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訊】【編者的話】《血紀》記述了大陸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學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農場，在勞改農村二十年的血淚歷程。《血紀》一書完全可以與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小說《古拉格群島》反映了蘇聯人民在斯大林統治下的血腥恐怖讓人觸目驚心，而《血紀》則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難經歷為主線。這條主線也是毛澤東禍國殃民的編年史，更是陳力、張錫錕、劉順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詩。書中人物眾多，文筆樸素，使中共監獄的慘無人道和烈士的壯懷激烈躍然紙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說：「當這本書有幸與你相逢時，讓我們珍惜這種來之不易的相識，為融化中國專制主義，建立中華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請看長篇紀實連載《血紀》。
第十章：退休后的打工
第三節：城市貓
十月底，金匯公司的辦公室里，接到重慶市國際公司一位楊經理打來的電話，自稱是馬老闆在機床廠的師兄弟，現在承包了該公司進出口車輛的業務。
最近他得到了國外需要批量很大的四輪摩托訂貨單，他知道老馬從事四輪摩托研製多年，所以特地來電話和他商量。
姓楊的打電話來時老馬沒在，等到中午老馬回辦公室，我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正在焦頭爛額中尋找合作夥伴的馬剛，得知這個消息，立刻與這位楊師弟通了話，並在下午親自到國際公司去了一趟。
下午回公司時，他滿面紅光，心情顯得興奮起來，將近三個月堆積的一臉愁雲，似乎消失了。
回到辦公室里，便把幾張我們沒見過的三輪車照片往辦公桌上一攤，指著它們說：「這便是國際公司得到孟加拉國國訂購的樣車照片，名字叫「城市貓」，對方說，只要在外形和質量上得到保證，生產多少他們就要多少。」
這對於三輪車相對生產過剩的重慶大小三輪車廠家，都是一個有誘惑力的客戶。
城市貓的發動機是義大利比亞特公司產品，我聽后心中卻在想，要上批量並不那麼容易了。何況發動機還要靠進口，製造成本經過初步核算沒有？
正想提出問題，老馬已向我布置了任務，要我根據照片的外形，立即繪製一張整車的效果圖，再用電腦進行修正複製，達到這張照片的正面和側面的效果。並說外商在兩三天內就要來公司洽談，達到外商要求后，再把效果圖傳真到孟加拉國，國外公司本部去。
第三天，國際公司的老楊帶了一位廣東籍的外商代理人，到了金匯的辦公室里，那外商代理姓羅，看上去很年輕，他看了繪製的城市貓效果圖后，介紹了孟加拉國國對這種車型需求的市場前景說：「只要按質按量在二十天內拿得出樣車，他便能夠代表孟加拉國訂出年需求量三千輛的訂單。
三位老闆級人物的樂觀，使金匯公司小小辦公室里泛起了一陣起死回生的春潮。我們商議了在二十天內出樣車的方案，老馬錶示金匯公司雖受Xina的影響，但生產四輪車玻璃鋼的廠房可馬上用作新樣車的試製場地。
剛解散的人也馬上可以召回來，他們都是有經驗的摩托裝配工，可以根據樣車的照片和效果圖，確定出它的結構和基本尺寸。所缺的就是購買裝車部件的資金了，老楊立即表態，初期製作樣車的錢由他負責籌集。
於是三個人初步定了分工的方案：馬總負責生產場地重新布置及今後的現場管理；楊老闆負責試製資金以及外銷的運輸集裝箱準備；羅總答應馬上通知孟加拉國國，並負責運發的國際手續和樣車出售後的資金回籠。
生產場地很快地整理出來，原來四輪車用的玻鋼車身和模具暫時全部堆放起來，第二天楊老闆帶來了一個叫陳大發的投資人，據楊老闆介紹那陳大發原是他在渝州大學讀書的同學，現在正在宗申公司協助袁老闆籌建壁山三輪摩托車分公司的建設。
