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8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一章：尋 訪
1980年，在二十四中任教工作暫定后，生活暫時安定下來，隨著片斷的撰寫，每當夜闌人靜，死難者的音容笑貌都會來到我面前，與我交談，大致因為我在他們犧牲時走過他們的遺體前留過誓言：「只要我能活著出獄，我定要將你們的事迹告訴全中國，把你們寧死不屈英勇就義告訴全世界。」
現在，是該把烈士們的噩耗告知他們的親人了。
第一節：尋找烈士的家
可惜我連他們生前準確的住址都沒有，當時又沒電話，在人海茫茫中，我與他們又從未謀面，大海撈針，陡步尋訪，他們在那兒呢？
根據劉順森生前留下的地址，我曾兩次去大陽溝尋找他二十五年前的家，據他講，他的姐當年是重慶共青團委的幹部，1956年他被抓進少管所以後，便與那個三代工人的家庭斷絕了聯繫，為了不受到劉順森的影響，他的姐姐割斷親情以求自保，這在中共統治時期是普遍的。
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口號下，扭曲人性破壞家庭。但我不相信人性因此而泯滅。我相信劉順森的老父老母不知為失去親骨肉流過多少淚！我甚至還相信，劉順森的姐姐在經歷了這二十八年的風風雨雨，體會中共宣傳的欺騙和虛妄。
亊久以後，在中共法西斯真靣目越來越暴露，被扭曲的靈魂也在恢復，割斷的親情必將從新建立。
劉順森的親人們，一定會像張鍚錕的親人一樣，翹首等待他的歸來。因為她們比誰都了解劉順森，他的聰明，正直和冤曲，他們沒有理由死守曾作過的荒唐決定。
如果此時，我把劉順森的死訊告訴他的父母和姐姐，她們會怎樣反應呢？我雖不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我正是帶著這種心情走進了大陽溝。
整整一天，我的足跡走遍了那裡所有小巷，挨家挨戶詢問：二十五年前，這裡有沒有一個曾在市團委工作過的姓劉的女人，然而我每穿出一個小巷時，總是帶著悵罔再穿進第二個小巷。最後在一無所獲后，只好改變主意，讓歲月將她們浮出來了。
尋找皮天明就更難了，在鹽源我就沒有打聽到他家的確切地址，只知道他還有一個親弟弟在漁洞，可漁洞那麼大的地面，那一家才是他的家？
漁洞屬九龍坡區，從北碚到漁洞要轉兩道車，過長江到南坪再轉車，光趕路就得花五個小時，所以我特別作了準備，選了一個晴天，早上五點鐘乘上公交早班車，天不亮就出發了，直到上午十一點過，我才到達漁洞車站，下車以後，不知該向那個方向找，懷著僥倖去叩開那些街邊一間間簡陋小屋的柴門，詢問有沒有姓皮的住戶？
依據他生前對他的後娘和兄弟的描述，應當就在街上，然而走遍了那裡所有的巷道，只問得兩家姓皮的人家，他們都不知道我所說的人，更沒聽說皮天明的情況。
想到他赴義前，在六隊的大監門口臨就義前的囑託，我便挨著大街一戶一戶的問下去。
花了整整一天，人雖渺無蹤影，但我的心意已盡。直到下午過了五點鐘，證明我的尋訪失敗從回車站，望著灰色的街道，我擦著汗水悻悻離去，再次寄望未來的歲月或偶然機會，將他的親人們浮現出來。
陳力就更難了，他壓根就沒有向任何人講過他的家在何處，只有他被捕入獄時的華龍橋彈簧鋼板廠還在，興許在那裡可以問到他的父親，和他家的下落。然而，就在鋼板廠的門房那裡，便將我檔了出來，他們說，從來就沒有陳力這個人，更沒有聽到有關這個人的事。
在中國為民主和正義而獻身的人怎麼這麼凄慘？難道他們的家都被毀滅了不成？當然，他們的檔案會提供他們的下落，不過，那一定是在民主革命勝利后。好在，我的《血紀》有他們的記載，不會讓他們在地下默默無聲。
第二節：馬開先的下落
1979年的九月我從鹽源平反歸來后，就一直打探馬開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划我為右派后，這是我心靈上烙下的最厲害的隱傷。二十三年來毎次想起，心裏一直很傷心。
自從1958年我離開重大后，我們就被強行拆開，從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獄。尤其是，我要弄清當年曹英為鬥倒、斗臭我倆，是怎樣誣害我倆的？她怎樣渡過這二十三年，現在又在何方？
