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11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九章：在中共摧残下我的家解体了
母亲几天来经常感到气紧心悸，加上夜尿频多，想去医院检查一下，这天，打定主意到距我们住地二百米的九院分院去。
看看壁上的挂钟，正好是十点半，于是我马上向医院内科室挂了一个电话，询问陈开第医生今天是否值班。这年头的大陆上，什么都要讲“熟人”，尤其是看病，非熟人莫去就诊，成了医道的行风。
电话中回答陈医生正在查看病房。
我自己因为要弄中午饭，便请临时请来专门为母亲做清洁的钟点工小周，陪伴母亲去那里就诊，关照她，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虽然表面看，她身板还硬朗，但由于遭到长期折磨，加上年事已高，每晚我陪她出外散步一个小时，总是我牵着她走，生怕在不经意中跌倒，造成意外。
没料到母亲走后才十几分钟，电话铃响了，小周打来电话，说她们刚到医院，母亲就在门槛上跌了一跤，现在正在陈医生办公室里，要我马上来一趟。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我急忙丢下厨房里备好的小菜，向医院走去。在陈医生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她坐在椅子上痛苦地呻吟着。
陈医生告诉我，暂时无法判断母亲跌伤了那里，从她痛苦的表情看，她的右手和右脚都摔得不轻！小周把我带到医院的进门处，那是一扇双开的活页门，小周指着进门的门坎上一道高五厘米的阶梯说：“妈妈在进门时就是踢着那阶梯跌倒的，等我慌忙去扶她时已经晚了。”
我看了看那阶梯，内外没有色差，没有警示标志，加上这一天天气本来就阴暗，老年人在这里被绊倒是非常容易的。
回到陈医生的办公室和他商量怎么处置母亲？他说：“暂时因为没有设备可以确定母亲受伤的部位和严重程度，现在已到下班时间，我建议你下午一定要到照光室去照个片。”
第一节：致命的跌交
这真是飞来横祸，母亲的身体没有检查先就把手脚跌伤了。无奈，只好同陈医生一起把她扶回家，等下午上班时再说。
那几天，正好刘启建办了退休手续，为了偿还自己平时拖欠的债务，她到南充她妹妹那儿联系找一个临时打工的工作，所以去南充了。我回到家里赶紧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把母亲跌伤的消息告诉她，要她立即返回北碚。
一面忙着弄好中午饭，等孩子回家吃午饭下午好按时上学。匆匆忙忙打发了孩子，给母亲弄了一点稀饭，看她睡在床上呻吟不已，弄的稀饭只吃了一口。因为还不知伤势如何，按照陈医生的吩咐，下午就雇了一辆长安车在我的一个学生帮助下，把母亲送到中医院去检查。
照片的结果，证明母亲已跌成了右腿股骨颈和右手手腕两处骨折。等到我忙着为她办完了住院手续，住进了骨科普通病房，已是晚上九点钟了。忙了一天，把母亲住进病房后，实在疲倦已极，就在病房里暂时请了一个扶持病人的临时工，请她在晚上照应一下母亲。
晚上十二点钟，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家里。听医生说，八十多岁的老人凡跌成股骨颈骨折的，十有八九都有生命危险。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叫醒了孩子让他喝了牛奶，督促他上学，这孩子好像突然变得懂事多了，说中午放学后要到中医院来，叫我不必为他准备中午饭，就在学校食堂随便买点面食过一顿吧。
我到医院时，还没有跨进病房，就听见了母亲的呻吟，说她受不了牵引。病房里的病员们都说昨晚她几乎是喊了一晚上。我忙去病护室，找到值班医生，询问能否取掉牵引？医生说，根据片子上的情况如果去掉牵引，那么她就是出院了，也只好永远躺在床上，不能起立了。
我又忙回家，找到她的病历，匆匆赶回医院，把病历交给医生，向他们说明她患有较严重的冠心病和肺心病，加上年岁巳大，受不了牵引的剧痛，建议他们取消对她的牵引手术，至于今后怎样，就只好到时候想办法护理她了牵引取消后，她仍呻唤不止，直到打了一针镇定剂，她才昏昏入睡。
中午放学后孩子来了，我轻声告诉孩子说祖母刚刚睡去，要他不要惊动她，问他吃过饭没有，他点了点头。
我嘱咐他婆婆跌伤了，他自己也要考试了，不要再像往常那样上网贪玩了。下午按时回家，自己热饭吃后完成当天老师布置的作业，尽快上床睡觉。
直到母亲跌伤后的第三天上午，刘启建才从南充乘车回到北碚。
我们商量后，白天由我们轮流守着母亲，晚上暂时请了一个临时护理。
受伤第六天，母亲叫我备上纸笔，要我给她写下遗言，说，她感到不久将辞别人世，她死后骨灰洒在嘉陵江中。因为她从二十二岁开始就到重庆嘉陵江畔居住，这里是她的第二故乡。虽然漂离他乡，一生坎坷，一生痛苦，但那生养的恩情却始终不忘。
另嘱她死之后，不要举伤，不要惊动故年老友，最担心的是我和刘启建关系，母亲认为，我年龄已老，没有条件另外组成家庭。如果再因家庭破裂，闹出难以想到的后果来，是她最不愿看到的。
她又说：“我自幼在上海教会学校读书，少女时特别喜欢听唱诗班唱歌，所以一生都想买一架钢琴。但，一生颠沛流离，在毛泽东时代，积蓄被抄去，受尽折磨和凌辱。这些年，老年打工留下一点积蓄，只因没有自己安身的窝，买琴便成了她终身没有实现的梦。现在孙子既然喜欢艺术，那么就将积余的钱买成钢琴送他，以此作为我的遗托。望他弹着钢琴，让祖母在天堂里听他的琴声，垂望他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我静静地听她临终的遗言，将她的话写成遗嘱，至于和刘启建离婚，要看事情的发展，如果有一天我违背了她的意愿，我会焚香请她原谅……嘱我买钢琴的事，我一定照办。她去世后，我立即实现了她的遗愿，买的钢琴放在客厅里，琴的抬板上留着她遗像。