重慶的摩托業私營廠家，經過幾年拼殺兼并，已形成了宗申、隆興和力帆三大托拉斯集團，他們各自擁有幾十億的資產，雖然民間對三大集團的總裁口卑並不好，但誰也說不清，他們同中共重慶市委有什麼樣的淵源。
壁山新成立的三輪廠，把過去套用宗申銘牌的各小三輪車廠實行了兼并，正積極地尋找新的三輪車樣車。所以在得到老楊信息后，決定將金匯公司納入到宗申集團，專事開發新的三輪樣車。
那陳大發一到了金匯公司的辦公室，將腋下夾著鼓鼓囊囊一個皮包向老馬辦公桌上一扔，老馬見財神到，滿臉堆笑躬身站起來，打開我們製作的城市貓效果圖請他審閱。
一面介紹金匯公司開發四輪車的經過和積累的經驗。那陳大發對老馬的自我介紹並不感興趣，他需要看準備製作樣車的場地是否已就緒。
在參觀了生產現場后，那陳大發倒也爽快，回到辦公室從他的皮包中取出了一疊百元面值的五萬元現鈔，往辦公桌上一甩說：
「這是宗申公司的初次投入，用作兩台三輪車和一台四輪車開發，購買零部件和材料的專用資金，如果不夠，隨時通知我。樣車如果按外商要求，按質按量完成，那麼今後你們就是宗申公司的一員了，我們以你們為基幹力量共同開發外銷車。」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臉色一沉，繼續說道；「如果樣車搞砸了，那麼金匯公司就砸了自己的飯碗，我們充其量就當作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聽到了這帶刺的話，我心裏實在不是一個滋味。在這些沒有長大的資本家看來，唯有錢才是萬能的，有錢可以兼并小公司，像我們這些讀了一輩子書，掙到了高級工程師這個「虛」名，只不過是人家用幾個工錢召來，可以隨意使喚，不滿時可以炒魷魚的打工仔。
五萬元在老馬看來是一筆拯救本公司的救命錢，而在陳大發的眼裡，不過是賭場上一局小小賭博的賭資。
當然小老闆的洒脫會使老馬拱手把五年辛苦的奮鬥，交給這個賭棍左右。想那宗申集團，也是近來才從市政府通緝夾縫中存活下來的小摩幫，時來運轉，也不知使用了什麼招數，居然替代了嘉陵集團這樣的獨霸四川的摩托王，成了重慶市三大摩幫巨頭，連他手下的一個小頭目，也敢今天在這裏說大話。
真可謂社會主義江山無定，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中共在推行建立市場經濟的主意時，絕對尊守誰逮到耗子便是好貓這個原則。
錢，在初期長大的小老闆眼裡才是適應生存的手段。
回憶起來，八十年代後期，我去機械局參加會議時，就聽說重慶市幾個摩托幫主為求一席生存，躲避工商部門封殺通緝的故事，私人的摩托業主當年，最難弄到的就是生產許可證，而生產許可證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大權，沒有錢買到生產許可證的工廠，即被認為非法經營。
對於重慶摩幫，我不清楚他們具體的發展過程，從沒有認真思索過它存在的理由，因此也無法估量他們今後的無量前途。
只聽說他們上午被工商查封了店面，下午又在另一個地點開了張，像游擊隊作戰一樣，想不到這樣頑強拼了幾年後，竟然長大了。
今天產生像牟其中這樣的中國巨富，那一個又不是鄧小平及其官僚集團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木偶？然而，隨著中國權力變幻，這些風流人物有幾個能逃掉階下囚的最終歸宿而曇花一現？
小業主們在市場經濟苛捐雜稅的重壓下，難免偷稅漏稅，或在流通領域中『違法亂紀』，是使他們淪為階下囚的原因。同時為了私企的發展，對這個失去了監督的官僚體制實行賄賂，就成了常有的現象。
重慶的幾個摩幫巨頭中，無論是左宗申、尹明善和塗建華都是善觀統治者臉色的投機者，只消看看他們在種種公開場合中打出來的旗號，就會明白他們向權力諂媚的程度。