當年重大來鹽源為我「平反」時，我嘗試向鄭老頭詢問過她的下落，但被拒絕回答，79年回重慶路過成都一直留意尋訪，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後來我向重大保衛科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詢問她的下落，結果都被拒絕，這就更加令我懷疑，當年給我們的誣陷，定有不敢公開的東西。
受到這種羞辱，而不理會，還算七尺男兒么？
（一）線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離別整整三十年的鄭業文，她姐姐當年也在北碚託兒所工作，姐妹倆父母早亡，從小進了孤兒院。這次與鄭業文相遇時，她已滿頭花發，相互傾訴二十五年遭遇后，她滔滔不絕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來1958年反右運動尾聲，七十六名極右份子離開重大去南桐后，鄭業文姐姐在託兒所向黨交心時，說他們兩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縣地主，鄭業文因此從重大實驗室「清理」出來，下放到北碚東陽公社。
開始她在一所小學當教師，文革時卻被公社的幹部誣為地主階級的後代，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拉出來批鬥。
那時她剛懷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連六小時的鬥爭，殘酷的懲罰使她小產，幸好中醫院老醫生相救，母子終於逃脫了生命危險。
後來她拖著孩子打掃過廁所，拉過板板車，掙扎著渡過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
她一邊叨叨不絕訴說經歷的傷心事，一邊痛哭起來。其實她們的祖父早在她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運動並沒有饒過這對可憐的孤兒。
那一次相遇，我問到楊明彥下落，鄭業文告訴我：「楊明彥自1961年重大畢業后，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過批鬥，但遭遇比我好。1987年四川農機學院改名四川工學院，她就一直在那裡任教。當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幾乎全知道，興許楊明彥能提供馬開先的下落。」
正好，我廠有一位叫陳孝牧的檢驗科人員，他是1967年應屆四川工學院畢業生，是楊明彥的學生，他說過幾天他要參加學院建校三十周年大慶，我當即拜託他回校參加校慶時，務必不要忘記去看楊老師，並向她轉告我的問候。
為了說清我找楊明彥的目的，我專門寫了一封簡單的信，托他當面轉交給她。那封信簡單講了1958年我被劃成右派后二十多年遭遇。
陳孝牧參加校慶后回廠不久，我便收到了楊明彥從四川工學院發給我的回信，在這封整整八篇長信里，她的傷感傾瀉無遺，讀罷我的身心溶進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貞的回憶。——
「看到你的來信，我久久不能平靜」，她寫道：「一個勤奮好學，喜歡探索，有理想有上進的青年，被整得這麼慘，使我萬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學時代的校友和兄長，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績更好」。
少時友人對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給我帶來了安慰。
楊明彥也許是我當年同窗中最幸運的一個，她在這封來信中，講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們大學求學就認識的，她在讀書時他已工作，在那種險惡的年代，她倆從大學開始戀愛，終於有了善果，這在同時代人中要算稀貴的。
信中還介紹了她的事業，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機械專家，眼下還帶著幾個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親也在1957年划為右派。當時剝奪了他在西農正常的執教，將他放到一家勞改工廠，後來死在獄中。