那时正逢十二月初，是重庆地区一年之中最冷的几天。年迈的母亲因手脚骨折，翻身十分疼痛，加上她本来就肾炎发作，尿水频多，每次小便又要别人帮助她，将她下身抬起来，将尿盆塞在她盆骨下面，尿盆与尾椎骨几经磨擦，使她的尾椎很快擦伤，形成血淋淋的褥疮，使她疼痛呻吟不止。
因频繁排尿，稍不注意尿水就洒在床上。医院的大病室内，又缺专用的接尿设备以减轻她的痛苦。一天之内就因尿水打湿了被褥，被迫频频更换，天气又冷，使她很快感染了感冒，迅速引发了她的老年肺气肿。
气喘和口痰，伤痛和尿水夹攻着母亲，使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还饱受折磨。几天住院，她原来就体弱的身子已完全垮了，死亡正逼近她。
就在她最伤痛的日子里，她的孙子成了最后生命中给她安慰的亲人。这几天，这孩子特别懂事，每天晚上他都按时从学校归来，再没有上过网，九点钟他从学校来到医院，静静地守在他的婆婆身边，悄声的附在她的耳边讲许多安慰的话，叨叨讲今天学校里发生的事。
每次祖母要小便了，他便伸出他巨大的臂膀，把婆婆抱起来轻轻放在尿盆上面，让她减少痛苦。有时候从学校伙食团或沿街卖过夜小吃的摊上，买上一个羊肉串，送到婆婆的嘴边，虽然他的婆婆根本没有胃口，但那份孝顺之心使她临终前得了极大安慰。
在中医院的大病房里，母亲终日因伤痛而呻唤。眼看她一天天虚弱下去。肺气肿和冠心病代替了骨折，成为威胁她生命的主要病因。
第八天，我同九院的主任医生商量，将她从中医院转到隔家很近的九院分院，住进了单人病房。
然而母亲的健康状况却更加恶化了，开始住进第九医院单身病房那几天，她已有两天没有排泄了。但还能勉强吃一点稀饭，陈医生说，那是她体内电解质紊乱造成的，嘱我一定要煮酸菜鱼给她吃。
那几天我彻夜守在她的身边，晚上，等到刘启建来换我回家后我便忙着给她弄酸菜鱼汤，每天一大早，我就把煮好的新鲜酸菜鱼汤给她送去，可是她却只能呷两口再不张口。
由于极度的衰竭，她的最后几天，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有过瞬间的清醒，这时候，她微微伸开眼睛，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努力说出来，当我俯下身子，耳朵贴在她嘴边，却只听见她轻微的嗫嚅声，很快闭上了眼睛。
我们母子在中共残酷迫害下，前后合起来渡过了四十年，挣扎到今天已非常不容易，她对我的牵挂，只有趁这片刻清醒的分分秒秒想倾诉出来。
我的儿子每天都照例在放学后来守望她，每一次来，第一个动作便是伸手握住她的手，好像是他掺扶着走过这最后的几步。但是她已不能像住在中医院开始那几天可以同他交谈，而只有含泪相望。看到婆孙俩噙泪相对，我也禁不住要掉下眼泪。
我在重庆地区没有任何老家的亲戚，来探望母亲的人是她晚年在北碚缙云咨询门诊里共过事，一起渡过晚年的同事们；市工商联的代表和李重生；此外五指山疗养院的杨桂明夫妇；嘉陵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崔老的同事和三个儿女。
到临终的前三天，嘉陵中学六位代表，在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带领下，专门从成都赶来，探望将一生勤勤恳恳献身的这位教育先行者。
六个人送来了鲜花，围着病床，但母亲已经不能开口，只是张开嘴吐着大气，好像在拼命地表示，她无法完成她毕生使命的遗憾。
她的褥疮更严重了，背部擦伤的地方大片的已经溃疡。在杨桂明指导下，我每天在医护人员帮助下，给她溃烂的地方消毒，如此渡过了最后的十一天。
在九院住到第九天时，她已进入了昏迷状态，眼看着吊着的的盐水一滴一滴的输入了她的体内，而接通的输尿管里再也滴不出尿液来，她全身已呈现水肿，我意识到她的生命已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只听见她喉咙里响着呼噜呼噜的口痰声，我怕那不断涌出的口痰，会堵住她的喉咙，使她窒息而亡。所以拿着药棉花去她的喉咙里不断去掏那些口痰，我的孩子放学以后，也同我一齐掏，好像在从死神手里争夺她的生命。
十二月十八日，九院的住院部正式向我下达了母亲病危的通知书，十二月十九日，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我用热水给母亲擦了一下身子，并用蘸头孢的药棉花给她的褥疮上了最后一次药。
12月20日下午，冬雨啾啾，中午喂过她半小碗鱼粥以后，她又一次昏昏入睡。医生搬来了心脏监测器，她的心电图已非常微弱。我和妻子以及儿子三个人全都守在她的病床前，见她安祥的熟睡了一般。我把药棉签子再次伸进了她那呼呼作响的喉咙，掏出的痰越来越多。
从下午六点钟我就不停地抠那源源不断涌出来的痰。一面抠，一面痛哭，一面又声声地唤着，“妈妈！妈妈！”
我多么想能帮助她把她无力咳出的痰抠出来，幻想她会因为最后的阻塞被一下了掏通了，出奇般的长长舒一口气，然后睁开眼睛看着我。但是，我的努力终于成了永远留在我脑海里的，最后一刻同死神的争夺。
下晚一点钟左右，她永远闭上了眼睛，不管我怎么喊她，也再没有睁开眼看我一下！！心脏监测器图象表明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我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室外的冬雨下得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的冷……母亲就这样离别了我们！！