左宗申的：「拳拳報國心，款款宗申夢」的巨幅橫幅，撐在交通樞紐的上空，尹明善大吼：「民族工業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中共在「政治是統帥和靈魂」這些叫得泛味的標語后，提出來比較切合民眾心理的口號。
中共的專制政體最命脈的一條，就是強迫全國人民在他們的意志下統一，儘管這些民族主義的口號與中共的綱領，牛頭不對馬嘴！！
中共所扶植的私人老闆，在改革開放中拚命扮演一黨獨裁的代言人，我在摩幫幾年打工就知到摩幫的底，他們決不願為科技發展而獻身的。
研製四輪車，在馬老闆這裏找不到一本設計資料。
後來在宗申和隆興的研究所，看不到屬於本公司自己設計思想的理論闡述和計算資料。在他們的開發室里，找不到一輛屬於自己民族研製的樣車和換代產品，甚至於找不到一個獨特的樣車模型，裏面除抄襲和模仿外什麼都沒有。
至於摩幫研究所的領導人，無論是總工程師，總設計師，完全熱心於短期效益，照抄國內現有的其它廠產品，照搬國外過時的設計，工廠標準互相抄襲。
然而，只知抄襲別人的民族是一個永遠跟在別人後面的民族，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民族。這些老闆拿不出任何冶理企業，規劃產品的方案來。國家和民族決不會因他們的出現而振興，也決不能依靠這些私企老闆求發展。
國家要這些老闆為生存而拚命賺錢，並交納徵稅，以取代原來的國企！！
在私企工廠的勞動者可以隨意被解僱，每個勞動日的勞動時間都在12小時以上。星期天加班和晚上加班是常有的事，並且經常拖欠工人工資，這些就是走投無路的國企，所要達到的目的。
私企是靠盤剝更多的勞動力而生存的，所以在中共體制下的私人企業，是比任何資產主義更殘酷剝削工人的怪胎。
馬老闆在接到陳大發的五萬元后，立即派人買回了樣車製作所需要的鋼材及配件。三輪車無論是車架和車身上的設計，是現有機動車輛中最簡單的一種，對於從未從事三輪製造的我，仍堅持根據車的最大載荷，畫出每根樑上所承受的力。以選擇材料和斷面保證其剛度和強度。
三輪車結構絕大部份由焊接而成，為消除每個焊接點所產生的應力集中，選擇焊接材料及焊接方法，保證行駛中不致發生斷裂、變形等安全隱患；需要編製工藝，進行設計計算。但我翻找所有公司技術資料，卻找不到有關設計和工藝的資料。
而我按常規進行這種計算時卻受到三個老闆的譏諷。
陳大發板著臉問道：「像你這樣搞，等到你把整個計算拿出來了，僱主恐怕就另求廠家了，你懂不懂什麼叫商機，商機就要講快，沒有像你這樣站在講台上給學生講力學計算的時間。我們宗申集團，不能讓你們這種書獃子當成試驗的場地，坐失商機」。
那老馬和老楊喊道，「老孔你要明白整個製造交貨期只有二十幾天，我們不能讓你慢條絲理的搞計算了。」他們的意見具有權威性，他們話語中刺激人的用詞使我懂得，這裏需要的是一些懂得普通三輪車結構的熟練工，而把我這樣的人當成絆腳石，我預感到我在這裏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實際上三輪車從來就講的「類比設計」，根據現有的車，憑經驗，甚至憑感覺選擇材料，確定斷面尺寸。
至於這樣定下材質斷面，會不會斷裂和變形，或者因為過份粗大而浪費材料，帶來功率損耗，就只有在今後從行駛中才能發現。
老闆為爭得商機，關鍵能不能在用戶所規定的時間拿出樣車，耽誤交貨的時間是決不允許的。我一個打工仔，怎能拗過財大氣粗的陳老闆？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心中便有了主意，第一，三個老闆已經視我為障礙，既然他們已經跳到指揮開發的位置上，所以我只能儘快地躲開，走為上計。
第二，在我物色到新崗位前，千萬沉住氣，老闆怎麼說，就怎麼執行，同這些把精力花在賭場和女人身上的有錢人，犯不著爭誰是誰非。
就是看到明明錯誤的加工方法，只要是老闆定的，我就要裝做沒有看見。這樣，今後出了問題也不會算在我身上。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體會到私人老闆有時比國有企業的廠長更不講理，更不懂科學，那怕兩個老闆在高等學府里混過幾天。有了幾個臭錢就變成了凌駕一切的主宰了。