1960年以後，她們姊妹三人被拆散，一個流落他鄉，一個在工廠做工。唯獨她才僥倖從重大畢業，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執教至今。但她沒有逃脫文革的風雨，挨斗抄家，對她這種被稱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對我托她尋找馬開先的下落，她寫道：「歷次運動中私心重的人確實害了不少好人，這筆脹就算在錯誤歷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點良心和人性，他們自會受到良心責備。你夠苦了，去找這種小人算賬反而傷自己，不值得」。
無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懇求「歷史」懲治那些做盡傷天害理壞事的人，而無法懲戒這些壞人，甚至於連控訴餘地都沒有，還蒙在鼓裡的楊明彥把一切只看成個人整個人的行為。
後來我接連收到她的幾封回信，告訴了我一大竄在成都地區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學地址或下落。其實人的相聚是要講緣份的，想到我被揪斗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幾乎沒一個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講幾句值得我永生紀念的關懷話！想起他們在鬥爭會中學舌的醜惡嘴臉，我就對他們感到嘔心！。
（二）訪少年學友
第二年春天，利用一次出差成都的便利，我專程去拜訪了楊明彥。記得那天正逢成都的花會期間，座落在成都郫縣的四川工學院風景格外美麗，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情卻一直很沉鬱。
汽車在四川工學院的大門口停下。走進校門，按照門衛指點的路線，我在教學大樓西側的一群老式三層樓的樓群中，找到了她住的那排房子。
從1958年一別至今，已過了整整三十多年，從她略呈花白的兩鬢中，我仍可以認出她來，她那男孩子般的倔強，以及特別清晰的五官，讓我記起少女的她，看她那樣子，心情肯定也很激動。相見一剎那，表面裝得十分平靜，心裏翻騰著複雜的波瀾。
她伸過手來接過我提的皮包，一邊解釋道：「早上我去校門兩次都沒有接到你，今天又不湊巧，天倫又在開系務會，女兒出差去了湖南，家裡丟著兩歲的孩子，我怕母親照應不過來，就沒有去車站接你，太抱歉了。」我奇怪的望著她，聽著她那毫無驚詫很隨便的口氣，好像我們是分別了不久似的。
於是我問道：「我真的還是三十年前的模樣，讓你一眼就認出來了？」她微微一笑說道：「你不是在上封信寄來過照片么？我怎麼認不出來？」聽她這麼一說，我也笑了起來，回答道：「你雖然老了，但少女的輪廓還沒有脫形，這就叫『本來面目』。」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我原來憂鬱的心情頓時輕鬆了許多。
當我跨進她家那扇已經褪色的朱紅木門時，我才意識到原先估計她住的「教授」別墅，同眼前所見相差太遠。這套房間還是二十年前的「遺產」，毛澤東時代，大學里的臭老九們住這樣的房子已經相當不錯了：兩間卧室，沒有客廳，也沒有過道，外面一間放著兩張大床和一個兩開大櫃，這便是大陸十年「改革開放」后，中年知識份子的家境。
臨窗放著一張辦公桌上面，堆滿書籍資料和字典，牆上掛著繪圖用的三角板、丁字尺和繪圖儀器，證明這裡是集卧室、工作室、研究室為一體的「教授房」。一張木桌四個凳子證明這又是吃飯的地方，房子里已經十分擁擠，沒有任何可以接待客人的地方。
通往裡屋的，同樣是朱紅木門裡掛著簾幃，門半掩著。主人打開那門，裏面同樣擺著兩張床，床的四周被整齊的大柜子包圍。大櫃里整齊的插滿了各種大部頭的精裝參考書和工具書，這樣一布置只留下了不足三平米的「活動空間」。
靠門邊那床上，一個兩歲的小男孩正在那裡搭積木。當我們走進去，他朝我們望了望，依然聚精會神的在設計著他的「建築群」。我取過提包，從裏面取出那可愛的『唐老鴨』，放在床上按動電鈕，便在床上「撲」動起來，還發出「呷」、「呷」叫聲，孩子立刻被吸引到它的身上來，從床中間搖搖晃晃的站起身來試圖捉住那「怪物」，逗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這時楊明彥忙教孩子：「小迪快喊孔爺爺」。聽他這麼教，我頓時感到時間已在中共迫害中，將我們拉成兩「代」，我的孩子還只有七歲。
