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5日讯】坐在审判席上的黄敏，工具人格表现的酣畅淋漓。如果说，作为一个人，她还有些主观性，那么这主观性就是利用工具之利，把体制之恶发挥到极致。
人心有底线，而体制无底线。我们允许你有人的缺点，也允许你有人心的恶，但无法允许你与体制彻底媾合。一旦完成这种媾合，你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行刑官，你已变成非人。
昨天，贵阳市小河区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刑事案件。审理中，三名辩护律师因程序问题向法官黄敏提出抗议，先后被驱逐出法庭。其中，一名律师被多名法警粗暴的拖拽时，他的杯子竟也被打落到地上。而剩下继续辩护的律师，均被被黄敏打断、警告。
今天，同一个案件，同一名法官。庭审中，又有一名律师抗议程序不公，旋被20多名法警驱逐！她大声抗议，晕倒在地，被送往医院急救。这名律师年届六旬，还担任着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有一群律师，出于公义而聚集，通过对刑案嫌犯的辩护，践行法律信念。在广西北海，他们自费为嫌犯辩护，最后只能依靠社会募捐；期间，还被遭到怂恿的受害者家属搧耳光；一名嫌犯还在当局的威逼下的解除委托合同……如果说他们在北海还有“阵地”，只不过频遭“阻击”。那么，这两天，在贵阳，他们则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歼灭战”。这群优秀的律师，惨遭贵阳法律体制的“歼灭”。
如此当庭集中驱逐律师的恶劣之举，实在是令人震惊，不得不引人深思。
我们知道，在中国，法官之上有合议庭，有审委会，再之上还有政法委。一些重大案件，政法委都会下达具体而微的指示。法官主持审理，虽然法庭上是最有权力的人，最终的判决却与它无关，它只是个傀儡和工具。法官不对法律负责，而是对上面负责。这是中国司法制度不可辩驳的现状。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赵作海案，根本上讲不是法官失职，三个案件的问题都最终指向了政法委。
法官虽然不决定判决，但它可以决定程序，至少是审理程序。这是专业法律人的基本底线。说白了，律师都明白这案子不是法官所能左右的，但是法官若能保证程序正义，保护律师的辩护权利，在当下的中国，也能获得人们的尊重。现实中，有很多这样的“良心”法官。
但是，现实中也有黄敏——一个完全被体制异化了内心的人。这样的人很符合秦晖教授总结的“酷吏”标准：为了馋上求荣，可以不顾一切的自我发挥。
人心就真的没有底线吗？
英国电视剧《加罗律师》的一个案情：一个女仆偷偷生下小孩儿，结果由于女仆处理不慎，孩子死掉了。这个女仆以杀婴的罪名被起诉，加罗为他辩护。为了彰显加罗的形象，剧中的法官被塑造成一个非常差劲的人，吹毛求疵，对女仆带有明显的憎恶。
法官虽心存不满，却当庭没有中止加罗的辩护，更没有驱逐他。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宣布休庭。第一次休庭时，加罗抗议，法官解释说自己饿了，要吃饭；第二次休庭，加罗又抗议，法官回答说中午吃得闹肚子了。有人暗示加罗，法官想趁此机会勾兑陪审团，影响判决，但加罗最终还是以灵巧的机辩赢得了陪审团的支持，女仆当庭无罪释放。
电视剧再现了18世纪末英国刑事案件的庭审现场。我想，一位最富想像力的英国编剧，在英国法律文化的大背景下，无论如何也塑造不出像中国黄敏这样的法官。
中国有政法委，英国有陪审团，二者的法官都无法判嫌犯有罪。英国的一个很差劲的法官，为何还能持有黄敏所无法持有的底线？
很简单，陪审团不影响英国法官的晋升、荣辱，政法委却能决定中国法官的前途。即使存在偏好甚至利益的纠结，英国法官还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人，依然能保持其基本法律素养，维护程序公正和法律尊严。而坐在审判席上的黄敏，已丧失人的本心，成为体制的一环，其工具人格表现得酣畅淋漓。如果说她还有些主观性，那么这主观性就是利用工具之利，把体制之恶发挥到极致。
人心有底线，而体制无底线。我们允许你有人的缺点，也允许你有人心的恶，但无法允许你与体制彻底媾合。一旦完成这种媾合，你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行刑官，你已变成非人。
文章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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