我们连夜在楼下的过道上搭起了棚帐，一直忙到21日天亮，杨桂明取出了为她特制的寿衣，替她洗漱完毕，为她换上寿衣，将她的遗体装进冰棺。六个人抬着她的遗体，放置在我们楼下的灵堂中。此时，我的脑子里一片茫然。
母亲是一个独生女儿，唯一的母亲一直跟随着她直到去世，我唯一的兄弟，死在文革中，只剩下我和妻儿替她送终。
来为母亲送行的除去崔老的三个儿女全家，和她的缙云咨询门诊部的老同事，以及她退休医院的代表，便是嘉陵中学的师生了。
但我并没有按她临终前的遗言，处理她的遗体。只是没有通知生前七旬以上的好友，特别是高自强老师。前来送别的足有两百余人，其中，李重生专程从市中区赶来。灵堂里挤满了人。
12月22日晨，就在母亲的灵堂里，我主持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我在悼词中，追述了她坎坷而平凡的一生：
“1916年10月23日，她出身在苏州河畔的一户贫民家庭。1933年她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
1936年她在苏女师毕业后，便在南京开始了她的教育生涯。时值日寇入侵，国难当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与一家人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到了重庆，积极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抗日战地服务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0年在双碑二十五兵工厂子弟小学任教育主任，与当时全国著名的教育前辈，梁淑溟等人一齐为教育救亡，贡献力量。
1944年她在兵工署支持下创办私立嘉陵中学，抗战胜利以后，她一直埋头默默为中国近代教育贡献着一生。
不料1957年被冤划右派分子，在“监督劳动改造”的压力下，忍辱含垢渡过了长达二十二年“监督劳动”生涯。
在这二十二年中，她经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祸，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时年六十二岁。但她仍坚持工作，直到1994年，才因上班挤公共汽车而跌伤，加上此时她已年届七十八岁高龄，才停止了工作。
一生辛劳使她压弯了背，但仍与嘉陵校友联系，为编写校史和回忆录继续贡献她的余生。”
母亲是一位中华普普通通的二十世纪中期知识份子，她教人和处世恪守诚信待人的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群体，如果说她（他）们千千万万人的努力起到承前继后，为建立新的教育做了自己该尽的社会责任，那便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
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的民主教育的启蒙。更多的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见证了中共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教育的残酷摧残！。
我由此联想到一位，伟大的中国近代教育杰出的先行者武训，他以忍让、委曲感动着他生活的时代，为中国的教育提出了一个苦行僧的口号。因为人性的感化，仍是教育的道德基础。他的行乞办学的精神，虽然表面看，缺乏同一个没落王朝斗争那股轰轰烈烈劲，而是用道德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全社会。
武训没有想到，在他逝世五十五年以后，一个自称为解放全人类的独载者，用卑鄙的心理对他不朽的精神，进行了公开和残酷的鞭阀。
结果，在摧毁武训的“投降主义”“向统治者摇尾乞怜”的“革命”借囗下，一个反人性的专制主义和文字狱，牢牢地控制了中国人民几十年。一个新的更残酷“教育为政治服务”的枷锁，套在民主教育脖子上，使教育成了统治者的工具，母亲就在它的驱咬下，渡过了凄凉的一生。
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社会风气中，处处看到人与人的欺诈和虚伪，一个新的怪物在中共的创导下，从另一个极端腐蚀着国民。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就在人性被摧毁的社会背景下长出了新的毒牙，当我们兴叹教育沦落到今天这种见钱眼开的地步，那是中共另一个巨头：新专制主义者所期望的。
第二节：对母亲的怀念
我的母亲为教育奋斗一生，劳碌一生，然而就在中共蛮横地剥夺了她教书育人的权力！仍矢志不移。她的晚年凄凉，中共连一处她能栖身养老的“窝”都没有给她。
若不是倚靠她唯一的儿子，得到一间八平方米的栖身地，她只能孤苦地去养老院渡过她的晚年！！但迫害设能扼杀她的终老之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独裁专制所推行的愚民政策，终会以不耻人类的狗屎堆而载入中国的史册。