門外傳來一聲老嫗輕聲的招呼：「明彥，紅燒雞的酌料還沒有買，我這就去小賣部，灶上熬的排骨湯你看著點。」
估計她是楊明彥的母親，少年時我曾在西農見過，今天怎能不向她老人家打個招呼！當我跨出過道，便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太太提著菜籃子向樓梯口走去，我連忙喊了一聲伯母。她同我母親年齡相仿，退休時還是西農講師。
從她蒼老面容，可知她過去吃了不少苦，她回過頭來，向我點頭，明彥介紹說母親專職在家帶孩子。說中國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青黃不接，其實也未競然。
中共統治下，幾乎沒有什麼知識份子「潰缺」的時候，就是到了改革十年初，知識份子依然被閑置一旁，並無他們的用武之地。
現在我明白，楊彥信上所說的四代同堂，便是講她的家四代人口，濟濟一堂于這兩間陋室之內的現狀。這樣的四代同堂，客廳可以省略，但人要吃飯拉屎拉尿，這廚房和廁所就少不得的，好奇的我向楊彥發問。
她指著過道對面的一個磚牆砌起來的小屋說：
「這裏原來是學生宿舍，每層一共十間房子，新建的教學大樓竣工后，學生宿舍搬到西側的教學大樓南面。這些騰空的舊房子便加以『改造』，將兩間房中間打通，增加了一道門又封掉了一道門，成了一戶人家的一套兩居室，用來分給老知識分子住。臨時過道上又搭建了小廚房，浣洗間和廁所，兩家共享。」
我走進了那兩家共享的廚房，那大概就只有五平米，裏面放著一個爐子和一個燒木材用的灶。那爐子上的銻鍋里，正溢出排骨湯的香氣。這種住宿條件，與我在80年初回重大時所見右派的家情況相似，至今十年來依然如故。
他們在極不公正待遇，在歧視輕蔑里，仍保持著那勤奮的韌勁，無怨無悔的勞動著。有詩云：「陽和不散途窮恨，霄漢長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九十年代，中國的大款已紛紛上市，住的小洋房，駕的小汽車，請的是保姆。游泳池花園，高檔生活設施應有盡有，還要養情婦二奶，靠的是官本位的錢權交宜，隨手撈來，八旗子弟們發福得輕飄飄的人們，從八九年的六四民運以來，更感到這特權不可丟失。
現在對「性資姓社」的無聊爭論不感興趣的官僚們，只盯著權和錢，活得快活的人，不屑於知道創造財富的下苦力都市勞動大軍；也不屑於知道，中國的科學家和專家們，在怎樣條件下奉獻自己的奶汁。
我忽然想起1979年回重大時，已癱瘓的錢企范教授。
可惜，中國知識階層這頭「牛」除了耕耘，被人鞭打，被人擠奶外。最令我不解的是，他們為什麼不像正常人那樣反抗施暴者？卻以德抱怨。
「過去的就不談了」這是我的舊友們共同的口頭禪。
能不談么？能不知羞恥么？能不知雪恨么？能做一輩子忍字當頭的順民么？毛澤東對知識界的一個斷論，就陷死了中國知識界的一生？他說「知識份子是附在統治階級身上的毛，皮之不存，毛之焉附。」
正談話間，忽然樓下傳來了喊聲：「楊明彥接電話」。她向我做了一個歉意的手勢，便匆匆下了樓。我再次環顧了四周，暗暗自問道：教授也夠可憐的，不但身居陋室，連電話都沒有一部。
兩分鐘后她上樓來了，帶著無奈對我說道：「真對不起，本來今天，為了你遠道而來，我專門請了一天假，但連這一天假我都不能自由支配。剛才繫上來了電話，叫我把資料室的鑰匙拿過去。」
她的母親剛從付食店回來，不聲不響的獨自到廚房去忙碌了，我又插不上手，便在屋裡教她的小外孫玩唐老鴨。
大約十二點鐘了，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回家，我們互致問候后，便忙著將她母親已弄好的菜淆端上方桌，今天除了我這個「遠道」來客沒有外人，相互之間沒有拘泥。一到吃飯照樣會與十年前聯繫起來，大家都是飢餓年代的過來人，對那段數糧票過的日子印象太深，比較起來，眼前日子算是「天堂」的生活。
席間，她告訴我，她已問遍了過去重大畢業來成都工作的同事，他們並不知道馬開先其人，更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過在成都科技大學機械實驗中心工作的楊治國認識馬開先，而且是馬開先的遠房親戚。看看能不能在那裡得到馬開先的一些下落？
楊治國是我在重大同一專業同年級的同學。在重大時，因為詩歌文學創作方面愛好，我同她都曾是重大業餘話劇團的成員。1956年的暑假和寒假，我們還在重大話劇團的組織下，去重慶市話劇團受過培訓，在參觀了當時該劇團采排的曹禹名劇「雷雨」時有過交往。
