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第三节：城市猫
十月底，金汇公司的办公室里，接到重庆市国际公司一位杨经理打来的电话，自称是马老板在机床厂的师兄弟，现在承包了该公司进出口车辆的业务。
最近他得到了国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轮摩托订货单，他知道老马从事四轮摩托研制多年，所以特地来电话和他商量。
姓杨的打电话来时老马没在，等到中午老马回办公室，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正在焦头烂额中寻找合作伙伴的马刚，得知这个消息，立刻与这位杨师弟通了话，并在下午亲自到国际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时，他满面红光，心情显得兴奋起来，将近三个月堆积的一脸愁云，似乎消失了。
回到办公室里，便把几张我们没见过的三轮车照片往办公桌上一摊，指着它们说：“这便是国际公司得到孟加拉国国订购的样车照片，名字叫“城市猫”，对方说，只要在外形和质量上得到保证，生产多少他们就要多少。”
这对于三轮车相对生产过剩的重庆大小三轮车厂家，都是一个有诱惑力的客户。
城市猫的发动机是意大利比亚特公司产品，我听后心中却在想，要上批量并不那么容易了。何况发动机还要靠进口，制造成本经过初步核算没有？
正想提出问题，老马已向我布置了任务，要我根据照片的外形，立即绘制一张整车的效果图，再用电脑进行修正复制，达到这张照片的正面和侧面的效果。并说外商在两三天内就要来公司洽谈，达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图传真到孟加拉国，国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国际公司的老杨带了一位广东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汇的办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罗，看上去很年轻，他看了绘制的城市猫效果图后，介绍了孟加拉国国对这种车型需求的市场前景说：“只要按质按量在二十天内拿得出样车，他便能够代表孟加拉国订出年需求量三千辆的订单。
三位老板级人物的乐观，使金汇公司小小办公室里泛起了一阵起死回生的春潮。我们商议了在二十天内出样车的方案，老马表示金汇公司虽受Xina的影响，但生产四轮车玻璃钢的厂房可马上用作新样车的试制场地。
刚解散的人也马上可以召回来，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摩托装配工，可以根据样车的照片和效果图，确定出它的结构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购买装车部件的资金了，老杨立即表态，初期制作样车的钱由他负责筹集。
于是三个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马总负责生产场地重新布置及今后的现场管理；杨老板负责试制资金以及外销的运输集装箱准备；罗总答应马上通知孟加拉国国，并负责运发的国际手续和样车出售后的资金回笼。
生产场地很快地整理出来，原来四轮车用的玻钢车身和模具暂时全部堆放起来，第二天杨老板带来了一个叫陈大发的投资人，据杨老板介绍那陈大发原是他在渝州大学读书的同学，现在正在宗申公司协助袁老板筹建壁山三轮摩托车分公司的建设。
重庆的摩托业私营厂家，经过几年拼杀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兴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团，他们各自拥有几十亿的资产，虽然民间对三大集团的总裁口卑并不好，但谁也说不清，他们同中共重庆市委有什么样的渊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轮厂，把过去套用宗申铭牌的各小三轮车厂实行了兼并，正积极地寻找新的三轮车样车。所以在得到老杨信息后，决定将金汇公司纳入到宗申集团，专事开发新的三轮样车。
那陈大发一到了金汇公司的办公室，将腋下夹着鼓鼓囊囊一个皮包向老马办公桌上一扔，老马见财神到，满脸堆笑躬身站起来，打开我们制作的城市猫效果图请他审阅。
一面介绍金汇公司开发四轮车的经过和积累的经验。那陈大发对老马的自我介绍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看准备制作样车的场地是否已就绪。
在参观了生产现场后，那陈大发倒也爽快，回到办公室从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叠百元面值的五万元现钞，往办公桌上一甩说：
“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两台三轮车和一台四轮车开发，购买零部件和材料的专用资金，如果不够，随时通知我。样车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质按量完成，那么今后你们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员了，我们以你们为基干力量共同开发外销车。”
说到这里顿了一下，脸色一沉，继续说道；“如果样车搞砸了，那么金汇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充其量就当作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听到了这带刺的话，我心里实在不是一个滋味。在这些没有长大的资本家看来，唯有钱才是万能的，有钱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们这些读了一辈子书，挣到了高级工程师这个“虚”名，只不过是人家用几个工钱召来，可以随意使唤，不满时可以炒鱿鱼的打工仔。
五万元在老马看来是一笔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钱，而在陈大发的眼里，不过是赌场上一局小小赌博的赌资。