今天大陆，表面上看似统一的专制政体，却因丧失人心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被迫也在向民主政体作转型的姿态。中共专制主义必以代表少数人而让出自己的地盘，吃尽毛泽东独裁苦头的中国劳动大众，也决不会自甘愚昧的境地。
母亲去世以后，一个当年没有钱读书，是母亲免费为他入学的穷孩子给母亲的唁信写道：
“得悉1999年12月20日晚母亲不幸病逝，顿时悲痛至极，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收到你12月30日的信，纪念母亲的悼词和照片，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而流泪不止。母亲的许多经历，往事不断地涌现在我的脑海里，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母亲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出众的工作能力，使我对她产生了内心的挚爱。她是我心目最善良最无私最慈爱的母亲，她对我的关爱像春日阳光温暖着我的心，使我感到很幸福，生活很充实。母亲走了，我深深地怀念她，母亲生前写给我的许多书信，我将整理好，保存下来，经常翻来看看，以寄托我的哀思和思念。”
我因此想起在毛魔猖狂年代里，对母亲屡下毒手的人，至今不知天地良知该怎样报应他们？当年母亲受到迫害时，蔡家场的农民敢向抠打她的刘巴斥责，证明人性是专制迫害狂所不能摧毁的。
出殡的那一天，为母亲送行的时候，嘉陵校友会还专门送来他们编写的《回忆嘉陵中学》一书，校友联谊会总负责人陈自立从成都打来长途电话，嘱咐道，一定要将这本书随同母亲一齐火化。
倘若母亲悲凉的一生，能使后世有志振兴中华教育的儿女有所激厉，那么她在天之灵，就得到了应有的告慰，而安心于九泉之下了！
于是我把她的一生，写成了《我的母亲>一书以志记念。
她刚去世的那几天，每当傍晚，我都会独自沿着她生前每晚散步的街道独自徘徊。特别在附近街心花园里，我会坐在花园角落里，静静坐着，仿佛又回到每天陪伴她的过去，想起她看我在她身边做操。一边听她叨叨重复我童年的故事，禁不住在树荫下潸然下泪。
第三节：为保护生存权的一场官司
在去九院清理母亲住院间期的费用时，听到住院病人讲，该院进出使多人摔伤，该院护士抱怨进出时，脚下常发生磕碰，过去就有人向九院负责人反映这情况，引起了我的注意。去那门上仔细看，这是一扇仅1.8宽的双开活页玻璃大门，门在关止处，留着内外高差十分不明显的门坎。
我取来尺子一量，那门坎只有5cm高。由于进门时，光线阴暗，病人进出门时不会引起注意，又无警示标志，特别老年人多数老眼昏花，提脚抬腿很低，很容易使他们在进出大门时，被这个不起眼门坎绊倒。我向医院负责人提出门坎致人伤害的危险，要求他们为老年人安全着想，填平它，却遭到拒绝。
2000年1月14日，我在消协王尔金秘书长支持下，填好投诉表，并按他的吩咐，整理了有关母亲跌伤的病历记录，陪伴人的目击证词，伤害我母亲的门坎照片，拿着母亲的死亡通知，1月18日我把这些材料交给了王秘书。
当即我同他一起步行到九院去找该院的院长，本想通过说理使九院的领导承认他们工作上的疏忽，并能及时治理好这条致人摔伤的门坎。我俩在九院的接待室里等了足足一个小时，等出该院处理人身伤害的唐付院长，当我们向他呈诉母亲摔伤致死全过程时，那姓唐的面带轻蔑的冷笑说：
“在我院门坎上跌倒，这首先是出事人本人的责任，何况，医院只对医疗事故负责，所以，这件事是不应当来找医院的，你们回去吧！”
我俩没想到医院的负责人，这么干脆的给了我们闭门羹。王秘书长显得非常尴尬，我却用愤怒的眼光看这盛气凌人的小官僚，一时还没有找倒足够份量的话给以还击。
这事倒引起西南工商行政报记者李良军的关注，在他釆访王秘书长，核实了我整理的取证材料后，于1月20日，在该报上发表了题为‘老人之死谁之过’的报导。不料这唐付院长不但蚩之以鼻，还打电话到报社公开威胁小李。
过了两个月适逢3月14日，北碚各有关单位摆摊记念消费者权利日之际，在九院摊位上我公开斥责来参加活动的唐某，本意敲打一下，对病人不负责任臭名在外的九院负责人，说完后，定睛看那姓唐的，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来一场官司是不可避免的了。
李良军关于九院进门门坎伤人致死的报导，在西南工商行政报上见报后，立即引起重庆媒体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市民的强烈反响。长期以来，被病人视为活阎王殿的医院，一直是市民怨声沸腾的焦点。
2000年4月，我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第九人民医院推上法庭，要求九院对母亲伤害致死负起赔偿责任。不料素与法院某院长关系密切的唐付，不知玩的什么招数，长达七个月审理后，竞无视该门坎无数次伤人的严重后果，不顾全市市民的反对，北碚法院驳回了我的投诉。
医院对本该由医院方承担的医疗事故责任，成立专门机构对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常被新闻媒体逮住，在报上曝光的事层出不穷。于是，母亲的死亡赔偿，被当作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1年4月8日在民意和舆论的压力下，北碚法院对老年康复中心的门坎伤害责任，进行了第二次开庭，那天到会的共有一百多北碚居民，坐在后边的是各媒体的新闻记者。作为人证出庭的是由雷春隆等四人组成，包括新疆石河子医院的刘医生。在新闻媒体和全国消委的介入下，这个案子惊动全国。