在楊明彥家吃過午飯後，便在他們夫婦的陪同下轉了一下校園，直到下午五點多鍾我便向她道別，回到了我出差住的川南旅舍。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楊明彥提供的電話先給科技大學掛了一個電話，證實楊治國確在成都大學的機械實驗室里工作，並且這些天沒有外出。
吃過早飯便乘坐公共汽車外環線路南進，過了九眼橋，大約九點鐘，我已順利地走進了科技大學的校門，並在門崗指點下向學院東側的中心大樓走去。
當我走上實驗大樓門口的石階上，一位工作人員接待了我，在他帶領下，我走進楊治國的實驗室，見一位穿著白色大掛年近半百的女士，正同兩個年輕人忙碌在一台拉力試驗機前。引路人指著她，示意她便是我要找的人。
學生時代一別至今整整三十三載，眼前的她已兩鬢花白，只是托老天保佑，在亂世后，和楊明彥一樣，在她多年耕耘的天地里忙碌奉獻，若不是因為我突如其來的尋訪，恐怕我們今生都難以重逢。
按學校規定，工作時間謝絕會客，但她破例轉過身去向兩個年輕人交待了幾句，便引我到隔壁的小會議室就坐，我明白，雖然是久別重逢，但這裏不是暢說舊事的場所。在遞出了我的名片后，簡單介紹了我現在工作和近況，聽完了我的故事，她喟然一聲長嘆傷感的說：
「這些年大家都有一本辛酸經啊。」這簡單的感慨已勾畫了這三十多年來，她所走過的人生道路。
明白我的來意后，她走出會議室，兩分鐘后拿了一張名片遞給了我，告訴我說，馬開先現在何處她不知道，但她有一個親堂弟就是名片上的這一位，你不如去找他，說不定他能告訴你。
那名片上寫著馬開運，工作單位是成都氣象學校總務處。看來工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多年尋找，我終於在浩如煙海的人流中覓到了她的蹤影。
從成都科技大學乘公共汽車奔氣學校的路上，我坐在公共汽車上，想這些年，我在中學同學中每次打聽馬開先下落，就聽他們說我和她的種種誹聞，這些誹聞，全是曹英們為批臭我們而編造的！
至於我的冤情和當年事實卻無人說起。他們寧可道聽途說，為什麼不顧事實和受害人長達二十多年痛苦，起勁向受害人傷口上撒鹽？也不願為被害人說幾句公道話！
母親聽到這些謠言，勸我再不要找馬開先了。
然而不明真像的人還在向我身上撥髒水，就越堅定了我揭示真像的決心。雖然我將拜訪的是馬開先的弟弟，這個人會持什麼態度我心中沒有底。
十一點鐘我在氣象學校的門房裡，馬開運的愛人接待了我。當時這位女人並不知道我是誰，更不知道我的來意。當時該校正在建設，建築承包人經常到總務處找馬開運。
那女人熱情的招呼我，忙著請我坐下，一面端上茶杯，一面殷勤的告訴我說，馬開運今天出差到龍泉驛去了，要到下午很晚才回來，如果有什麼事，儘管向她說，她會如實轉告的。
於是我只好向這位從不認識的陌生女人，亮出自己的名字和「隱私」。我預計如果她和她的丈夫知道馬開先的下落，至少也會把她現在何處告訴我。
但是我的話還沒有講完，令我吃驚的看到，她那薄施粉黛的臉突然一沉，眉眼立即倒立起來，原先謙和的態度傾刻變得兇惡，充滿敵意訓斥道：
「最好你別再找她，你還嫌當年害她不夠是不是？你現在聽明白了，她已經有家，有兒女，她恨著你，也決不會再理你，你還是走吧！」
在這突然變化的臉面前，我鄂然了。遭到拒絕的可能雖在我的預料之中，但，聽她那種對我和馬開先的事是那麼熟悉，又是那麼敵對的口氣，使我的心涼透了。
面對向我撥來的這盆污水，我太難堪，看到辦公室里另外兩個年輕人，都莫明奇妙的看著我，心裏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滋味，嘴巴也像被堵著說不出一句話來。
懷著一股被羞辱被驅趕的惱怒，我從坐椅上霍的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出那學校的大門！
此刻我的臉熱辣辣的，好像被剛才那女人狠狠搧了兩耳光。憤怒和羞辱頓時集中到剛才這個毫無教養的婦人身上，卻又罵不出口，無法渲泄，小跑著向車站走去。
這一次算是給我上了一堂深刻的「世情」課，哪怕在大陸這塊災難的土地上，中共害死了那麼多無辜百姓。鄧小平平反冤假錯案，也只給被害了一生的人有一口飯吃而己，八十年代，一度興起的「傷痕文學」，用被害人凄慘遭遇，也只嬴得善良人們的一抹眼淚。
只要中共的獨裁統治沒有被推翻，那段漫長而血腥的歷史，沒有拿出來公開受到揭露審判。在平反中還有一堵：「不要過多糾纏過去，而應向前看」的牆，嚴嚴實實堵著國人省視歷史的視線，公開說：「反右是必要的，錯誤在於擴大。」受害人悲慘的過去永遠不會得到昭雪。