「城市貓」試製的開工的時間選在2002年11月8日，楊經理說，這一天，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的日子，日曆上寫得清楚，這一天是黃道吉日，共產黨都相信天命了，陰陽八卦，講天道輪迴，對於不信鬼神的毛澤東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他吩咐在簡陋的試製場地掛起了三大串鞭炮，燃放后，將臨時召來十多名工人召集起來，朗聲宣布，宗申三輪自製的第一台摩托車就此開工。整個簡陋工棚里立即被電焊的弧光照得通明刺目。砂輪機，敲擊聲，震耳欲聾，一改三個月的戚靜。馬老闆在下料工段指導著每一個下料尺寸和焊接方法。
從那以後，陳大發每天晚上十點鐘駕著他的進口立桑車，趕到現場對已焊好的車架，指手畫腳地發表一通意見。
根據誰出錢誰說了算的原則，現場的工人們都要根據他的意見，把已焊好的結構從新割斷，從新焊接，誰也說不出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種既不耽誤進度，毫無根據的返工更改，只好以延長工人的加班時間來補償，所以經常要做到晚上十二點鐘，而召來的工人對這種只加班不加工錢的蠻橫做法，心裏只有暗自罵娘。
但是，社會上的失業者到處都是，馬老闆招來的都是附近的國營長江電工廠下崗的待業工人，他們忘不掉失業待崗的尷尬，只好用白天消極怠工發泄不滿，並不敢違抗。指定的組長秦三是一個共產黨員，為了討好老闆，背地裡把工人說的牢騷話都悄悄報告了老闆。
所以，小小工棚里幾乎天天都要聽見陳老闆對工人的訓斥聲。
陳大發驕橫，楊老闆拔扈有餘，馬老闆陰陽變臉，三個小老闆各有手段，為了爭：「我說了算」誰都互不相讓。他們本就是為了「城市貓」優厚的外匯，臨時湊合在一起的利益聯盟，無所謂謙和和團結。加上他們那一個都憑著「我看這樣才好」的主觀意願，所以誰都不能說服對方。
有一次就所佔廠房的租約，楊老闆和陳老闆沒說上五句話，便當著工人的面大吵起來，並不顧及他們同窗情誼，開口就拿對方的媽出氣，摩幫內說話粗俗已成習慣並不奇怪。
工人們看到小老闆為一點小事翻臉，也在老闆間拔弄是非，所以這個總共不到二十個人的集體，從成立開始就在吵吵鬧鬧中過日子。
看來，開工的黃道吉日並沒有選好。這使夾在這些人中的我特感難處，我本抱著拔一下動一下的態度，在這種一盤散沙的集體中幾乎動彈不得，最後，連秦三都認為我可欺，動輒當著老闆指責我。
我雖將技術上的決定權拱手還給了馬道剛，但老闆們隨意定出來的尺寸到頭來卻要我表態。我只好聲明，整個的設計都由陳大發決定，我憑什麼下結論？於是馬剛把編寫產品說明書和企業標準的任務交給了我。
車還沒造出來，技術參數憑什麼定？雖然可以胡弄我國商檢部門，但要騙用戶就困難了。當然，中國的商品基本是從外國偷學來的，造假仍是中國大陸的拿手好戲，我就只好根據馬老闆的意思，把我眼睛閉上，瞎抄別人的東西。
然而，我一雙不識時務的眼睛，看不慣缺乏機動車結構的外行胡搞，例如焊接車把龍頭，不能用切斷材料對接焊起來，這樣焊接起來會造成應力集中，潛伏把手摺斷的危險；秦三將減震器焊成與車架幾乎平行，使它不但失去了減震作用，反而會因行駛中車架來回振動力作用，成為撕裂車架的原因。
當我糾正他時，他說：「那裡的位置不好焊，經請示馬總以後叫這樣焊的。」
我見他把Xina楊書記那一套原封不動的學了過來，忍不住長期所受的委曲，怒罵他是一條圍著陳大發的腿轉來轉去的狗。
一個三輪車底盤因沒有在動工前進行設計，違反機動車常識的地方，到處都是。這樣的「搶」字當頭裝出來的車，怎麼不發生致命的故障？就是陳大發不提出要辭退我，我早就準備離開了。
然而老馬，卻反對辭退我。經他們的商議，改派我去當採購零部件總成的技術顧問，買回來的配件因為買東西的人根本不懂這些件裝在何處，它的功能怎樣，買回來不是裝不起，就是材質不對，要反覆買幾次還不行。例如一根進汽管因彎曲度不對就反覆買了幾次。
試製就這樣在忙亂和吵吵嚷嚷之中進行下去，誰都說不清焊成的車架有幾成合格？正好，那位廣東的小羅，卻帶回了孟拉加國需要鐵殼四輪車車身的信息。於是我乘機向老馬提出，將我派駐指導四輪車的外協。