刘医生以雄辩的不容推卸口气，讲述了九院大门坎频频发生事故。矛头直指九院领导，那姓唐的付院长不再像上次开庭，故意做出虚张声势的狂妄态度，他在被告席上搭拉着脑袋。
北碚法院对事故的责任很快重新划定，九院终于负起陪偿的责任，一时各大报社报导了我们胜诉的消息，医院和病人的关系，原来由医院说了算，向前迈了一步。病人作为消费者的权益纳入消法保护，便成了有名的案例记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典型案例之中。
九院在北碚法庭上输了理以后，唐院长们并不甘心，背地里的交易始终在进行，他们利用上诉机会，再次与中级人民法院商量，请出专门打“疑难官司”的重庆政法委书记女儿办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们上诉的辩护律师，在事实无法推翻情况下，利用法律的漏洞引用旧赔偿标准，使赔偿金额大大降低。
九月二十日判决生效，至此、整个门槛违背建筑法致使我母亲跌伤，致死的人身伤害，九院只作了低额的赔偿而结束。
第四节：我的父亲
父亲出身于苏北盐城新兴场一个地主家里，弟兄姐妹五人，他排行老三。祖父去世后，老大占去了祖父留下的大部分田产，在新兴场上继承了祖业，当起靠田租和放高利贷的地主。
父亲因为憎恨老大的贪得无厌，中学毕业后，将家里所有放高利贷的借据，当着伯父的面一火而焚，从此兄弟反目。
1931年他变卖了分到的房产作为学资出外求学，在南京，他考上了中央大学，攻读教育学，拜师顾毓秀门下。
1935年大学毕业，眼看当时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民不聊生，中华大地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呻吟，唤起了他救国志向，1937年10月他带着一家从南京逃难到重庆，投奔顾老，去中央大学历任助教、讲师、付教授、教育学系付主任等职务。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时，刚满八岁的我，住在沙坪坝的双碑镇，那是国民政府兵工署所在地，住着许多逃难而来的下江人，“八年抗战”中，在异乡整整熬过了八年，对抗战胜利后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今天当我翻开记忆中这一页，它仍鲜活的保存着。
这年9月，我们一家随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不久父亲担任杭州师范校长。
按‘新生活运动’要求，他身体力行，每天清晨提一把大扫帚，在杭师“东升楼”前打扫校园和校门；主动撤去为他配的黄包车，把配给他的车夫派去为学生伙食团磨豆浆。
我亲眼看到杭师学生的伙食，中午和晚上，每餐至少三菜一汤，常听炊事员责备学生不知谷米来之不易。而那时各校都有学潮，学生喊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每当学生游行打这些标语，我不知内战从那里爆发，饥饿在那里犮生，祸端起于谁手？
1946年春天某一天，“东升楼”前集合了几十名学生，手臂上戴着红袖套，称他们要到市中区参加全市举行的反内战大游行。
早晨八点钟左右，父亲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东升楼前，站在他平时站立的升旗台南侧，面向准备上街的游行学生讲话，他讲到八年抗战的艰辛。
讲自己1937年从厦门返回南京，沿途只有人推的独轮车，又逢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九死一生回到南京，赶紧带着母亲，外婆抱着刚出生的我，在日机轰炸下，从下关乘船逃出南京。
日本飞机尾随着插着红十字的轮船，像追一片只有挨打而毫无反抗能力的“绿州”。“绿州”中弹了，着火了，它的甲板上倒着死人，“绿州”用鲜血染红了长江，炸弹爆炸声掩过难民的惨叫，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把奶头递给那扑在自己怀里的孩子！
当他讲到毫无反抗能力的和平居民，受到鬼子的屠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也嘶哑了。
他说：“我们牺牲了几百万抗日将士，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鬼子，昨天尝尽了苦难，今天正需要和平建设中华时，如果你们是祖国的好孩子，就只有怀着一颗报国心，而不要听从谣言和煽动，将来不易的和平时光白白浪费掉。”
他含着泪珠，希望学生们从国家和平建设大局出发，不要离校。
这一席以心对心的讲话起了作用，准备去市里参加游行的学生，纷纷摘下袖套，收起已打起的校旗，悄然散去。
到了大约九点钟左右，从膺白路方向打着“浙江大学”旗子的学生队伍，向这里缓缓走来，经过校门口时，只有两个学生加入了那支队伍，原来准备的校旗也丢在升旗台前。我记得那一天是阴天，宽阔的马路上行人很少，他们匆匆赶路，向游行的队伍投去好奇而陌生的眼光。
母亲站在家门口，一个劲喊着我，生怕我被那大队的学生吸引了过去。
1947年下半年他又在顾老的推荐下，出任中央政治大学总务长，以后又改任政大重庆分校的校长，成为大陆上中央政治大学的最后一任校长。
1948年我们离开上海时，为“中共打来了，我们怎么办”？父母亲发生了激烈争吵，母亲坚决反对“逃”。她说：“我是无党无派，共产党不会把我怎么样。”争论结果她赢了，全家放弃了去台湾。
