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6日讯】胡适有个观点，独裁难而民主易。易到什么程度呢？容易到“幼稚园的政治”。既然如此，我想花十分钟就可以谈个大概了。不妨先从最流行的“素质论”说起。
一、“素质论”
打个比方，一个股份公司吸纳了很多股东的钱。是不是可以因为股东的“素质不高”就拒绝开股东大会呢？显然是不可以的，无论贤愚不肖，这个公司的主人是全体股东的。同理，一国政府的钱都是从纳税人的荷包里来的，那么纳税人才是主权所有者啊。纳税人的权利，和他们贤愚不肖又有什么关系？素质论的荒唐之处正在于此。偷了属于别人的东西，还骂人家素质不高，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幼稚园的小朋友也能理解的吧。
那么，有些人要出来担忧，这个怎么得了，股东们哪里懂经营？且慢，谁说股东都要来当公司高管啊？该杀猪的杀猪，该种地的种地，哪儿那么大功夫陪着玩儿公司治理啊？有股东大会嘛，有章程、有规则，选出董事、聘请职业经理人，日常打理就交给专业人士了。所有权在股东，但是治理权给信得过的经理人。那信错了怎么办？大家认赔呗。好在所有权在股东，直接请拆烂污的经理人滚蛋便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这么回事。主权在民，治权在政府。
那么，纳税人是谁？交个人所得税的主儿？这是个误解。现代国家的税收分两种。一种是直接税，就是个人或法人直接缴纳的，比如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另一种是间接税，是在生产流通环节抽税，比如增值税。如果说直接税有清晰的纳税人范围，那么间接税则是模糊的，可以说“动辄获税”。以我国为例，增值税达到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是绝对大头，那谁不是纳税人呢？基本上可以认为，任何人只要在这个国家范围内有经济活动，都在缴纳间接税。
那么，假设我们要支持素质论，只有一个办法：让“低素质”的人不纳税，这样他们就不是主权的一分子，自然也谈不上“民主”了。既然主张中国人的素质低，不适合民主，那好吧。请少数高素质的高等华人纳税，并且把低素质人群那部分也代为纳掉。这可能吗？
其实，民主制度是很简单的制度，不需要什么高素质。只要一个人有正常的计算能力和逻辑思维，知道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就可以了。基本上，智力水平可以去菜场买菜的人都可以。挑个看得上眼的政客，和挑个合适的冬瓜相差无几。哪里需要懂什么文化啊、历史啊？教授去买冬瓜也无非是挑个价格可以的、大小合适的而已，并不考据“冬瓜”为嘛不叫“春瓜”。
里根和谋求连任的卡特竞选总统，提出的口号是“你们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简单明了赢得了胜利。四年后，他挟着经济复苏、国力增强的政绩，再次问选民：“你们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他又赢了。“你们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这个问题有多难？需要多高素质去回答呢？
而我们的现实是，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是否过得更好，因为我们素质低，所以我们是否过得更好，也是他们说了算的。这就是“素质论”的根本逻辑。我觉得，只有把自己当畜生的受虐狂，才会接受这样的逻辑。
二、民主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们有一种迷信，以为民主制度就不能办大事，而威权、集权可以。其实，这是很荒谬的。
民主是一种机制、一个平台，能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这个平台上各方协商、博弈的结果。比如法国，其税负指数比我们还高，政府开支达到GDP的百分之五十，“集中力量”的能力和程度比我们如何？不要以为圈钱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集中力量”没什么稀奇的，欧洲高福利制度搞了几十年，也圈了几十年。而且，圈得和平、顺利，并没遇到什么暴力抗拆的血肉横飞。“集中力量”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关键是集中力量以后，办何种大事。