受害人對自己被害在那裡都沒有弄清，怎麼平反？
與全國千千萬萬被害人一樣，我同馬開先這段被當局封殺的冤情，其中必有他們不可告人的內幕。我持續幾十年努力尋找她，就是要找到當年受侮辱的原因，揭這層黑幕。
匆匆上了回程的汽車，想到『平反』后奔波已快十載，正是：「回首西川月又斜，天涯孤客真難度」的時候，那女人尖酸刻薄誹謗之聲：「你還嫌害她不夠是不是？」不斷像炸雷般響在我的耳際。她那話是代表馬開先本人，還是代表她的家人？
從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出，這些年來馬開先被中共糊里糊途整得生不如死的慘景，也許只有這種悲慘的遭遇，才會強烈的震憾著她的親人們，也才會讓她的兄弟媳婦有如此「一觸即發」的憤怒。
上有毛澤東，下有曹英，統治著善良的中國老百姓，那來的生路？我不知道這道理至今有多少人認識？所以尋找馬開先將這段被中共掩飾的罪惡真像公諸於世，不但是關係我和馬開先個人的事，也是我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晚上，我沒有心情去楊治國那裡作客，按照她給我的電話號碼給她打了電話，沒有提及馬開運的妻子那令人咀傷的「接待」，只告訴了她，馬開運因為出差沒有碰到，因為我將回重慶，在成都該辦的事還得抓緊辦理。所以晚上就不去她家了，今後若有機會到成都來，一定擠出時間拜訪她。
（三）意外得來
說來也巧，冥冥之中自有牽引，兩年以後的春節，在邀約重大當年赴南桐監督的右派同學小小聚會上，我在王澤庸家裡獲悉了馬開先的下落。
原來，正逢1990年60屆重大校友畢業30周年紀念，重大校友會，曾向全國各地同系同屆校友發出回校團聚通知，10月中旬來自全國各地的兩百多校友重聚饒家院，各訴三十年來的事業和人生遭遇。
王澤庸回憶其中一名來自西北的女同學，在聚會的第二天晚上自由發言時，講到當年她被划右派而遭受批鬥侮辱，聲淚俱下，控訴了當年機械系六O屆中共黨支部委員曹英，對她的脅迫和威脅，她因不堪侮辱而逃離學校，於是被開除了學藉。在生活無著，萬般無奈下，嫁給一個工人，不久就流落到北方去了。
王澤庸還告訴我，機械系六O屆的同學，總共六百多同學，當年劃成右派的就有一百多人，而這次參加這難得的聚會僅只有十來人。
這種聚會，不可能專門反映那個年代里令人傷心的往事，也不可能記載他們的血淚仇恨。僅僅幾個人的哭訴，已把聚會帶到了那個血腥年代里。
曹英正好就是當年這個年級中共支部委員，同學們紛紛控訴這個對無辜學生的迫害狂，為了瘋狂撈取政治資本，在反右中大搞逼供信。
王澤庸回憶說：根據這位女生的揭發，曹英對當年稍有姿色，而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女生，進行肆無忌憚的調戲和玩弄。畢業時，利用決定畢業生分配的政治評語，強迫她們同他發生「初夜歡」，居然把中世紀奴隸主對奴隸的虐待帶到校園裡重演！。
從北京來的同學告訴大家，文革中曹英調到北京某機關，因為惡習太深，獸性不改，被人打斷了了脊梁骨，已直不起腰，終生殘廢。所以，他不可能來參加這次聚會，逃過了這次當年被他殘害同學們對他的控訴！
易曰：「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癩皮狗拖著一生罪過，最後怎麼到閆王老爺那裡去下地獄，了結骯髒一生啊！
聽王澤庸這段敘述，我想起當年曹英組織對我晝夜不停的疲勞轟炸式鬥爭，硬逼著我按他的意思，編造與馬開先的「不規」行為，以達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原來他自己就是實足的禽獸。
直到我入監后，他那獰猙的嘴臉，還常常出現在我的夢境。有人說，在這個暴虐時代，「趴兒狗比主人更兇狠。」在那個年代，類似於我的遭遇豈止我一人？只要中共的一黨專制存在一天，這種罪惡還會不斷發生，像曹英這樣的禽獸還會公開的加害無辜者。
王澤庸所講的西北來的女同學，是不是就是我大海撈針一樣尋找的她？
我問起他當年聚會時的同學通訊錄，他便從抽屜里找出來給了我。
我當時就在這本同學通訊中，找到了她的名字，後面留下了她的地址：甘肅蘭州西固區第二十一中學，在這本同學錄的最後一篇，《重慶大學機械系55級畢業三十周年活動紀錄》中寫道：「……甘肅省人民代表蘭州市西固區政協付主席，一級教師馬開先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和工作。」