1949年中共占领重庆后，父亲在成都放弃了飞赴台湾的机会，回到重庆北碚家中。1950年在当时中共西南军管会川东行署的指令下，去西南革命大学受训。并在那里得到中共的“政治结论”，要他去贵州参加土改工作组，回来后进行工作安排，他们说父亲是统战对象。
不料，1951年底，在中共掀起的大镇反高潮中，他在北碚家中被捕。
被捕后，由北碚法院的陈文俊（该员2006年还活在北碚）带人对我家进行大搜查，不仅将父母亲多年积蓄搜枪一空，还以“国民党大陆潜伏人员的活动经费”没收。
在父亲的反革命罪状中，首要一条就是“镇压学潮”，被捕五年后他便被关死在劳改队里。
父亲被审讯判刑严格对我们家封锁了消息，禁止我们家人探视，尤其是拒绝向家人出具他的判决书，透露他的情况。父亲就这样被他们“黑办”了。
当我的父亲成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时，我们小小五口之家面临了灭顶之灾。而我是当年父亲“镇压学潮”的目击人，很替父亲镇压学潮的罪名不服。
那时电影话剧都宣传‘解放’战争，专题讲学生运动的题材，都是描述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镇压，大批学生倒在枪林弹雨中或被抓进牢房，在阴暗的审讯室里受到老虎凳，烧烙铁等等酷刑折磨。
可是后来，我亲身领受到中共监狱的残酷折磨，才使我体会到中共的裁赃、诬蔑，领会他们不择手段的残暴。
从此，我们一家几乎遭到了中共政权的灭门之灾：我的母亲因为对父亲遭受不明不白前后矛盾的审判，在大鸣大放中提出质疑，1958年被划为右派。
同年，求学的我因同一罪名被划右派，并于1960年锒铛入狱，我的兄弟于1968年被造反派不明不白杀害，我们一家几乎家破人亡。
直到三十年后，我死里逃生回到母亲身边，她才深深后悔自己的无知，并一反过去的害怕和回避，向法院投递了为父亲的申诉。
而幼小的我，早听到中共占领区逃亡出来的人介绍中共的所作所为，此时脑海里更清楚中共的兽性。
1979年经历九死一生以后，我和母亲才得以在二十三年后，重新相聚北碚，在我十几封追问区、市、省的公安检察机关后，才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回复，说他于1956年就因肺结核钩虫病庾死狱中！时年仅47岁。
我们家，是千千万万无辜家庭，在中共暴力下破灭的一例！
第五节：合葬
母亲去世时，我想父亲带着一腔报国志向，从1931年离开故乡，在外撞荡二十年，寻求救世救国的道路，一生为教育奉献，也该让他流落他乡的孤魂，回故乡入土为安了。
然而我无法找到他的尸骨丢在何方。于是我把母亲的骨灰与父亲的遗物，作成衣棺冢合葬一墓的打算与盐城新兴场老家联系，在他们支持下，就在父亲故乡买下了一方坟地。
2000年清明后，我亲自背着母亲的骨灰盒，和当年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一条旅行口袋，与我的孩子一道乘火车辗转到了盐城新兴场。
盐城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来，过去我听说苏北地区地域苦寒。若不是让二老魂归故里的原因，恐怕我今生未必能专程到这个地方来。
来时正值初夏，在这一望无垠的平川上，空气犹为清新，比之雾气横弥的重庆简直是一个仙境，就是不知冬天到来时如何。但我想这么肥沃的水乡，定是一个适于安息的地方，若不是中国遭遇到了战争，遭遇到民主和专制的生死较量，才使父母背景离乡，发生这段伤心的经历。今天历史故去，留给我们的只有对历史的反思。
为了表述二老的生平，我在墓的后方立黑色大理石墓碑一块，上面简述了二老生平的简历。
他们俩都是新的教育事业先行者，只因为黑暗政治对他们的迫害，使他们坎坷一生，无法为振兴中华教育奉献一生，连他们组成的家庭也横遭离散之劫，家破人亡。
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更那里谈得上事业？像他们的遭遇在中国大陆累见不鲜！这是一个时代的谬误！中华民族的浩劫。！
现在他们到了冥间，可以在一起切搓他们生前献身的事业了！！
当我将骨灰盒和父亲遗物送入墓中，当一吊一吊纸花扬向天空，入殓的颂唱在耳边声声哀响，我和馨儿长跪在一派茫茫的天地之间。
人生何求？归宿何在？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又如何？
第六节：孩子在绝世里挣扎
我的父母都是好人，我的母亲求学时还是闹学潮的参与者，同民主建国会关系亲密，但是反右运动她失去了所有亲人，我唯一的亲兄弟死得不明不白，若不是老天保佑，我也是要被屠杀的，对生活绝望的母亲几乎自杀！暴政无端毁灭了我的家。
1979年当我回到重庆，母亲独自一人住在医院的集体宿舍里。见面时，我们母子俩面对她睡的单人病床，一张木桌一个凳子几个纸箱，从新开始建家。被中共摧毁的家已无法再恢复，要把家延续下去唯一只有看我了。
1980年经过我教书学校老师们的撮合，我和刘启建结婚，当时我年过44岁了，为了急于求一个孩子，1982年我们婚后第一次去峨嵋山旅行。
也许是峨眉求佛的灵验，回到蔡家后刘启建便怀上了孩子，次年六月四日，一个姗姗来迟的男孩便降生了。当我们的孩子降生后，老来得子，我俩从内心都十分疼爱这个迟来的独生宝贝，我又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二十多年，仅仅留下我和母亲。
现在因妻子和儿子到来，似乎在枯木之上接上了新生的幼芽。孩子的降临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本来同刘启建几乎离婚的僵局，因孩子降临暂时缓和。