当然小老板的洒脱会使老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奋斗，交给这个赌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团，也是近来才从市政府通缉夹缝中存活下来的小摩帮，时来运转，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招数，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团这样的独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庆市三大摩帮巨头，连他手下的一个小头目，也敢今天在这里说大话。
真可谓社会主义江山无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场经济的主意时，绝对尊守谁逮到耗子便是好猫这个原则。
钱，在初期长大的小老板眼里才是适应生存的手段。
回忆起来，八十年代后期，我去机械局参加会议时，就听说重庆市几个摩托帮主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门封杀通缉的故事，私人的摩托业主当年，最难弄到的就是生产许可证，而生产许可证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权，没有钱买到生产许可证的工厂，即被认为非法经营。
对于重庆摩帮，我不清楚他们具体的发展过程，从没有认真思索过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无法估量他们今后的无量前途。
只听说他们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个地点开了张，像游击队作战一样，想不到这样顽强拼了几年后，竟然长大了。
今天产生像牟其中这样的中国巨富，那一个又不是邓小平及其官僚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随着中国权力变幻，这些风流人物有几个能逃掉阶下囚的最终归宿而昙花一现？
小业主们在市场经济苛捐杂税的重压下，难免偷税漏税，或在流通领域中‘违法乱纪’，是使他们沦为阶下囚的原因。同时为了私企的发展，对这个失去了监督的官僚体制实行贿赂，就成了常有的现象。
重庆的几个摩帮巨头中，无论是左宗申、尹明善和涂建华都是善观统治者脸色的投机者，只消看看他们在种种公开场合中打出来的旗号，就会明白他们向权力谄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报国心，款款宗申梦”的巨幅横幅，撑在交通枢纽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统帅和灵魂”这些叫得泛味的标语后，提出来比较切合民众心理的口号。
中共的专制政体最命脉的一条，就是强迫全国人民在他们的意志下统一，尽管这些民族主义的口号与中共的纲领，牛头不对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板，在改革开放中拚命扮演一党独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帮几年打工就知到摩帮的底，他们决不愿为科技发展而献身的。
研制四轮车，在马老板这里找不到一本设计资料。
后来在宗申和隆兴的研究所，看不到属于本公司自己设计思想的理论阐述和计算资料。在他们的开发室里，找不到一辆属于自己民族研制的样车和换代产品，甚至于找不到一个独特的样车模型，里面除抄袭和模仿外什么都没有。
至于摩帮研究所的领导人，无论是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完全热心于短期效益，照抄国内现有的其它厂产品，照搬国外过时的设计，工厂标准互相抄袭。
然而，只知抄袭别人的民族是一个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这些老板拿不出任何冶理企业，规划产品的方案来。国家和民族决不会因他们的出现而振兴，也决不能依靠这些私企老板求发展。
国家要这些老板为生存而拚命赚钱，并交纳征税，以取代原来的国企！！
在私企工厂的劳动者可以随意被解雇，每个劳动日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并且经常拖欠工人工资，这些就是走投无路的国企，所要达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盘剥更多的劳动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体制下的私人企业，是比任何资产主义更残酷剥削工人的怪胎。
马老板在接到陈大发的五万元后，立即派人买回了样车制作所需要的钢材及配件。三轮车无论是车架和车身上的设计，是现有机动车辆中最简单的一种，对于从未从事三轮制造的我，仍坚持根据车的最大载荷，画出每根梁上所承受的力。以选择材料和断面保证其刚度和强度。
三轮车结构绝大部分由焊接而成，为消除每个焊接点所产生的应力集中，选择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证行驶中不致发生断裂、变形等安全隐患；需要编制工艺，进行设计计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术资料，却找不到有关设计和工艺的资料。
而我按常规进行这种计算时却受到三个老板的讥讽。
陈大发板着脸问道：“像你这样搞，等到你把整个计算拿出来了，雇主恐怕就另求厂家了，你懂不懂什么叫商机，商机就要讲快，没有像你这样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力学计算的时间。我们宗申集团，不能让你们这种书呆子当成试验的场地，坐失商机”。
那老马和老杨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个制造交货期只有二十几天，我们不能让你慢条丝理的搞计算了。”他们的意见具有权威性，他们话语中刺激人的用词使我懂得，这里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轮车结构的熟练工，而把我这样的人当成绊脚石，我预感到我在这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三轮车从来就讲的“类比设计”，根据现有的车，凭经验，甚至凭感觉选择材料，确定断面尺寸。