這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想不到她已離開了四川，去到大西北的蘭州，過著「名人」的生活，她是怎麼會從右派奴隸升到省人大代表？是她遇到了奇人，還是她的親人中有中共的新貴？我卻不得而知了。
要不是王澤庸，我恐怕還不知道那年那月獲此信息！尤其是馬開先不是因她以甘肅省人大代表，在這種會上涕灑淚流的「介紹自己不幸的經歷」，怎麼知道至今我所獲悉的這一切？緣分嗎？巧合嗎？
也罷，既然馬開先的下落已經找到，不管她現在的情況如何，我都必需馬上與她取得聯繫。
回到北碚，我立即按照通訊錄上的地址提筆給她寫信。
當我發往蘭州的信過了十來天，我終於收到了從蘭州寄來的「迴音」。
當我拆開這封信的信封，我的手在下意識顫抖！她那弟媳婦尖刻的警告聲，此時又回蕩在我的耳際。
「我幾乎是在痛哭中讀完了你的來信」，她寫道：「收到你的來信整整兩天兩夜都沒有合眼，淚水一次次地浸透了我的枕巾，現在又一滴一滴地灑落在這一封長長的信紙上。」
「三十八年前，我含恨離開了重大，我當時恨一切人，尤其恨你，那時我真想得很絕，真想找你拚命，一刀殺了你再結束我自己的生命！」
說毛澤東是殺人狂，他的殺人不但在戰場上，在刑場上，在監獄中，也包括在和平年代用挑鬥辦法，製造出人和人間的自相殘害。
馬開先兄弟媳婦的怒斥，不應說完全無理，在「階級鬥爭」年代中，有多少子殺父，夫殺妻，兄弟相殘的悲劇啊。馬開先當年對我如此的憤恨並不足怪，要怪就怪我們生在這萬惡的毛賊東時代！
此時此刻，如煙的往事，喚起了有關她的一段回憶：
鳴放初期，在正義感和同情心支配下，曾為她的一位長輩，鳴冤，伸張。據她介紹重慶鋼鐵公司一位工程師和他的妻子，在三五反期間被認定「大老虎」。為逼迫他們承認大筆貪污款項，雙雙隔離審查，毒打折磨了兩個多月。兩人不堪冤枉和羞侮，在一個雷雨交加的夜晚，趁監押他們的人不備，逃出囚禁地。
天地茫茫，大雨傾盆，兩個走投無路的人在雨中抱頭痛哭一場，便雙雙觸電自殺。丟下兩個女孩，大的六歲，小的才四歲，無人收養，被送進了孤兒院。
兩年後，事情終於水落石出，這對夫婦並沒有貪污劣跡，可是，當時的中共重慶鋼鐵公司黨委拒絕對他們平反，反誣他們「革命意志不堅定」戴著「自絕於人民」的帽子永遠的含冤九泉。兩個孤兒，也不知如今流落那裡？
不過當時的馬開先，並沒有看清這一點，僅僅出於正義感，站在同情受難者的立場上「幫助黨整風」。在大鳴大放會上她贏得聽眾熱淚橫溢，也成了她「借題發揮」向黨猖狂進攻的罪證。
死者的「冤」沒申成，反而自己也被搭了進去，成了連環冤。中共統治下，正義被蹂躪，這又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例證之一。
批鬥我的時候白天開鬥爭會，晚上派人輪流守著我，按照他們已定好的罪名強迫我寫「交待」。因為幾夜沒有合眼，倦困不堪的我剛剛閉上眼皮時，他們就用預先準備好的竹棍敲我的頭，用針扎我的臉。五天五夜下來，我的頭上也不知留下了多少青包。
我寫的交待寫了又被他們撕碎，撕了又喝令我重寫，直到第五天我實在熬不住了，只好按照他們口授的東西一字一句成了我的交待材料。我不知道我是怎樣按的手印，只知道等我醒來時，我還睡在反省室里。
就這樣，年僅二十歲的我，被逼著開始了我長達二十三的冤獄之路。至於當時交待中我寫的是些什麼，已全然忘記，當我聽說，我寫的材料重重的傷害了馬開先時，我便負著良知的重枷。
對馬開先的誣害，恐怕是曹英最惡毒的絕招！！中共的無恥，深深烙印在被害人的心中，永遠不會消褪。
「六月雪」有唱：「你道是暑氣喧，不是那下雪天，豈不聞飛霜六月因鄒衍，若果有一腔怨氣噴如火，定要感的六齣冰花滾似錦，免著我屍骸現，要什麼素車白馬，斷送出古陌荒阡！」
竇娥雖含冤而死，但為此東海大旱三年。民間傳說在臨刑前，傷心過度的竇娥，怒撞在儈子手的尖刀上自盡。古來的烈女，節婦比比皆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還少了這樣的事嗎？
而曹英三十年後成了爬不起的一條癩皮狗，天道是怎麼編寫人間故事啊！
寫這封信觸到她一生中最悲痛的經歷時，在信箋上留下了兩行「……」，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直到今天她都無法用文字來表述。在她的一生中這是切『魂』之痛，是一個永遠都無法愈合的心靈傷口，一觸這傷口就會流出血來。