孩子的可爱之处积存在我的记忆里，给我安慰和天伦之乐。也许因为中共独子政策，家里没有第二个孩子作伴，他从小喜欢小动物，在他的能力范围里可以弄到的小鱼、小鸟、小乌龟、小狗从来就是他童年天地里的挚友。
孩子九岁这一年过年，母亲买了一只大黑鸡，捆了双脚，放在厕所里准备年三十的下午杀。中午孩子放学回家，看到厕所里捆着的鸡，便把它松了草绳，放到楼下坝子里让它饱饱吃了一顿，再用一个木箱子，把它装好，藏在自己的床下。
下午母亲发现黑鸡不见了，到处找，终于在他的床底下拖出那个木箱，明知孩子有喜欢动物的习惯，当天下午就提前把鸡杀了。
下午馨儿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便去自己床下找木箱，当他发现木箱不见了便跑到厨房去，看到被打整得干干净净的鸡已经装在盆子里面了。
他顿时放声大哭，扭着婆婆定要还他一只活鸡。
哭罢，便从撮箕里捡出一把黑羽毛，插在阳台的花盆里，并用一块三层板，上书“黑鸡之墓”，插在装鸡毛的花盆中，旁边还点上两柱香。站在那花盆面前抽泣良久，将他爱惜生命的本性，表现得很真挚。
在他的中学作文里，多次写他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世界。写培植花草的方法，在区的中学生文艺征文中得过奖。
他读初中时，每逢周末，我们照例要到龙凤溪去捞小鱼捉蝌蚪，逮蚱蜢。
我和孩子经常不顾龙溪河刚刚退水留下的泥泞，也要去那里捉小鱼。有时穿的鞋、裤弄得全是稀泥也在所不惜，孩子给我留下不可抹去的回忆。受到孩子童心的熏陶，我自己仿佛也年轻了许多。
到了初中三年级，他常常向母亲要钱，独自去商店买一些奇装异服。袖子特别短，管口特别小，腰身很瘦，还缀着许多彩色的边条，穿在身上，对着镜子津津有味按照歌星影星的模样打扮自己。
特别是买了染发药水，把头发染得红红的，模仿着歌星们时髦的发型，在镜子面前又唱又舞。
我告诉他染发的药水是有毒的，但他并不接受，追星在他身上变成学星，他那童贞的爱好和天真的幼稚一天一天消退了。我耽心地规劝他，讲穿这些很不合身的奇装异服，有碍于他的健康和发育。
为了教育孩子，我常把我上中学背着背兜打猪草的故事讲给他听，意在用自己童年的甘苦教育孩子，讲述从小节俭，长大后养成良好习惯的道理。
但这种故事讲了几遍后，孩子却不耐烦的说道：“老是听你翻那本老皇历，让人烦不烦呀，总不能用你那个连饭都吃不起的年代要求我吧！”
为了应付联招考试，初中三年级，我们不得不将孩子从22中学转到北碚的118中学，这所学校因考入重点高中的升学率连年攀高，而在北碚地区出名。我们想在这一学年里，专门的给他进行教材难度的加餐。
“填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必需做大量超过大纲的偏题怪题，考前一个月内为强记这些怪题的有关公式，规定每天起床前，必需把前一晚上要记住的东西统统默念一遍，凡有不记得的强记二十遍。
经过联招考场的筛选，我们的孩子以1：3的录取率被朝阳高中录取，说明孩子在学业上完全可以跟上。
孩子考进朝阳中学以后，我已从工厂退休到城里打工，没有时间再督促他。刘启建更认为翻过重点高中门坎，考大学便没有问题了。
当每周星期天，我回家检查孩子的作业时，才发现平时作业教师根本没有批改。照说高中课程比之初中难度大得多，加上孩子在课堂上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毛病，使他在课堂上留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疑问。布置的作业，教师既没有检查，更没有督促。课堂上拉下的账在作业上没有及时弥补。
久而久之，孩子越来越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加上文革遗风并没受批判，学而无用的观点在他脑海里起了作用。主观上没有及时弥补的积极性，放学以后受到社会上坏风气的干扰，同班里和几个本来就是差生的议价生，交上了“哥们”，我们孩子的功课就这样一天天蹋下了。
老师的师德很差，他的班上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上英语课时，年轻的罗老师在一次课堂抽问时，抽到了他，当时他没的回答出来，直楞楞地站在那里。那罗老师不是善意的督促，而用尖刻的语言嘲笑道：
“你上课一直在讲话，以为我没看见你，你自己不好好学习，还猪八戒倒打一钉钯，说我们只知道收你们学生的钱，却不负责任管教你，你反正也不像一个学生，如果你不听，就给我滚出去，没有你这个学生，看我会不会在月底工资中少拿一分钱？”
倔强的孩子因此赌气，走下坐位出了课堂。从此便完全放弃了英语课，后来期末考试，孩子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刘启建接到成绩通知，才开始翻看孩子的作业，发现已经整整有三个月英浯课堂作业没被老师批改过，追问孩子，他回答说，我讨厌这女人，她讲的我根本没听懂过。再追问下去，孩子才讲出在上英语课时发生过的这件事。
高一学年下半期，孩子迷上了网吧。开始时，他还仅仅在有电脑的同学家中上网，时间也选在周末晚上。后来上网成瘾，在几个同学相约下，每晚都去网吧，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为了怕母亲跟踪发现他在哪一家玩，他还故意变换离校的时间和走出学校的位置，使去校门口接他的母亲每每扑空。