鐵殼的四輪車身，是離南坪五十公裡外的專汽廠大慶分廠製造的。每天一清早，我就起床，匆匆去乘坐從南坪到北碚的公共汽車。
晚上要摸黑才趕回來，回到臨時租的房間里已是半夜，疲憊不堪，肚子還是空空的。插上電爐自己弄飯吃，一直折騰到十二點才能脫下衣服，皮膚觸到已很久沒有換洗過的被蓋，感到沾糊糊的，疲憊不堪的我還經常不能入眠。
在這種夜深人靜的時候，想到我已六十五歲了，仍隻身凄凄惶惶在外打工流浪。離婚後還不知家在何處，心中牽挂孩子，也不知道在成都入學怎樣了，現在可是他決定人生道路的關鍵時刻。
想到孩子祖父畢生獻身教育，到頭來，身陷冤獄，葬身囹圄。他的祖母一輩子立志教育，冤冤枉枉戴右派帽二十三年。我是中共政權下的黑崽子，家庭的不和，給孩子產生的壓力，在孩子幼小心靈中刻下了深傷痕。社會影響對他的傷害，致使他對前途迷茫一片，我想不出一點可以彌補的辦法來。
窗外飛起細細的雨來，又是半夜了，冬日的夜雨對於僵卧在租用房裡孤伶伶的我，感到特別冷，白天受那陳大發故意的刁難和刺傷，心裏真不是滋味，睡在床上難以入眠。
經過連夜加班，外銷的「城市貓」樣車終於在奮戰了一個月後，橫躺在工棚里。進度倒是如期完成了，陳大發還按照比亞特公司的照片，將車架上發動機的位置移到了大樑的中段位置，並且為上下方便，取消了加強橫樑，拿出去在附近馬路上行駛一圈以後，車架的脊樑好像得了佝僂病似的，塌陷了下去。
我仔細地察看了整個的縱梁，除因為多次返工，反覆的焊了又割，割了又焊，留下無數癌細胞一樣重重疊疊的焊疤，使整個車架退了火似的變軟了。
所以當駕駛員一坐上駕駛台後，還沒有裝上車殼，車架中部便先掉下去了三公分，我心中明白，這是一台無論如何都不能正常行駛的車。我由此想到摩幫門的膽大不就是因為不懂嗎？不懂車的人指揮做車，發生的車禍比正常情況下更為可怕。
我正在對這些車架發怔，那陳大發卻在一邊衝著我吼道：「你站在那裡怔什麼！整車要按時交貨，進度必需得到保證，你現在根據車架尺寸，將車廂的結構圖畫出來，明天就去道角的車廂廠，無論如何要他們在五天內，拿出車廂，連夜裝車油漆不得有誤。」
我從蹲著的位置上站起身來，正想向他講我剛才測量的結果，勸阻他千萬不要把這種車拿出國境外出醜，但耳朵里突然響起了他第一次到這裏來就曾說過：「……如果樣車搞砸了……我們充其量就當在澳門的賭場上輸了一把。」
又想到他已累次對我非禮，並揚言要辭退我，便一聲不吭的走到辦公室里。
畫好草圖交給老馬審閱后，第二天，便拿著草圖向道角的方向趁車到車廂廠去。到了車廂廠，他們要求將車架運過去，他們好根據實際測量出車架和車身有裝配關係的地方，再定出車身的尺寸。
我告訴他們，老闆正追著搶進度，不可能將車架運過來量尺寸。
下午我回到南坪的加工現場，馬老闆在吃飯時就命令我說：「光有車身還不行啊；你去把樣車的座椅給我定回來。」
吃過飯我又急忙奔座椅廠，與座椅廠的周廠長商量可不可以按我提供的尺寸先做一套？周廠長冷冷的說：「你們那個金匯公司一點信用都沒有，要新的座椅可以，但先要交付開發費。」
聽了他的話，當即向老馬打了電話，講明現貨沒有，要想另做座椅必得先交開發費。馬老闆在電話那一頭，惡言說道：「他們不供就算了，摩幫沒有先支付開發費的規矩，只是請周廠長想清楚，今後我們的外銷車開發成功，上了批量他想擠進來供應，就已經晚了」。
摩幫這種主廠吃配件廠兼以訛詐利誘相威脅，逼迫對方上鉤是一種經常的慣例。我明明知道這次開發的失敗結局，四輪車的門鉸鏈還要等我到大慶溝定下來，不允為座椅糾紛耽誤時間。
於是便要了幾個長椅子拿回去改制，等到尺寸定好之後，再批量定貨不遲。主意打定，便買了一套長安車用的座椅，急急忙忙回到了試製車間。
老馬已經在門口等著我了，見我拿著長長的凳子回來，便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說按照我們車的尺寸，長豐座椅廠確實沒有現存的貨，我只好拿回來現存的凳子，由長改短，確定安裝的準確尺寸后，再交由加工廠批量的供貨。
不料，他把臉一沉，訓斥道：「現在大家都在加班趕進度，派你去半天什麼問題都沒解決，拿回兩個這麼長的凳子怎麼裝？」那陳大發從工棚里攢了出來說：「我們是私營企業，不能拿你國營廠什麼都等現存的工作作風來混日子」。