至于这样定下材质断面，会不会断裂和变形，或者因为过分粗大而浪费材料，带来功率损耗，就只有在今后从行驶中才能发现。
老板为争得商机，关键能不能在用户所规定的时间拿出样车，耽误交货的时间是决不允许的。我一个打工仔，怎能拗过财大气粗的陈老板？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个老板已经视我为障碍，既然他们已经跳到指挥开发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尽快地躲开，走为上计。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岗位前，千万沉住气，老板怎么说，就怎么执行，同这些把精力花在赌场和女人身上的有钱人，犯不着争谁是谁非。
就是看到明明错误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板定的，我就要装做没有看见。这样，今后出了问题也不会算在我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私人老板有时比国有企业的厂长更不讲理，更不懂科学，那怕两个老板在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天。有了几个臭钱就变成了凌驾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猫”试制的开工的时间选在2002年11月8日，杨经理说，这一天，恰恰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的日子，日历上写得清楚，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共产党都相信天命了，阴阳八卦，讲天道轮回，对于不信鬼神的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他吩咐在简陋的试制场地挂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将临时召来十多名工人召集起来，朗声宣布，宗申三轮自制的第一台摩托车就此开工。整个简陋工棚里立即被电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轮机，敲击声，震耳欲聋，一改三个月的戚静。马老板在下料工段指导着每一个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从那以后，陈大发每天晚上十点钟驾着他的进口立桑车，赶到现场对已焊好的车架，指手画脚地发表一通意见。
根据谁出钱谁说了算的原则，现场的工人们都要根据他的意见，把已焊好的结构从新割断，从新焊接，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种既不耽误进度，毫无根据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长工人的加班时间来补偿，所以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二点钟，而召来的工人对这种只加班不加工钱的蛮横做法，心里只有暗自骂娘。
但是，社会上的失业者到处都是，马老板招来的都是附近的国营长江电工厂下岗的待业工人，他们忘不掉失业待岗的尴尬，只好用白天消极怠工发泄不满，并不敢违抗。指定的组长秦三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讨好老板，背地里把工人说的牢骚话都悄悄报告了老板。
所以，小小工棚里几乎天天都要听见陈老板对工人的训斥声。
陈大发骄横，杨老板拔扈有余，马老板阴阳变脸，三个小老板各有手段，为了争：“我说了算”谁都互不相让。他们本就是为了“城市猫”优厚的外汇，临时凑合在一起的利益联盟，无所谓谦和和团结。加上他们那一个都凭着“我看这样才好”的主观意愿，所以谁都不能说服对方。
有一次就所占厂房的租约，杨老板和陈老板没说上五句话，便当着工人的面大吵起来，并不顾及他们同窗情谊，开口就拿对方的妈出气，摩帮内说话粗俗已成习惯并不奇怪。
工人们看到小老板为一点小事翻脸，也在老板间拔弄是非，所以这个总共不到二十个人的集体，从成立开始就在吵吵闹闹中过日子。
看来，开工的黄道吉日并没有选好。这使夹在这些人中的我特感难处，我本抱着拔一下动一下的态度，在这种一盘散沙的集体中几乎动弹不得，最后，连秦三都认为我可欺，动辄当着老板指责我。
我虽将技术上的决定权拱手还给了马道刚，但老板们随意定出来的尺寸到头来却要我表态。我只好声明，整个的设计都由陈大发决定，我凭什么下结论？于是马刚把编写产品说明书和企业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我。
车还没造出来，技术参数凭什么定？虽然可以胡弄我国商检部门，但要骗用户就困难了。当然，中国的商品基本是从外国偷学来的，造假仍是中国大陆的拿手好戏，我就只好根据马老板的意思，把我眼睛闭上，瞎抄别人的东西。
然而，我一双不识时务的眼睛，看不惯缺乏机动车结构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车把龙头，不能用切断材料对接焊起来，这样焊接起来会造成应力集中，潜伏把手折断的危险；秦三将减震器焊成与车架几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减震作用，反而会因行驶中车架来回振动力作用，成为撕裂车架的原因。
当我纠正他时，他说：“那里的位置不好焊，经请示马总以后叫这样焊的。”
我见他把Xina杨书记那一套原封不动的学了过来，忍不住长期所受的委曲，怒骂他是一条围着陈大发的腿转来转去的狗。
一个三轮车底盘因没有在动工前进行设计，违反机动车常识的地方，到处都是。这样的“抢”字当头装出来的车，怎么不发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陈大发不提出要辞退我，我早就准备离开了。