可能有的人认为造航母、搞三峡才是大事，其实这种看得见、动静大的大事，和全民高福利比比，根本不算什么。法国政府给国民提供四百多种福利，生老病死全面覆盖，政府开支的百分之八十花在公共福利上。美国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福利国家，每年医疗福利开支竟然也达2.2万亿美元之巨。州政府的公共福利开支普遍在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些钱，够造多少航母、多少三峡、几个鸟巢、多少公车？难道不是“办大事”吗？我不评价高福利制度是否好，但是高福利制度确实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是民主制度之下的普遍存在。要说民主制度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显然有违事实。
民主制度本身并不决定一个国家的财政政策方向。是低福利低税收也好，高福利高税收也罢，跟着民意走。正常人无非是两种选择，要么让政府多收钱多服务，要么让政府少收钱也少管事儿。当然，少数二逼青年要少收钱多办事的，这个很少有人搭理，他们便落寞了，便去站大街、搭帐篷、抽大麻了。其实，这也无伤大雅。但，决计不会出现这么种“民意”：屁民砸锅卖铁、喝毒奶，也要让领导坐豪车、吃特供、造豪华衙门、搞宏大工程，然后一干屁民精神上爽爽，很有面子了、就歌颂崛起了。这是一种特色的民意，是“低素质”被“高素质”代表后的民意。
三、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丘吉尔说过：“民主制度很不好，但是其他制度更不好”，由此衍生出“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要较真说，这话有点儿问题。比如柏拉图就不会同意，他看古典民主制就很不好，需要搞理想国。这个留给专家学者去讨论吧，因为我们不会穿越，也谈不上从头搞起，没必要知道那么麻烦的东西。同时，还有两类国家和民主无缘。一类是天然资源太富有，随便卖卖就足够国民花了，那是不必搞得太麻烦，沙特、阿联酋便是。另一类是太穷，刀耕火种、部落混杂，卢旺达、索马里之流。前者不必收税，后者无税可收，以纳税人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也就谈不上了。这个也可以留给专家学者讨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学者是最有文化的，讨论个炸酱面的做法，也要从农耕文化劣根性说起，卢旺达是最适合他们的。但是，对我们而言，既非资源财富满坑满谷，也不至于卢旺达、索马里那样靠天吃饭。道理可以有千万条，现实问题却只有一个：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该怎么安排自己的制度。
民主制度很不好。比如说，英明神武的丘吉尔败选了，因为英国人选择了好好过日子的战后重建，而不是跟着老丘与苏联死磕。约翰牛有理由为日不落帝国的衰退感到惋惜，但是一国政治不是莎士比亚剧场里的舞台剧，不是看角儿把李尔王的悲情戏发挥到极致后自我毁灭，而是面包、牛奶这样世俗的东西。诚然，民主制度倾向于拒绝创造奇迹、拿一国福祉搏命的“伟大领袖”，也不能让鱼和熊掌一起落入腰包，却能保持一个国家在大体正常的轨道上前进。
反观那些“英雄”辈出的传奇国家，绿色革命卡扎菲、“强盛大国”金正日，过的什么鸟日子？民主制度的“平庸”总让充满浪漫色彩的文人不舒服，平庸也确实不完美，却避免了自我毁灭的倾向，是最不坏的保底。二战结束时，56%的国家是威权制、极权制，现在只剩下10%左右。去年就倒了好几个，我没有那种歌颂“民主之花开遍地球”的热情，而是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兔子的尾巴总是那么短的一截，死撑硬撑也成不了雪豹。专制、极权可能因残暴而亡，可能因贪腐而灭，但最根本原因则是太贵、太浪费，最后撑不下去了。
民主制度很不好，而其他更不好，最突出地体现在制度成本上。现代政治制度都很昂贵，民主制度概莫能免，可是别的制度成本更高。这似乎有悖于我们多年来宣传的“常识”，美国竞选费用多高啊，动辄上亿美元。可是，谁知道本国一年跑官买官的钱烧了多少？为了迎合上峰搞GDP政绩烧掉的钱又有多少？美国的竞选经费出于个人和团体的政治捐款，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而非纯粹的政治意见之争，当然是不完美。可是，这些私人资金不花在竞选上，也不会花到其他公共服务上。而花在竞选中，至少可以为现代传媒的生存发展注入燃料。比专制政权、密室政治里拿公帑换取个人政治前途如何呢？