兩扳子不輕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我實在忍不下去了，便將好幾天早已沃在心中的怒氣衝口說道：
「你們究竟要我幹什麼？是設計車身，我已經做了，拿座椅我也落實了，並且有了解決的方案，今天一天從早上六點起床，直到現在，工作變了三次，還沒有坐下來休息一下，我被你們當作一個棋盤上的走卒一樣，一會兒擺在這兒，一會兒擺在那裡，如果你們實在看不順眼，我走好了。」
說著我把扛在肩上的凳子往地上一摜，那秦三在一旁火上澆油說：「你這是什麼態度？」那楊老闆見我動了怒，便緩了口氣說道：「你吃了晚飯沒有，先去廚房把飯熱一下，填飽肚子再看怎麼辦？」我一看時間，已是晚上九點鐘了。
吃過飯，按照我在歸途中想好的方案，同一個工人一齊動手，將座椅改短，支架重做，一直忙到凌晨兩點鐘，兩付座椅已改製成功。馬老闆自覺下午說的話有些不妥，向我解釋說：「外商的交貨期逼得緊，你看我還不是和你們一樣，忙到這個時候還沒有回家……」
我想到再不離開，這種車出了國境線，今後打起國際官司來，我真要兜著禍事走了。晚上便寫好了離職的報告，第二天交給了馬總。
馬老闆看著我的辭職書一言不發，此時他從兩個多月的吵吵嚷嚷中似乎清醒了下來，他明白我們合作多年，開發四輪車走過了多少政策、技術、人辦、資金所鋪設的坎坷路。
2003年，一月份，宗申集團的基地從南坪，遷進了他們在大堰溝租好的廠房裡面。
就在我執意離開宗申公司的前兩天，兩台已油漆好，準備運往海關的「城市貓」三輪車，雄糾糾正開出了試製場地，在馬路上作裝箱前的最後也是第一次試車。秦三得意洋洋坐在駕駛員旁邊跟著試車，樣車順著銅元局一路下滑。
此時他的心裏很得意，因為這是他「指揮」的第一台外銷樣車的製作。
不料剛剛開出去不到一小時，估計兩台車駛到河邊的最低處向上回返的時候，馬老闆接到了秦三的電話說：「兩台樣車在上坡時，無論如何都爬不上來了，現在正停在河邊，只等公司派汽車把它們拖回來。」
等到兩輛新車拖回試製工地的廠門時，秦三沮喪的從樣車上走下來，我看到那裡程表的讀數才十公里，再仔細看大樑已明顯壓彎，發動機離地面只有10cm，秦三嚷道：「后轎的速比裝成了平原型的，當然爬不上坡了。」
然而，我最清楚，還不知道有多少問題等著這輛第一台「城市貓」。還好，沒有傷著人，新開發的『城市貓』僅僅跑了十公里，便不能再開了，這個車架最後只能割斷，從新來過。
承諾按時交貨的羅老闆只好立即用國際長途告訴接貨方，因為客觀的原因，海關沒有通過，至於何時才能發貨？要等海關手續辦完以後。
當時對重慶三大摩幫有一句評語說：「只有摩幫那麼大胆，因為他們不懂。」這無疑是指的現象，要探究摩幫興起的原因，只能從國營企業的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生產不能創新，長期成為國家負擔上尋找。
摩幫的出現，幫助中共新的當家人，完成了甩掉囯有企業揹得越來越沉重的包袱。國營企業「破產了」，大量的富餘人員順勢被推出了國有企業，留散到市井中，工人成了社會主義最慘的試驗品。
我不知道，重慶的摩幫怎麼會熱衷於「衝出國門」這種壯舉？被中共利用和操縱的摩幫，對自身產業所知甚少的水平上，盲目衝出國門無疑于「找死」。
也許把摩邦的『冒險』精神，說成中共改革開放的主流意識，未免誇大，但是用無知和冒失代替科學態度和誠實工作，個體戶短淺的暴利追逐，拿出質量極差的『中國貨』，無疑要在走出國門后受到國際制裁，今後會證明，廉價勞動力的中國產品，同中共的獨裁製度一樣將受到主流社會的抵制。
自從今年2月，我辭別了含谷，來投馬剛后，短短一年時間經歷的所見所聞，親身體會在市場經濟浪潮下的社會百態，目睹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期的表現，只感到亂麻一團，理不出頭緒來，更看不出它今後發展成什麼樣子？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