然而老马，却反对辞退我。经他们的商议，改派我去当采购零部件总成的技术顾问，买回来的配件因为买东西的人根本不懂这些件装在何处，它的功能怎样，买回来不是装不起，就是材质不对，要反复买几次还不行。例如一根进汽管因弯曲度不对就反复买了几次。
试制就这样在忙乱和吵吵嚷嚷之中进行下去，谁都说不清焊成的车架有几成合格？正好，那位广东的小罗，却带回了孟拉加国需要铁壳四轮车车身的信息。于是我乘机向老马提出，将我派驻指导四轮车的外协。
铁壳的四轮车身，是离南坪五十公里外的专汽厂大庆分厂制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从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车。
晚上要摸黑才赶回来，回到临时租的房间里已是半夜，疲惫不堪，肚子还是空空的。插上电炉自己弄饭吃，一直折腾到十二点才能脱下衣服，皮肤触到已很久没有换洗过的被盖，感到沾糊糊的，疲惫不堪的我还经常不能入眠。
在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我已六十五岁了，仍只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离婚后还不知家在何处，心中牵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学怎样了，现在可是他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
想到孩子祖父毕生献身教育，到头来，身陷冤狱，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辈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权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给孩子产生的压力，在孩子幼小心灵中刻下了深伤痕。社会影响对他的伤害，致使他对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点可以弥补的办法来。
窗外飞起细细的雨来，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对于僵卧在租用房里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别冷，白天受那陈大发故意的刁难和刺伤，心里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难以入眠。
经过连夜加班，外销的“城市猫”样车终于在奋战了一个月后，横躺在工棚里。进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陈大发还按照比亚特公司的照片，将车架上发动机的位置移到了大梁的中段位置，并且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强横梁，拿出去在附近马路上行驶一圈以后，车架的脊梁好像得了佝偻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细地察看了整个的纵梁，除因为多次返工，反复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无数癌细胞一样重重叠叠的焊疤，使整个车架退了火似的变软了。
所以当驾驶员一坐上驾驶台后，还没有装上车壳，车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这是一台无论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驶的车。我由此想到摩帮门的胆大不就是因为不懂吗？不懂车的人指挥做车，发生的车祸比正常情况下更为可怕。
我正在对这些车架发怔，那陈大发却在一边冲着我吼道：“你站在那里怔什么！整车要按时交货，进度必需得到保证，你现在根据车架尺寸，将车厢的结构图画出来，明天就去道角的车厢厂，无论如何要他们在五天内，拿出车厢，连夜装车油漆不得有误。”
我从蹲着的位置上站起身来，正想向他讲我刚才测量的结果，劝阻他千万不要把这种车拿出国境外出丑，但耳朵里突然响起了他第一次到这里来就曾说过：“……如果样车搞砸了……我们充其量就当在澳门的赌场上输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对我非礼，并扬言要辞退我，便一声不吭的走到办公室里。
画好草图交给老马审阅后，第二天，便拿着草图向道角的方向趁车到车厢厂去。到了车厢厂，他们要求将车架运过去，他们好根据实际测量出车架和车身有装配关系的地方，再定出车身的尺寸。
我告诉他们，老板正追着抢进度，不可能将车架运过来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现场，马老板在吃饭时就命令我说：“光有车身还不行啊；你去把样车的座椅给我定回来。”
吃过饭我又急忙奔座椅厂，与座椅厂的周厂长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厂长冷冷的说：“你们那个金汇公司一点信用都没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开发费。”
听了他的话，当即向老马打了电话，讲明现货没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开发费。马老板在电话那一头，恶言说道：“他们不供就算了，摩帮没有先支付开发费的规矩，只是请周厂长想清楚，今后我们的外销车开发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挤进来供应，就已经晚了”。
摩帮这种主厂吃配件厂兼以讹诈利诱相威胁，逼迫对方上钩是一种经常的惯例。我明明知道这次开发的失败结局，四轮车的门铰链还要等我到大庆沟定下来，不允为座椅纠纷耽误时间。
于是便要了几个长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后，再批量定货不迟。主意打定，便买了一套长安车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试制车间。
