵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埋在那里？他的这本悲剧怎么没有一个结尾！曾经爱过，却被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无缘无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后，天涯各方，你在那里？
从此又负着心灵的责备！这责备会有尽头吗？到了生命结束时，这责备变成了悲歌长泣，她因不能弥补，而把这段永生的恨唱出来，哭出来的呀！
“现在突然之间，苦苦寻觅的人从远方寄信来了。还是北碚，这令人断肠的地方！！不是说你早已离开了那里？怎么你又回到了原处？拿着这信，怎不使我伤伤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从此以后，我们万里尺书，遥寄着向对方的祝福。“雁来音讯全无，路遥旧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她来信还介绍了她眼前的生活，说她因为身体很差，有几次几乎因心脏不好而死去，现在满头已布满了银霜。
后来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学长寿秘功，受益匪浅。93年还随甘肃省人大代表团，到了青海省塔尔寺拜了藏医院长扎西活佛为师，并皈依佛门，成了俗家弟子，长期素斋。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惟闻钟磬音。”人生自此，已近归途。搬着指头，年已五十五矣，但经历年轻时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领悟了人生苦谛。
后来，她来信告诉我，她长期练功显了奇效，白发转青了，精力充沛。还练了一身好功法，常常为他的家人挚友发功治病。但凡邻人相求从不拒绝，不收分文，只图善缘。
当我告诉她我患严重的气管炎而苦恼时，她便抄摘了一篇长长的气功疗法，嘱我贴在墙上对照着早晚修练，还介绍了很容易制备的药方，用她介绍的方法，泡制服用。
这正是“寄身但忧兰州远，顾影无如白发何。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遗慎风波。”（刘长卿诗）
97年一封信，告诉我她已退休，并说苦了一辈子，晚年希望搞一点实业，以资儿孙们的不足，这封信整整写了一篇，介绍了兰州的地理风貌，把这座甘肃走廊上的古城，描绘成了瓜果满市，绿茵成林的西北乐土。
说兰州尤其适易住家，并恭候我去兰州一游。
兰州乃我国通西域丝绸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汉时期张迁和班超都曾经过这里，我虽然没有去过，对这座沙漠上的绿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象到她的美丽。唐代诗人王维的“渭城曲”，王之焕的“出塞”，以及宋明许多大诗人的诗词遗作，也许赋出了身在北国的马开先的心情。
“阳月南飞雁，传闻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小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落根兰州的重庆女孩，是思乡情切而产生自我安慰，还是兰州真的那么美？
我在电话中问她是否打算回重庆，与我今生作最后相见？她笑着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爷的安排了。”我说“事在人为，只要我们都下了决心，今生相见完全是可能的。”到2003年抠指算来，我俩已分别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这段封存了近半个世纪可悲可叹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对其中的细节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极想将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写出来，向我的读者们作一个更完整的交待。
当我告诉已经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们的悲剧写出来时，她却反对我写这本《血纪》，说我逆缘，走远了，阿弥陀佛……！在漫漫黑夜里能熬过来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无法想象的牺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选择逃避是很自然的。
后来我们就再没相见，这样了结，算不算演完一埸有始有终的悲剧？
在这个中共一手导演的悲剧午台上，暴力和恐怖扼杀了多少人性？被践踏的美好东西不能恢复，受害人选择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