批评者认为，公开竞选是一场政治秀，在两个差不多的候选人里选一个，花那么多钱不值得。这话可能有道理，但是公开竞选的意义并非这么简单。每一次竞选都是一次政策的公开讨论；每一次竞选都是政治合法性的确认；而且，每一次竞选都是一次社会政治动员、凝聚和表达。你可以说这个性价比不高，但是总比暗箱操作的卖官鬻爵、烧钱买政绩要高些。后者岂止完全无用，简直单纯有害的。专制体制可能有政治动员——北朝、前苏、伊朗都热衷于搞大规模的政治游行，但是缺乏有效和长远的政治凝聚，更缺乏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冷战的戏剧性结束，庞大的苏东几乎一夜变色。而去年几个北非政权更迭也是如此。平日里高喊万岁的群众，热情支持的官员、党员，竟然悄无声息、处之泰然，甚至倒戈相向。这些打压异见、遮蔽争论的政权，不断向外昭示上下一心、铁板一块的政治面目，而实际凝聚力与共识之脆弱，竟然超乎所有人的想像。这是为什么？以高昂的代价维持举国一致的政治假相，却没有真正长期凝聚的作用。时机一到，不堪重负的社会反噬政权本身——专制的问题在于政权吞噬社会，殊不知社会可以被扭曲、被挤压，却不会灭亡的，而政权会。由此可见，民主制度诚然很贵，诚然性价比不高，但是其他制度则没有什么性价比，只有崩溃前的倒计时。
类似民主太昂贵、民主太平庸的议论还很多。这些议论未必没有道理，实际上也正是这些批评可以公开表达，现代民主制度才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高度。推崇民主制度者大可不必讳言种种制度上的缺陷——这在我所见的舆论中也是常见的问题，民主制度不是批评不得的，恰恰是为了让所有的批评都可以得到表达，才需要民主制度。但是，思考这些问题的出发点，都应以“最不坏的制度”为基点。最无聊的批评莫过于“民主不完美，所以不要民主”，那确实比幼稚园的孩子还不如，却在中国大行其道。经历了百年极权思维的毒害，大家都容易犯糊涂啊。
结语：
本文明确是作浅谈。因为从实践层面而言，浅谈是当下最需要的，最不需要的是“历史如何如何”、“文化如何如何”的虚高。“文化如何如何”固然是一种学问，却也仅仅是一种学问。若谈者本没什么学问，却硬要挂个学问的牌子，反而坏事。学问也被败坏了，实践也被搞糊涂了。
我国之事，坏在这种虚高腔调者，十之八九。以民主而论，正方反方都有这样的姿态分子。开口希罗的，与开口施密特、通三统的，酣战得大汗淋漓。有什么意义呢？你讲文化批判，可文化批判无从量化。遂可以永远批判下去，这岂是与专制为敌，而是靠着专制的存在拿一张长期饭票——印两个大字“文化”。至于另一面，虽然批评西方民主很卖力。却时不时秀秀“兄弟在美国时……”，真是不可以当真了。对两面的姿态分子，大可鄙视之。
好的制度工具，是让人用得轻松的，比如里根的“你们比四年前过得更好吗？”，文盲也不难理解，用选票sayno，操作起来也很简单。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这个。动辄以代表人民、代表大多数自居，却反对现代民主制度，是最无逻辑的。既然那么多人支持你的意见，倒是应该最积极地实现一人一票啊。可是，这些自称“代表大多数”者，动辄来一句“民主是虚伪的，你们会被骗的”，便搪塞过去。却经不起多问一句“你就不骗人啊？”——据说是虚伪的民主制度下，工会也有了、福利也有了、游行也有了，底层的日子也改善了。而自称不骗人、真民主之下呢？不好意思，事实是残酷的。如果事实还唤不醒自欺欺人者，那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塔西陀嘲笑过蹩脚的诗人：“他们自己想像出什么，就急吼吼地信仰了。”我并无和他们对话的兴趣，对最显而易见的事实都视若无睹者，非人语可以说明的，大可让他们信下去好了。我却不会信他们代表什么大多数。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承认自己是少数多少有些痛苦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同情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以多数人的意见为准的话，我所信仰与坚守的是少数的、边缘的。这决计不成为我拒绝民主的理由，哈维尔有言“制度的根本在于良心”。良心所系，义无反顾。而且，即使是少数，凡真有自信者，大可寄望于将来，寄望于文教昌明之后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感召更多的人群。唯有不自信者，才会为一己私意谄媚强权，而不自信者真有信仰吗？我以为，没有。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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