老马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了，见我拿着长长的凳子回来，便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按照我们车的尺寸，长丰座椅厂确实没有现存的货，我只好拿回来现存的凳子，由长改短，确定安装的准确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厂批量的供货。
不料，他把脸一沉，训斥道：“现在大家都在加班赶进度，派你去半天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拿回两个这么长的凳子怎么装？”那陈大发从工棚里攒了出来说：“我们是私营企业，不能拿你国营厂什么都等现存的工作作风来混日子”。
两扳子不轻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将好几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气冲口说道：
“你们究竟要我干什么？是设计车身，我已经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实了，并且有了解决的方案，今天一天从早上六点起床，直到现在，工作变了三次，还没有坐下来休息一下，我被你们当作一个棋盘上的走卒一样，一会儿摆在这儿，一会儿摆在那里，如果你们实在看不顺眼，我走好了。”
说着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掼，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浇油说：“你这是什么态度？”那杨老板见我动了怒，便缓了口气说道：“你吃了晚饭没有，先去厨房把饭热一下，填饱肚子再看怎么办？”我一看时间，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吃过饭，按照我在归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个工人一齐动手，将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两点钟，两付座椅已改制成功。马老板自觉下午说的话有些不妥，向我解释说：“外商的交货期逼得紧，你看我还不是和你们一样，忙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离开，这种车出了国境线，今后打起国际官司来，我真要兜着祸事走了。晚上便写好了离职的报告，第二天交给了马总。
马老板看着我的辞职书一言不发，此时他从两个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来，他明白我们合作多年，开发四轮车走过了多少政策、技术、人办、资金所铺设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团的基地从南坪，迁进了他们在大堰沟租好的厂房里面。
就在我执意离开宗申公司的前两天，两台已油漆好，准备运往海关的“城市猫”三轮车，雄纠纠正开出了试制场地，在马路上作装箱前的最后也是第一次试车。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驾驶员旁边跟着试车，样车顺着铜元局一路下滑。
此时他的心里很得意，因为这是他“指挥”的第一台外销样车的制作。
不料刚刚开出去不到一小时，估计两台车驶到河边的最低处向上回返的时候，马老板接到了秦三的电话说：“两台样车在上坡时，无论如何都爬不上来了，现在正停在河边，只等公司派汽车把它们拖回来。”
等到两辆新车拖回试制工地的厂门时，秦三沮丧的从样车上走下来，我看到那里程表的读数才十公里，再仔细看大梁已明显压弯，发动机离地面只有10cm，秦三嚷道：“后轿的速比装成了平原型的，当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还不知道有多少问题等着这辆第一台“城市猫”。还好，没有伤着人，新开发的‘城市猫’仅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开了，这个车架最后只能割断，从新来过。
承诺按时交货的罗老板只好立即用国际长途告诉接货方，因为客观的原因，海关没有通过，至于何时才能发货？要等海关手续办完以后。
当时对重庆三大摩帮有一句评语说：“只有摩帮那么大胆，因为他们不懂。”这无疑是指的现象，要探究摩帮兴起的原因，只能从国营企业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不能创新，长期成为国家负担上寻找。
摩帮的出现，帮助中共新的当家人，完成了甩掉囯有企业背得越来越沉重的包袱。国营企业“破产了”，大量的富余人员顺势被推出了国有企业，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会主义最惨的试验品。
我不知道，重庆的摩帮怎么会热衷于“冲出国门”这种壮举？被中共利用和操纵的摩帮，对自身产业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冲出国门无疑于“找死”。
也许把摩邦的‘冒险’精神，说成中共改革开放的主流意识，未免夸大，但是用无知和冒失代替科学态度和诚实工作，个体户短浅的暴利追逐，拿出质量极差的‘中国货’，无疑要在走出国门后受到国际制裁，今后会证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产品，同中共的独裁制度一样将受到主流社会的抵制。
自从今年2月，我辞别了含谷，来投马刚后，短短一年时间经历的所见所闻，亲身体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下的社会百态，目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期的表现，只感到乱麻一团，理不出头绪来，更看不出它今后发展成什么样子？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