她從此就沒有和機械製造專業沾邊，她流向社會後的經歷沒有寫出來，使我無法為她這段經歷落上句號。
信中接著介紹了她的家，她的丈夫姓張是一位老實厚道的工人，眼下正和最小的兒子承包了一家車輛維修店。
她一共三個孩子，兩個女兒都已成了家，一家人過得挺平靜。阿彌陀佛，慈悲為懷的佛祖爺在她身陷絕境的時候，將她引出了重大這塊是非之地，引到了這北國古城，重新給了她生活的天地，重新給了她的家。
來信的最後，她還告訴我，九O年，她所以不辭千里迢迢的專程回重慶參加同學聚會，主要正是尋訪已整整失散了三十三年的我。開會期間她問遍了到會的同班同學，可惜沒有任何人告訴她我的下落。問到重大黨委，他們故作驚訝回答說「不知道」，當時她根本沒想到我已重回北碚了。
《詩•國風•漢廣》有雲：「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蒼天安排人間的緣份陰差陽錯，更堪統治者故意的攪亂！處在音信渺無的她，喚起的豈止心靈的惶惑？他死了？他是怎麼死的？他埋在那裡？他的這本悲劇怎麼沒有一個結尾！曾經愛過，卻被巨大而不可抗拒的力量無緣無故地拆散，整整三十多年以後，天涯各方，你在那裡？
從此又負著心靈的責備！這責備會有盡頭嗎？到了生命結束時，這責備變成了悲歌長泣，她因不能彌補，而把這段永生的恨唱出來，哭出來的呀！
「現在突然之間，苦苦尋覓的人從遠方寄信來了。還是北碚，這令人斷腸的地方！！不是說你早已離開了那裡？怎麼你又回到了原處？拿著這信，怎不使我傷傷心心的整整哭了三天三夜啊！」
從此以後，我們萬里尺書，遙寄著向對方的祝福。「雁來音訊全無，路遙舊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她來信還介紹了她眼前的生活，說她因為身體很差，有幾次幾乎因心臟不好而死去，現在滿頭已布滿了銀霜。
後來拜了西藏一位高僧學長壽秘功，受益匪淺。93年還隨甘肅省人大代表團，到了青海省塔爾寺拜了藏醫院長扎西活佛為師，並皈依佛門，成了俗家弟子，長期素齋。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磬音。」人生自此，已近歸途。搬著指頭，年已五十五矣，但經歷年輕時代的痛苦折磨，早已領悟了人生苦諦。
後來，她來信告訴我，她長期練功顯了奇效，白髮轉青了，精力充沛。還練了一身好功法，常常為他的家人摯友發功治病。但凡鄰人相求從不拒絕，不收分文，只圖善緣。
當我告訴她我患嚴重的氣管炎而苦惱時，她便抄摘了一篇長長的氣功療法，囑我貼在牆上對照著早晚修練，還介紹了很容易製備的藥方，用她介紹的方法，泡製服用。
這正是「寄身但憂蘭州遠，顧影無如白髮何。今日龍鍾人共老，愧君猶遺慎風波。」（劉長卿詩）
97年一封信，告訴我她已退休，並說苦了一輩子，晚年希望搞一點實業，以資兒孫們的不足，這封信整整寫了一篇，介紹了蘭州的地理風貌，把這座甘肅走廊上的古城，描繪成了瓜果滿市，綠茵成林的西北樂土。
說蘭州尤其適易住家，並恭候我去蘭州一游。
蘭州乃我國通西域絲綢之路上的名城古都，西漢時期張遷和班超都曾經過這裏，我雖然沒有去過，對這座沙漠上的綠州所知甚少，但仍可以想象到她的美麗。唐代詩人王維的「渭城曲」，王之煥的「出塞」，以及宋明許多大詩人的詩詞遺作，也許賦出了身在北國的馬開先的心情。
「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落，林昏瘴小開，明朝望鄉處。應見隴頭梅。」落根蘭州的重慶女孩，是思鄉情切而產生自我安慰，還是蘭州真的那麼美？
我在電話中問她是否打算回重慶，與我今生作最後相見？她笑著回答：「那只有看老天爺的安排了。」我說「事在人為，只要我們都下了決心，今生相見完全是可能的。」到2003年摳指算來，我倆已分別了整整四十六年了。
這段封存了近半個世紀可悲可嘆的故事，直到今天我對其中的細節還沒有完全弄明白。極想將這些不明白的地方在有生之年寫出來，向我的讀者們作一個更完整的交待。
當我告訴已經入佛多年的她，我正把我們的悲劇寫出來時，她卻反對我寫這本《血紀》，說我逆緣，走遠了，阿彌陀佛……！在漫漫黑夜裡能熬過來的人，是要付出好多人無法想象的犧牲啊，意志柔弱的女孩子選擇逃避是很自然的。
後來我們就再沒相見，這樣了結，算不算演完一埸有始有終的悲劇？
在這個中共一手導演的悲劇午台上，暴力和恐怖扼殺了多少人性？被踐踏的美好東西不能恢復，受害人選擇了逃避！所以更增加了它的悲情！！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