直到有一次，几个辍学的小流氓在网吧里动手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两耳光，他还久久的瞒着我们，当然更不会向学校报告了。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更大的事情发生了，使他瞒不住了，才讲了出来——
有一天，直到晚上十二点了他还没有回家，刘启建焦急的向几个平时和他在一起玩的同学家里打电话。这几个孩子都睡了，从床上爬起来回答说：“晚上下晚自习就各回各家了，所以不知道他回家没有，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我和刘启建的心像猫儿抓一样，社会上很乱，生怕他在夜半更深出事，我忍不住走到街上去找他。但此时街上夜雾迷茫，行人已十分稀疏。我对着街上像疯子般喊着孩子的小名，静下来的马路上并没听见孩子的回应。
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钟，他才回到家里，进门时脸上带着伤痕，衣服上沾着泥巴，在我们追问下，他才讲出他们学校与街上另一所学校学生打群架的事，他们学校还打伤了两人，住在医院。
接连发生了两次放学途中被抢被打的事后，我不得不与他们班主任商定，今后凡下了晚自习，他的母亲到教室接孩子时，没接到的，发生问题一律要由校方负责。
事实证明，把精力放在议价生的校长，对学校发生如此严重的事件根本无所谓，议价生这种不花精力和努力的横财，使学校的头们利令智昏。
名牌的重点学校教育，完全被校长之流追逐蝇头小利变质。他们哪能肩负培养品学兼优的国家建设人才重任？要转学校，就要交几万的转学费，何况那一所学校不都是半斤捌两。
孩子高中阶段陷入“网聊”以后，每夜也不知与荧屏相隔多远距离，同另一个不相识的人用奇怪的称呼，嘻嘻哈哈把道听途说的消息，天南地北的神侃起来。开始是好玩，渐渐的彼此交流着厌学和对人生前途。
为了弄清他在网上同谁交谈，我专门搜了他的课桌，在我收搜他的网友来信中，还发现了一个南昌的网名叫巴比的来信，信中告诉我，他不是一个中学生而是一个工人，爱好唱歌。
不久，这年青人来了北碚，在我家住了三天后才离去，每天晚上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放音乐碟子，因为离高考，只剩下最后一学期了。
在他离去时，孩子还向我告假，说巴比请他在春节到南昌去玩。在遭到我拒绝后，一味迁就他的母亲，给了他两百元作路费，春节前与我不辞而别，去了南昌。当我知道后，孩子已经上了火车。
大年三十的下午六点钟，天色已暗了下来，防盗门的门环上响起了拍击声，早已守候得望眼欲穿的刘启建，像一个皮球一样从沙发上蹦了起来，冲到门口。
我从刘启建身后，看到他穿出去的那套最华贵的综色西服上糊满了泥，那平时精心梳理的头发，发型也被破坏变成了一蓬黄色的乱草。！
脸颊颧骨突起，平时孩子气的脸蛋变得又黑又瘦，精神十分沮丧，眼皮搭拉着，看样子好像几天几夜困在矿井下刚脱险而出的矿工，那一刻他给我的印象是累极、饿极、疲倦之极。
我当时低估了社会的影响，尽管孩子吃了到南昌的苦，但影响他的东西却没有变。过了几天，他依然故态复萌，依然地染红头发，依然的穿奇装异服，依然坚持他选择的生活方式。
高考以后他便独自去了成都，幻想走上舞台的孩子，被一家酒廊的歌舞厅看中，要他去那里担任报幕员。我虽心中疑惑怕他在那种环境，被烟毒、娼妓、黑社会所害，陷入可怕的深渊，但已回天无力。
为了帮助孩子建立自已的家，我仍拿出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的七万元积畜，给他购买住房，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有买房子，而是用这笔钱与他的男友，开了一家小餐馆，尤其没料到，开店剩余的钱，被他母亲以抚养拉下债务的名义，还了长期累积的债务。
2009年我己七十二岁，还必须面对老来的孤独。人到晚年，倍觉凄凉、夜半一觉醒来，感到枕巾上沾着刚留下泪痕。
就因为我和刘启建本来就缺乏了解、相爱、相尊。时间一长，裂痕不断在孩子面前公开暴露，于是宽严不但没有得到互补，反而偏执的双方对对方横加指责，在孩子心理上留下恶劣后果。
2009年7月，接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说刘启建己被刑事拘押，一个家落到这步田地是我人生的失败，但此时最难受的莫过于孩子了，所以当他责问我，家破碎成这样，妈妈落到这步下场，你要负几成责任？并说他之所以2001年独闯成都，就因为逃避父母的吵架。
2011年6月，我收到他从渝中区看守所打给我的电话称：他被拘留两周，含糊其辞说了拘留原因。
真没想到，他二十八岁生日，竟和他的同性恋男友在看守所渡过。拘畄期满回到家中，我才看到他已经完全变异，欺侮身生的父毌，成天沉埋在音色中。
可悲的是，他长期受了中共洗脑，对我的教育和警告置若网闻，还在天真寄希望中共会安排他一个满意的工作。
至此，我和母亲团聚后建起来的家实际巳经破败。我们这个教书为业的家，从此就在大陆上消失了。
难道这是苍天惩罚？我们何以归终？去敬老院还是能去一亇足可让我完成我的写作，较为安定的去处？那儿才收留我？
而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此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
至此，我们的没有了后代，按中华民族观念，孔家解体了。大陆上无縁无故遭此家破人亡厄运的何止我一家？
常听人说，不良社会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刃，我唯一的孩子难道就这么无声无息的丧身在这柄利刃之下？
（待续）
